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总集观念的异域之眼
——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集家文献著录为中心
翟新明
内容提要：日本平安朝前期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一部中古时期见存汉籍目录，其总集家部类设定因袭《隋书·经籍志》，但在具体的文献著录上则有其特异性。《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继承了《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多体选本、分体选本、单篇与一人作品并录的著录标准，但同时打破了后者的文献类聚与文体叙次规则；复将诗文作法等文论著作统一移置小学家之末，最早实现了文论著作在总集部类之外的独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呈现出独特的选本而无评论的总集观念，提供了异域之眼的海外目录学观照。关键词：《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集家；选本；文论
藤原佐世（847—898）所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下简称“《见在目》”），奏进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唐昭宗大顺二年），是一部记录至日本平安前期为止传世的汉籍总目录。虽然在清光绪十年（1884）黎庶昌将其刊入《古逸丛书》以前，《见在目》并未进入中国学术史视野，也就未曾对中国古典目录学产生影响，但作为成书于宋前的一部汉籍目录，与《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全据《古今书录》，本文径称“《古今书录》”）并为目前仅存的三种唐代综合性汉籍目录，此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见在目》著录主要依据于日本当时所存汉籍，与《隋志》、两《唐志》所著录文献相比较，“《见在目》中竟有三分之一弱的图书不见于中国三大史志目录”[1]，为丰富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海外影响研究和考察汉籍东传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材料。近代以来，《见在目》引起日本与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涉及版本、校勘、典藏等各个方面，已成为中古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对于细目的研究，则以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一书为代表，可以视为是《见在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见在目》的编纂深受中国目录学影响，孙猛考证称：“《见在目》的体例主要模仿《隋志》，稍加变通。”“《见在目》的体例以及部分著录内容，很可能还模仿、参考了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集贤院见在书目录》。”[2]故《见在目》可以视为唐代初期书目编纂观念在日本的目录学实践。不过，《见在目》的部类设定虽因袭于《隋志》，但在各部类之下的实际文献著录上又存有较大不同。以总集类（家）而论，《见在目》总集家著录文献84部，相较于《隋志》的107部、《古今书录》的124部、《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的188部，数量并不为多。[3]其中，刘勰《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李德林《霸朝集》、昭明太子《诗苑英华》、徐伯阳《文会集》、徐陵《玉台新咏》等6部见著于《隋志》总集类，李善注《文选》、公孙罗《文选钞》、公孙罗《文选音决》、释道淹《文选音义》、许敬宗《文馆词林》、释惠静《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康显贞《词苑丽则集》、释僧祐《弘明集》、释道宣《广弘明集》、庾自直《类文》等10部见著于《古今书录》总集类，曹宪《文选音义》、孙翌《正声集》、殷璠《丹阳集》、崔融《珠英学士集》、殷璠《河岳英灵集》、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及《刘白唱和集》等7部见著于《新唐志》总集类。以上23部，即《见在目》与《隋志》、两《唐志》总集类相重合的文献。[4]在此之外，尚有61部文献为《见在目》总集家著录，而未见著于《隋志》与两《唐志》总集类。这些文献大多亡佚无征，但仍可据其书名及其他相关文献，考察其被纳入《见在目》总集家的著录标准，并与《隋志》相对比，考察其内隐的总集观念变革。《隋志》总集类著录总集文献及其观念，可以概括如下：“多体选本与评论著作，分体选本与评论著作，以及一人和单篇作品，都被容纳在‘总集’类名之下。换言之，凡是不属于楚辞类（楚辞体）、别集类（以‘集’命名的个人文章合集）的集部文献，都得以成为‘总集’。”[5]即是说，《隋志》观念下的总集，不仅包括选本，也包括评论著作，还将在书名中体现文体特征的单篇与一人作品也纳入其中。与《隋志》相同，《见在目》总集家的文献著录，也包括了多体选本、分体选本，以及刘勰《文心雕龙》之类的评论著作和王融《归信门颂》之类的单篇作品。表面上看起来，《见在目》是对《隋志》总集观念的因袭和延续，但在具体的文献著录和排序规则上，尚有着明显不同，也由此呈现出中古时期中国古典目录学总集观念在域外的新变。
一、从类聚到割裂：《见在目》总集家多体选本著录与规则变化《见在目》总集家著录的选本，可分为多体选本与分体选本两种。在《隋志》中，多体选本与分体选本各自类从，分体选本内部又遵从文体叙次规则，各类文体之间不相杂厕，呈现出明显的类聚特点，是从文体视角对选本的有意区分。[6]至于《见在目》总集家，既有对《隋志》选本类聚规则的因袭，但更多则体现出对此种类聚规则的割裂。《见在目》对多体选本著录的类聚，主要体现在《文选》类著作上。《见在目》总集家集中著录了与《文选》相关的著作十部，包括昭明太子《文选》、李善注《文选》、公孙罗《文选钞》、《文选钞》、李善《文选音义》、公孙罗《文选音决》、释道淹《文选音义》、曹宪《文选音义》、《文选抄韵》、《小文选》。此十部均以“文选”为集名，前九部是萧统所编《文选》及后世对《文选》的注（一部）、钞（两部）、音义（四部）、抄韵（一部）[7]之作，内部区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唐钞本《文选集注》中所收各家注本的叙次为李善注、《钞》、《音决》、五臣注、陆善经注[8]，其中前三类与《见在目》之分类和排序相同。此可反映出在唐代《文选》学兴盛背景之下，日本学者所编《见在目》对《文选》类著作分类与排序的观念，及与时代所形成的学术呼应。最后一部《小文选》已不可考，《见在目》不将其与《文选钞》《文选音义》等相类从，可知非对《文选》的注解音义；推其名义，或系对《文选》篇章的选录，或与《新唐志》著录的《续文选》《拟文选》相似，为对《文选》的续选之作，故以“小”命名。此十部著作不仅自相类从，且内部亦有一定的逻辑叙次，形成《文选》类著作群，显示出《见在目》对《文选》类著作性质相近的认识，其背后有着明显的文献类聚意识。相较于《隋志》仅著录《文选》《文选音》两部，《古今书录》著录《文选》及其注、音之作六部，《见在目》区分《文选》类著作为原书、注、钞、音义、抄韵、选录等六类十部，不仅文献更多，且分类更为细致，体现出日本对于《文选》类著作的接受与重视，具有《文选》学史上的重要意义。除《文选》类著作外，《见在目》还在其后著录许敬宗《文馆词林》，又著录有康显贞《词苑丽则集》、庾自直《类文》。此三书与《文选》相似，均为两《唐志》总集类著录，为多体选本。此外，《见在目》总集家还著录有《文林丽藻集》《大唐新文章》《文房丽藻》，此三书均已不可考。“文林丽藻”者，或出于陆机《文赋》“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9]，指称文章辞藻之胜，“文房丽藻”与“文林丽藻”并无不同。若仅从“文林”“文章”“文房”等名集之语词而言，疑三书同为多体选本。不过，日本高阶积善于一条天皇宽弘七年（1010）前后编成《本朝丽藻》，所选均为汉诗。萧瑞峰考察称“以‘丽藻’名集，前虽未见”[10]，实则《见在目》所著录已有《文林丽藻集》《文房丽藻》两种以“丽藻”名集者，“本朝丽藻”之名，当与前者有所关联。但《本朝丽藻》全录汉诗，为诗体而非多体选本，由此重新推断《文林丽藻集》《文房丽藻》之性质，亦无法完全确认为多体选本。姑列此存疑。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多体选本在《见在目》总集家中的位置叙次。十部《文选》类著作群与《文馆词林》前后相次，表明《见在目》存在将多体选本类聚的主观愿望。但《词苑丽则集》被著录在总集家之中（《新集》之后、武则天别集之前），《类文》被著录在总集家之末，因此与其他分体选本相杂厕，形成了《见在目》总集家中多体选本的分散孤立姿态，也就造成了对多体选本类聚规则的割裂。这与《隋志》将多体选本统一置于总集类之始、从而与其他分体选本相区隔形成了明显对比。除一般性的诗文多体选本之外，《见在目》总集家还集中著录了两部佛教相关的多体选本，即释僧祐编《弘明集》、释道宣编《广弘明集》。《见在目》总集家著录的佛教选本，还有《金轮万岁集》《镜中集》。孙猛认为《金轮万岁集》即两《唐志》著录的武则天别集《金轮集》。[11]但两《唐志》著录《金轮集》均为十卷，《见在目》著录《金轮万岁集》则为五十一卷（含一卷目录），二者卷帙悬殊较大。其次，《见在目》总集家还集中著录了武则天《垂拱集》《圣母神皇垂拱后集》《圣母集》三种别集，此三书自相类从，与《金轮万岁集》叙次相隔甚远，是故孙氏之说尚可存疑。《镜中集》，孙猛认为即《见在目》别集家著录的《释灵实集》，亦即《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中抄录的《镜中释灵实集》。[12]按日本僧永超《东域传灯目录》著录梵释寺藏书，中有《镜中集》十卷，注：“释灵实集。”[13]其后又著录《则天大圣皇后集》十卷、《金轮万岁集》一卷。《则天大圣皇后集》，《见在目》著录于别集类，《东域传灯目录》注：“枚数少，故或合卷也。佊见スルニ多愿文集。”[14]知为愿文集，内容与佛教相关。《镜中集》《金轮万岁集》同被收入著录佛教文献的《东域传灯目录》中，也应是选集与佛教相关的文章而成，亦即同为佛教选本。《见在目》总集家还著录有《镜中观妓集》《后集》，以“镜中”为名，疑与《镜中集》相似，与佛教相关。不过，此类选集也并不与《弘明集》《广弘明集》等相类从，同时各自分散著录，没有体现出同类型选本的类聚规则。要言之，《见在目》总集家著录的《弘明集》《广弘明集》自相类从，《金轮万岁集》《镜中集》自相类从，四书均为选录佛教相关文章的选本，显示出《见在目》对此类选本的重视。《弘明集》《广弘明集》两部佛教选本在《古今书录》中也被集中著录于总集类分体选本之末，着重体现出选本之外的宗教属性。[15]《见在目》虽未参考《古今书录》，二目对于佛教选本的类聚规则之接受与否也不相同，但日、中两种书目之间恰好形成了此种著录观念上的呼应。
二、集名与分类：《见在目》总集家诗体选本著录与类聚规则背离《见在目》总集家中著录有多种分体选本，诏体选本如李德林《霸朝集》，连珠体选本如《连珠》，杂文选本如《杂文集》，论体选本如《六艺论》，书仪体选本如《文仪集》《大唐新集书仪》，俳谐体选本如《启颜录》，语录体选本如《前代君臣语录屏风本》《帝德录》，而以诗体选本为最多。值得关注的是诗体选本集名所体现的选本分类，在对诗作的汇编选集外，还可直接以年号、地域、入选者身份、集会、唱和、秀句等为集名，展现出诗体选本编纂的多样形态。[16]《见在目》总集家集中著录了《诗苑英华》《续古今诗苑英华集》《注续诗苑英华集》《续诗苑英华抄》等四部诗体汇编选本。《诗苑英华》为昭明太子萧统所集,见著于《隋志》、两《唐志》总集类。《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为释惠净所集，见著于两《唐志》总集类,《续高僧传》称释惠净“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17]，既为《诗苑英华》的续作，也属于诗体选本。《注续诗苑英华集》《续诗苑英华抄》则为对《续古今诗苑英华集》的注、钞之作。由此，形成以《诗苑英华》为中心的著作群类聚，并呈现出原书、续选、注、钞的内部分类叙次。《见在目》总集家另著录孙季良《正声集》、徐陵《玉台新咏集》，均为汇编诗选。另有《类集》《要集》《新集》《玉相集》《诗苑》《文箱集》等，虽已无从查考，但从其集名来看，也应是对诗作的汇编。汇编诗选之外，还可以与选本内容相关的标志性语词直接名集。以年号名集者，如《天宝集》三卷、《天宝集》九卷。孙猛称“其书不详”[18]，富嘉吟则据日本引据《天宝集》的文献考证称：“现存《天宝集》所收录的作品，包括韦承庆《雁》、上官仪《王昭君词》、韦嗣立（或赵彦昭）《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及无名氏《捣衣诗》四首，其诗体并无一定之规，可见《天宝集》并非单纯收录某一种诗体的选集。就风格来看，似乎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审美倾向。”“书名中的‘天宝’二字应当是指称成书的年代。”[19]可知《天宝集》为唐玄宗天宝年间成书的诗体选本。《见在目》总集家还著录有《开成集》《贞观集》，其集名中的“开成”“贞观”，以前例推论，也应是指成书时的年号，亦即唐文宗（开成）、唐太宗（贞观）时期所编成。以地域名集者，如殷璠《丹阳集》。高仲武《唐中兴间气集序》称：“《丹阳》止录吴人。”[20]知为选录丹阳（润州）地区诗人诗作的选集。同为殷璠所编的《荆扬挺秀集》则是对荆州、扬州二地诗人诗作的选集。[21]殷璠又编有《河岳英灵集》，其序称：“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22]是其集名有意凸显地方特色，但已经突破了单一地域而走向“河岳”所代指的整体疆域。此外如《河南集》《凤岩集》《豫章集》《金华瀛州集》，当亦为地方诗选。以诗作入选者的身份名集者，如《珠英学士集》。此书见著于《新唐志》总集类“不著录”部分，注称：“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23]即崔融编选武后朝参与修纂《三教珠英》的诸学士之诗集，故高仲武《唐中兴间气集序》称：“《珠英》但纪朝士。”[24]《见在目》总集家还著录有《朝士近代大才集》《吏部集》《建国种会集》《大周朝英集》等，从其集名来看，也应属于选录朝士诗作的选本。以集会、唱和名集者，前者如《文会集》《续文会集》。《文会集》见著于《隋志》总集类，为陈宣帝太建年间诸官员集会之诗集[25]；《续文会集》即其续编。后者如《刘白唱和集》（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集）、《杭越寄诗》（元稹、白居易、李谅等唱和诗集）。《见在目》总集家又著录《适越甲离集》，孙猛称：“单凭书名揣测，此书似乎是裒集某北人被迁‘适越’之际，众友人‘惜离’‘叙离’‘叹离’之作。”[26]当为集会（唱和或送别）诗集。又有《偃松》，孙猛考证称：“当时蔡孚《偃松》诗，以唐玄宗赐和，又御书刻石，流布甚广，应制唱和者也众。”[27]陈尚君亦称：“《偃松集》疑即和蔡孚《偃松篇》诸诗之结集。”[28]应为唱和诗集。以秀句名集者，即选录秀句（佳句）作品的诗歌选本，如《秀句集》《词林警句集》《古今诗人秀句集》。《文镜秘府论》所存元兢《古今诗人秀句集序》称：“今剪《芳林要览》，讨论诸集……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29]可知此书为秀句（诗作）选本。日本僧人空海（774—835）曾奉敕在屏风上书写《古今诗人秀句》[30]，元兢《古今诗人秀句集序》又称：“此乃详择全文，勒成一部者，比夫秀句，措意异焉。”[31]由此可推断秀句集并不收录全文，而只选取诗作中的秀句成集。相较于一般汇编诗选直接以“诗”“集”名集，部分诗体选本通过年号、地域、入选者身份、集会、唱和、秀句等标志性语词名集，实现了诗体选本集名的多样化。此类集名又直接体现出其选本的内容与主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是唐代诗体选本编纂者在集名上所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规整化”处理。不过，《见在目》总集家中的诗体选本既未能自相类聚，诸多类别之间也未能形成主题类从，而是呈现分散著录；至于其他各文体之下的分体选本仅有一二种，也无法如《隋志》一般形成各分体选本内部的文献类聚。此类分体选本复又与多体选本等相杂厕，也就无从体现文体排序规则。选本内部呈现出的散乱态势，展现出《见在目》总集家对《隋志》文献类聚与文体叙次规则的整体背离。
三、选本之外：《见在目》总集家著录其他文献考析除多体与分体选本外，《隋志》总集类还著录了兼具选本性质的文论著作，以及一定数量的单篇与一人作品，并根据后者书名中的文体名称各依附于不同分体选本之下，着重体现此类文献的文体特征。与之相同，《见在目》总集家也著录了文论著作、单篇与一人作品，同时还著录了《隋志》未曾著录的合集，以及并不属于总集观念的其他部类文献。文论著作仅有《文心雕龙》十卷，原注：“刘勰。在杂家。”此书在《见在目》中互著于杂家与总集家。《隋志》《古今书录》均将《文心雕龙》置于总集类，《隋志》列在总集类多体选本部分之末，《古今书录》列在总集类之末，显示出二目对于评论著作性质及其与选本关系的不同认知。《见在目》将其置于杂家，或以其杂论文章，近于子书；置于总集家，或系对《隋志》的因袭，但将《文心雕龙》置于总集家之首，又与《隋志》著录于选本之末不同。单篇作品有《王融归信门颂》一卷，孙猛认为即王融为萧子良《净住子》三十一门中的《开物归信门》所作颂，现存于《广弘明集》中，计四言十二句，并称“是颂即偈也”“王融对佛偈体作改造”[32]。一人作品有《十二月诗题》与《荆楚时序》。存世文献中有李峤《十二月奉教作》，敦煌出土的S.3880、P.2624正面抄录《咏廿四气诗》，均为同一人所作，《十二月诗题》与之当为同一性质。[33]《荆楚时序》，据孙猛引证，日本学者“和田久德以为此书或为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释本，守谷美都雄则以为与《荆楚岁时记》毫无关系，或是宗懔所撰有关时令之诗集”[34]，相较而言，后说可从。此类单篇与一人作品着重体现的是“其某一文体的文体特征”[35]，并在书名上有直接反映，即以文体命名。但《见在目》虽加著录，而并不以其文体名称各归附于选本之后，也就模糊了此类著作被纳入总集的标准，表现出对《隋志》文体规则的背离。《见在目》总集家还著录了两种合集，即《庾信任太常等集》与《王等四子集》，前者为庾信、任昉等合集，后者应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初唐四杰合集。相较于选本，合集的特点在于尽可能将不同作家的全部作品进行汇总，并以作家为叙次，侧重点在于“总”而非“选”。《隋志》《古今书录》均未著录合集，在见存书目中，《见在目》最早在总集部类中著录合集，中国书目则迟至宋代才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九僧诗集》，且非如《见在目》一般在集名中即直接体现其入选作者姓名等信息。这也证明至迟至唐代已出现多人合集，但未能引起中国目录学界的普遍关注。在以上可以纳入总集观念的文献之外，《见在目》总集家还著录了其他部类文献。孙猛考证《见在目》总集家著录十一部个人别集，其中《垂拱集》《圣母神皇垂拱后集》《圣母集》为武则天别集，《醉后集》为薛元超别集，《任司文孝恭集》为任孝恭别集，皆有其根据，可以信从；至于称《弁正集》为日本僧人辨正别集，则尚疑而未定。[36]《金轮万岁集》《镜中集》《吏部集》《贞观集》《豫章集》已见前述。考《见在目》别集家著录别集集名之体例，除《醉后集》《英藻集》《游仙窟》《私记》外，均以作者姓名（字、号）或官职为集名；至于总集家中所著录者，如《垂拱集》《圣母神皇垂拱后集》《圣母集》以尊号或年号、《任司文孝恭集》以作者姓名官职为集名，符合别集家著录标准。《见在目》总集家所著录的此类个人作品集，与一人作品也有不同，因后者皆无以“集”为名者，可知《见在目》所著录确为别集。至于其将别集著录于总集家的具体原由，或是原本如此，或是抄写产生讹误，亦无从考知。别集之外，《见在目》总集家还著录了三部类书，为《兔园策》《注策林》与《类文》二百十三卷。《兔园策》，又作《兔园策府》，孙猛考证为杜嗣先撰，今存敦煌残钞本，部目分为三十九部[37]，为类书之体。《注策林》，孙猛疑为注释白居易《策林》之书[38]，殆是。白居易《策林》今存，其《序》称：“构成策目七十五门。”[39]与《兔园策》同是分门别类，具有类书性质。不过，类书在目录学中的真正独立要等到《古今书录》在子部设立类事类，在此之前，无论是目录学者还是一般知识界对于类书与其他文献的区分并不明确。[40]上述二著在《隋志》、两《唐志》均未著录，《见在目》将其纳入总集，或以其集名为“策”而将其视为分体选本。至于《类文》二百十三卷，《见在目》原注“在杂家”，将其互著于总集家与杂家，“是在藤原佐世看来，此二百十三卷的《类文》兼具总集与类书的性质，故得同时著录在杂家与总集二家之中”[41]。通过以上文献考察，可知《见在目》总集家著录标准基本同于《隋志》，即著录多体选本和分体选本，也著录评论著作、单篇与一人作品，此可谓之“貌合”。但《见在目》在文献著录叙次上颇为混乱，不能如《隋志》在选本内部进行多体与分体的有效区分，大多未能形成同类型文献集群的类聚与排序，由此也就造成后世无法以此推原其中单种文献的性质。此外，《见在目》所著录的分体选本以诗体选本为主，而在《隋志》《古今书录》中著录的其他分体选本、单篇与一人作品则多未见著录，这当是典籍流传所致，以《见在目》编者未见其书，故未著录；复因其数量颇少，也就未能在各文体之选本、单篇与一人作品内部实现类聚，更无从体现文体叙次。凡此种种，都是《见在目》对《隋志》总集类著录观念“貌合”之外的“神离”，在事实上打破了《隋志》所确立的文献类聚与文体叙次。至于将别集、类书等其他文献也著录入总集家，既受到编者自身对此类文献性质认知的影响，也无疑使其总集家著录标准更显淆乱无序。
四、从总集到小学：《见在目》文论独立与总集观念新变将文论视同总集，实是中古时期目录学中的重要观念。在《隋志》中，文论著作又可分为多体文论与分体文论。多体文论如《翰林论》《文心雕龙》，包括对多种文体的评论；分体文论如钟嵘《诗评》，系对单种文体的评论。前者被置于总集类多体选本部分，后者被置于分体选本各文体之下，显示出文体多寡对于文献著录排序的重要影响。《古今书录》则将《隋志》原有的文论著作统一置于选本之后，选、评得以在总集类内部隐性分离，但文论著作仍归属于总集类，说明编撰者仍将其视为总集的一部分。[42]这一观念至《见在目》而发生实质性改变，除《文心雕龙》外，《见在目》总集家并未著录其他文论著作，而是在小学家集中著录了一批与诗文写作相关的文论著作，显示出与《隋志》的不同。在目录学中，《汉书·艺文志》最早于经部下设置小学类，其后如《七录》《隋志》《古今书录》等皆因袭。随着小学文献的增多，小学类著录文献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唐六典》记载称“小学以纪字体声韵”[43]，《隋志》《古今书录》小学类所著录的文献，也主要是文字声韵相关之书。《见在目》小学家因袭于《隋志》，但其所著录的文献，则在文字声韵之外，还包括了一批文论著作，即自《诗经》十八卷至《累玉记》一卷，总计四十五种，孙猛概括为“诗论、诗文作法类著述”[44]，卢盛江则称为“文笔类著作”[45]。这批著作自相类聚，集中著录于小学家之末，显示出《见在目》编者对其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基本认识。具体来说，这批著作中既有关于文章写作与文体评论（如《诗评》《文章体式》等），也有关于声韵格式的探讨（如《四声八体》《诗病体》等），多数属于诗格、诗式类著作，即涉及“作诗的规则、范式”[46]。比《见在目》编纂稍早的日本僧人空海所撰《文镜秘府论》，曾大量引用中国中古时期的诗文评论著作，《见在目》中所著录的《诗品》《笔札》《四声谱》《文笔要诀》《文笔式》《诗脑髓》《诗格》《诗体》《唐朝新定诗体》《五声四格》等，皆在其征引之列。于此亦可见此类著作的相同性质，重点在于为诗歌写作提供规范。在此诸书中，为《隋志》、两《唐志》著录者，仅有钟嵘《诗评》、《文章四声谱》（或即沈约《四声谱》）、元兢《诗髓脑》（即《沈约诗格》）和《文章始》《文场秀句》《圣证论》六书。其中，钟嵘《诗评》，《隋志》著录于总集类，《新唐志》著录于总集类下文史小类；沈约《四声谱》，《隋志》著录于小学类；元兢《沈约诗格》，《新唐志》著录于总集类下文史小类“不著录”部分；《文章始》，《隋志》著录于总集类；《文场秀句》，《新唐志》著录于总集类“不著录”部分；《圣证论》，《隋志》著录于论语类。可见在《隋志》《新唐志》等编者看来，其中多数著作均具有总集（文史）属性，也就是具有诗文评论的属性；《见在目》则统一著录于小学家，表明其并不认同这些文献为总集或文学批评著作，而与小学文献相关。在中古时期诗歌创作注重声律的背景之下，无论是诗格抑或是讨论文体与写作者，实际上均与文字声韵有关。《见在目》将之列入小学家且统一附在文字声韵类著作之后，表明此二类著作虽不能完全等同，但又具有一定的关联，显示出此类著作与小学著作相依存而又游离的态势。另一方面，《隋志》《古今书录》著录的文论著作，如《文心雕龙》《诗评》之类均兼有选本和评论的双重属性[47]；《见在目》小学家所著录者则基本为写作规范，不具备选本性质，这也应是《见在目》未将此类著作著录在总集家的原因之一。简言之，《见在目》所未著录于总集家的文论著作，主要是不具备选本性质的关于文章写作、诗格与文体评论的著作，而同时具有选本性质的《文心雕龙》则仍置于总集家中。值得说明的是，这些著作虽与文字声韵有其相关性，但既针对诗文写作，则仍是具有其文论属性。限于《隋志》固有的目录部类体例，《见在目》将此类文论著作移出总集家后，并未再单列一类著录，而是以类相从，根据其文字声韵特征，统一附于小学家之末。从这一角度而言，《见在目》第一次使文论著作独立于总集部类之外，虽改为附庸于小学家，但将文论著作与总集在一（经部、集部）、二级（小学家、总集家）部类上进行区分，相较于《隋志》《古今书录》，已是一种极大的创新。可以说，就现存文献而言，将文论著作移出总集部类，始于《见在目》。[48]《见在目》的这一文献移置，也使其总集家著录标准更为明确，即仅著录包含多体、分体、单篇、一人作品在内的选本，而将评论著作完全移出并置于小学家（《文心雕龙》之互著杂家与总集家应视为个例），呈现出相较特殊的选本而无评论的总集著录标准。虽然《见在目》在唐至清代的千年间久未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界所知，但此目所开创的这一选、评分列的目录部类划分，仍与中古时期中国目录学形成了著录观念上的呼应。
五、结语张伯伟教授曾指出：“在汉文化圈的内部，无论是文化转移，还是观念旅行，主要依赖‘书籍之路’。人们是通过对于书籍的直接或间接的阅读或误读，促使东亚内部的文化形成统一性中的多样性。”[49]汉籍流传至日本，其书名、卷帙、作者等信息经由《见在目》而得以记载，也经由《见在目》的部类设置、文献著录而展现其不同于中国的学术观念，由此塑成目录学范畴下的“统一性中的多样性”，进而可与中国古典目录学进行观念上的互证，此是域外书目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所提供的特殊学术价值。总体来说，《见在目》虽在部类设定上参考了《隋志》与其他中古书目，但实际的文献著录和所映现的学术观念与后者多有不同。以总集著录而言，《见在目》总集家仍同时著录多体和分体选本，但既打破了《隋志》原有的文献类聚与文体叙次规则，也就使得《隋志》借此所确立的隐性三级类目与总集著录观念在《见在目》中被进一步遮蔽。但《见在目》将不具备选本性质的文论著作移出总集部类，则远早于宋代目录在总集类外单列文史类，这也使其总集家“总”和“选”的著录标准更为明晰。《见在目》在宋前目录学总集观念上的重大变革，日本对中国书目在著录观念上的因袭与变革，都值得学术界尤其是目录学的关注与进一步研究。
注释：*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古总集观念演进与编纂互动研究”（项目批准号：22CZW016）资助。
[1]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学术价值》，《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02页。
[2]孙猛《〈见在目〉的编撰及其性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180页。
[3]《隋志》《古今书录》均据其总集类末所列之总数，《新唐志》总集类包括著录与不著录部分实际著录数目，不含文史小类。
[4]需要说明的是，《见在目》的成书时间晚于《古今书录》而早于《新唐志》，但《见在目》未参考《古今书录》，也未对《新唐志》产生影响，对于同时见著于三目的总集文献而言，可以视为是《见在目》对《隋志》总集观念的因袭，进而形成与《古今书录》《新唐志》总集著录上的重合与呼应，而不能据此认为三目间实际发生何种关联。
[5]翟新明《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与总集观念演进》，《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63页。
[6]翟新明《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与总集观念演进》，第69页。
[7]“抄韵”性质无从确定，以文献无征，暂单列一类。
[8]参见周勋初《前言》，周勋初纂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9]〔晋〕陆机撰、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10]萧瑞峰《论〈本朝丽藻〉的时代特征》，《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第56页。
[11]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032页。
[12]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1961页。
[13][日]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编《高山寺本东域传灯目录》，《高山寺资料丛书》第十九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378页。
[14][日]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编《高山寺本东域传灯目录》，第378页。
[15]翟新明《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与总集观念演进》，第66页。
[16]对唐代诗总集的分类，如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分为“通代诗选”“断代诗选”“诗文合选”“诗句选集”“唱和集”“送别集”“家集”等类（见《唐诗求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本文对《见在目》中诗体选本的分类，则主要依据其集名。
[17]〔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三，中华书局，2014年，第77页。
[18]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038页。
[19]富嘉吟《〈天宝集〉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99页。
[20]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51页。
[21]参见石树芳《唐人选唐诗研究》第五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60页。
[22]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156页。
[2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23页。
[24]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451页。
[25]〔唐〕姚思廉《陈书》卷三四《徐伯阳传》，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527页。
[26]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049页。
[27]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064页。
[28]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唐诗求是》，第669页。
[29][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471—1472页。
[30]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067页。
[31][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修订本），第1457页。
[32]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078—2079页。
[33]戴伟华《〈状江南〉的艺术创新及其诗史意义——兼论敦煌〈咏廿四气诗〉的性质与写作时间》，《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第114页。
[34]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088页。
[35]翟新明《〈七录〉总集、杂文二分及其集部文体学价值》《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四辑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253页。
[36]孙猛考证《弁正集》为日本僧人别集，但《见在目》既为汉籍目录，不应著录日本人著作，故仍可存疑。不过，孙猛也曾考证《见在目》中其他部类著录了日本人著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316页）。此无可确考，姑列此存疑。
[37]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004—2005页。
[38]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2006页。
[39]〔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51页。
[40]参见翟新明《书钞、杂著与类分：元前书目中类书观念的演变》，《书目季刊》第56卷2期，第5—6页。
[41]翟新明《明前文献所见类书与总集著录之交杂》，《书目季刊》第55卷第2期，第43页。
[42]翟新明《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与总集观念演进》，第66—67页。
[43]〔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99页。
[44]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505页。
[45][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修订本），第29页。
[46]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386页。
[47]翟新明《〈七录〉总集、杂文二分及其集部文体学价值》，第250页。
[48]翟新明《附庸、独立与背离：唐宋书目中文论与总集类关系演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49页。
[49]张伯伟《再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第116页。
【作者简介】翟新明，山东泰安人，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目录学与集部文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