潍坊城址迁徙与白浪河流域的文明赓续
搏天虹
潍坊，这座深植于白浪河流域腹地的历史文化名城，自西汉平寿县正式建制起，便在两千二百余年的岁月流转中，勾勒出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的城市演进轨迹。白浪河的水文滋养、鲁中丘陵与渤海平原过渡带的地理格局，共同塑造了潍坊城市发展的地域基因；而从先秦方国都城到秦汉郡县治所，再到唐宋州府、明清县城的建制更迭，更使其成为承载中国传统二级城市起源、发展与定型完整历程的典型样本。尤为关键的是，这座城市的文脉根脉始终深植于昌乐沃土——潍坊城的最初雏形依托昌乐营丘汉代平寿城孕育而生，后沿白浪河顺流而下完成数次迁徙，最终积淀成今日贯通古今的城市格局，成为白浪河流域文明传承的鲜活载体。
追溯潍坊城市发展的源头，昌乐营丘的地理与历史地位无可替代。早在先秦时期，营丘已是东夷文明的重要节点，相传为姜太公封齐初都，彼时的城邑雏形已彰显“依山傍水、扼守要冲”的选址智慧。考古工作者在昌乐营丘遗址（今昌乐县营丘镇古城村周边）的发掘证实，此处存有大规模先秦至汉代城址遗存，核心区域面积约1.5平方公里，与文献记载的西汉平寿县治范围高度契合。尤为重要的是，遗址考古揭示，姜太公时期营建的城池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呈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层级，周边环绕金钗河、官庄河、白浪河及窦公渠上游水系，形成天然防御体系，这种“三重城垣、四水环绕”的格局，精准印证了早期营城“防御优先、依水而建”的核心逻辑。西汉初年，平寿县治正式设于营丘，这座依托白浪河上游河谷台地构建的县城，成为潍坊城市建制的起点。此处地势高亢平缓，既规避了河流汛期的水患威胁，又可便捷取用白浪河水源，满足城市灌溉、饮用与交通需求；同时，作为鲁东与鲁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平寿城借河谷通道串联周边聚落，逐步形成以县城为核心的区域治理网络。考古发掘与推测成果表明，这一阶段城市规模虽不算宏大（城墙周长约3公里，设东、西、南三门），但已形成“官署居中、民居环绕、作坊外设”的基础空间结构——城址核心区出土大量汉代官署遗存，包括云纹瓦当、“平寿丞印”残印等；周边区域发现密集的半地穴式民居遗址及制陶、冶铁作坊遗迹，其中冶铁作坊出土的铁犁铧、铁镞等残件，清晰印证了当时手工业服务于农耕与军事的核心职能；城外聚集的农耕与商贸村落，与平寿城形成“城村相依”格局，共同构成潍水上游的文明聚落体系。此外，营丘镇崇山发现的上古祭坛遗址，留存有多根黑色火成岩雕刻的石柱遗存，经考证为远古生殖崇拜圣地，进一步佐证了该区域作为东夷文明密集区的悠久历史积淀。
循着时间脉络，追溯潍坊城市从源头到定型的完整发展历程，清晰划分出两大核心阶段：其一为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之前，以白浪河上游昌乐营丘、古城两村为核心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城市发展深度依托潍水上游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营丘作为区域政治文化中心，既承担郡县治理核心职能，更承载潍河流域上古方国的历史记忆——从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明遗存，再到汉代平寿城的建制完善，营丘的文明积淀始终与“唐（鄌）、尧、丹、朱”等上古文化符号存在隐秘历史关联，为潍水文明埋下最初火种。这一阶段的城市发展虽受生产力水平掣肘，规模与职能相对单一，但“依河而建、因河而兴”的地理逻辑，已为后续城址迁徙奠定核心范式。
其二为北齐天保七年之后，城市中心逐步向白浪河下游迁移并最终定格于近代潍县城的成熟发展阶段。此次城址转移并非偶然，而是自然环境变迁、政治格局调整与经济发展需求协同作用的结果。从自然因素看，白浪河上游长期农耕开发引发局部水土流失，河道淤积加剧，导致上游河谷台地的灌溉与航运条件日趋恶化；而下游冲积平原地势开阔平坦、土壤肥沃，且紧邻潍水主河道，航运能力更强，更适配城市规模扩张需求。从政治与经济因素看，南北朝后期政权更迭频繁，区域战略重心东移，白浪河下游作为连接胶东半岛与鲁中腹地的交通要冲，战略价值愈发凸显；同时，潍水主河道航运发展带动商贸繁荣，下游聚落逐步兴起，为城市中心转移提供了坚实经济支撑。自北齐始，北海郡治从上游营丘迁至下游今潍城区域，此后历经隋唐北海县城、宋金元潍州城、明清及民国潍县城的持续演进，潍坊城市格局逐步定型，开启“河城共生、商贸兴盛”的发展图景。
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潍坊城市形态的演变细节与深层动因探析，通过还原各阶段城市的规划选址、规模形制、空间结构与核心职能，解码潍坊城市历史地理的演化逻辑。两汉平寿城（昌乐营丘）作为城市源头，其选址严格遵循“高亢避水、临河通衢”的传统营城理念，城墙采用版筑夯土工艺，城内以官署为核心，沿中轴线分布道路与公共空间，外围为居民住宅区与手工作坊区；手工业以制陶、冶铁为核心，产品多服务于区域农耕与军事需求，此时城市职能以政治治理与军事防御为主，兼顾少量区域商贸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海郡治的巩固，城市规模显著扩张（城墙周长扩展至约4.5公里，增设北门，形成“四门对开”格局），这一变化已得到考古发掘佐证——今昌乐营丘遗址外围发现魏晋时期城墙扩建遗迹，夯土层次清晰，且夹杂大量魏晋时期陶片、砖瓦片。空间结构日趋复杂的特征亦有考古支撑：城址东北部发掘出疑似瓮城的弧形夯土遗存，印证了战乱频仍背景下，北海郡城军事防御职能的大幅强化；同时，作为区域文化中心，城内涌现学府、寺庙等文化设施，城址西南部发现的佛教造像残件（含北魏风格飞天纹饰石雕），证实了佛教传入后寺院兴建的历史，这些寺院也成为当时城市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聚集与商贸初步发展，推动城内形成小型商业街区，考古工作者在城门内侧区域清理出大量魏晋时期钱币（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与日用陶器残片（陶罐、陶碗等），佐证此处曾为商品交易集散地，流通商品以粮食、布匹、陶器等日用品为主。这一阶段的城市发展，既受战乱影响呈现“防御优先”特征，又在民族融合进程中逐步积淀多元地域文化基因。
隋唐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为潍坊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随着大运河开通，潍水航运与运河航运实现间接联通，北海县城的经济职能大幅提升。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墙周长达6公里左右，这一数据源自今潍城区域隋唐城址的考古勘探——遗址残存的夯土城墙基宽约12米，远超魏晋时期的8米，直观反映城市防御能力与规模的双重升级。空间结构呈现“官署区、商业区、居民区、文化区”分区明确的格局，考古发掘显示：城址中部为核心官署区，出土带有“北海县印”铭文的陶封泥与唐代莲花纹瓦当；商业区从城门内侧延伸至城内主要街道，今潍城区向阳路一带的隋唐遗址中，清理出密集商铺遗迹，发现大量唐代“开元通宝”钱币、青瓷与白瓷残片，其中不乏邢窑、越窑外销瓷片，印证了“一街一市”的商贸格局与对外商贸往来；手工业分化出纺织、印刷、制盐等多个门类，城址东南部发现的唐代纺织作坊遗址，出土纺轮、织机部件等遗物，证实纺织业已初具规模，产品借潍水航运销往周边地区。同时，隋唐北海县城重视教育文化建设，兴建官学、书院等教育机构，城址北部发现的唐代国子监刻石残片，佐证了当时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其成为潍河流域的文化高地。
宋金元时期，潍坊地区历经政权更迭，城市建制与发展呈现鲜明时代特征。北宋时期，潍州正式设立，城市建制等级提升，规划更趋规整，城墙采用砖石包砌，这一形制变革已被考古证实——今潍城宋城遗址出土的砖石城墙残段，外侧包砖规整，内侧为夯土核心，防御能力较前代显著增强；城内街道布局形成“棋盘式”格局，考古勘探发现的宋代街道遗址（宽约6米，路面铺设青石板），印证了规划的规整性。值得注意的是，潍坊地区发现的昌邑宋代古城东门遗址，进一步佐证了这一时期的营城规制：该东门门基长约8.6米，以条石错缝叠砌而成，门洞平铺条石，石面留存两处明显车辙，与文献记载“宋建隆三年筑土城，周五里有奇”高度吻合，其叠压遗存特征亦反映出宋代之后历代均在此基础上改建的历史脉络。商业街区愈发繁荣，出现专业化市场，城址核心商业区遗址中，清理出粮食储存坑、布匹印染遗迹及大量宋代“祥符元宝”“熙宁元宝”等钱币，对应粮食市、布市、五金市等专业化市场的存在；杨家埠年画雏形在此阶段已出现，相关区域发现的宋代木刻版画模具残件，为这一历史记载提供了考古佐证。金代与元代，受民族融合影响，城市空间结构融入游牧民族建筑风格与生活习俗，考古发掘的金代官署遗址中，发现带有游牧民族纹饰的柱础石与灰陶壶；元代遗址则出土多民族风格器物，如蒙古族风格铜壶、汉族风格青花瓷等。同时，航运条件持续优化推动城市商贸范围进一步扩大，潍水沿岸宋代码头遗址中，发现来自华北、胶东乃至江南地区的货物遗存，证实其已成为连接华北与胶东的重要商贸枢纽。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既延续“依河而兴”的传统逻辑，又在政权更迭与民族融合进程中实现职能与文化的多元发展。
明清及民国时期，潍县城格局最终定型并逐步向近代转型。明清时期，潍县城城墙周长约5公里，设四门，这一格局通过明清城址考古勘探与现存城墙遗迹得以确认——现存潍县古城墙残段（如北关城墙），保留明清时期砖石包砌工艺特征，城墙内侧发现大量明清民居与官署建筑遗址。城内形成“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四关厢，关厢区域成为商业与手工业核心聚集区，考古工作者在东关遗址清理出大规模明清手工业作坊群，包括杨家埠年画作坊、风筝制作作坊等，出土大量年画木版、风筝骨架与彩料，印证特色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同时，潍县城作为鲁东商业重镇，钱庄、票号、商行纷纷设立，城址中心区域发现的明清钱庄遗址中，出土大量银锭、铜钱与账册残页，证实其商贸繁荣程度达历史顶峰。城市空间结构形成“城内为官署与民居、关厢为商贸与手工业”的清晰格局，十笏园、万印楼等宗教与文化场所的兴建，进一步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十笏园遗址的考古发掘，清理出清代园林建筑的台基、廊道遗迹，出土大量精美瓷器与园林构件。民国时期，胶济铁路通车推动潍县城交通格局发生重大变革，铁路沿线区域逐步兴起，考古发现的民国时期工厂遗址（如纺织厂、火柴厂）、学校与医院遗址，出土近代机器部件、课本残页、医疗器械等，证实工厂、学校、医院等近代设施已开始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六年潍县政府在城内县文庙设立金石保存所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的文庙遗址及相关文物管理遗存相印证，反映出近代潍坊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初步保护意识。城市空间从“依河发展”逐步向“沿河与沿铁路并举”转变，传统城市职能逐步向近代工业、商贸与文化教育并重的方向转型。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潍坊从昌乐营丘汉代平寿城沿白浪河移址演进的全过程，始终贯穿“自然适应与人文驱动相融合”的核心逻辑。自然层面，白浪河的水文特征与流域地理环境决定了城市“依河选址”的基本规律，从上游河谷台地到下游冲积平原的迁徙，本质上是城市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调整；人文层面，政治建制更迭、交通网络重构、经济重心转移与民族文化融合，共同推动城市中心转移与职能升级。周边村落作为城市发展的“外围支撑”，始终与城市保持紧密经济文化联系——古代为城市提供农耕产品与手工业原料，近代参与城市商贸与手工业协作，成为潍水流域“城村共生”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潍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并非单纯的历史考据，而是旨在通过梳理城址迁徙的历史脉络、解析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因，深入探究传统城市演化的普遍规律与地域特色。这种对城市过往的回溯，既是为厘清潍河流域文明传承的内在脉络，助力人们读懂潍坊城市个性的形成根源——从昌乐营丘的上古文明基因，到白浪河下游的商贸文化积淀，每一处历史遗存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注脚；更是为当代城市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指导潍坊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更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潍水资源、协调城乡发展格局。这段跨越两千余年的城址迁徙史，不仅是潍河流域文明的宏观叙事，更为理解城市与流域、乡村与城市的血脉关联提供了生动注脚，也为相关历史研究与书写提供了深厚的地域文明背景与历史坐标。而潍坊从昌乐营丘沿白浪河移址演进的历程，更印证了白浪河作为“母亲河”的核心价值——既孕育早期城邦，又串联流域内城市与乡村的文明基因，成为维系地域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