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王氏一门四进士
据统计，清朝年间，诸城相州王氏家族有17名进士。本期介绍的“一门四进士”，出自长支六世王恢基这家，进士分别为王恢基长子王锳、次子王钺、王钺长子王沛思、王钺曾孙王元菼。王锳是相州第一位进士，多地为官，革除积弊，政绩斐然，逝于任上；王钺在西宁任职六年，施行仁政，深受百姓拥戴；王沛思曾参与预修《明史》，担任甲子科顺天乡试副考官；王元菼曾任福建乡试副考官。四人仕途命运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在宦海沉浮、时局动荡之时，依然保持以天下为己任、廉洁自律、危难担当的士子风骨。
本期撰稿：李晓
主 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 辑：台 可 美 编：王 蓓
校 对：王明才（09、16）刘 辉（1011）
曾 艳（1213）刘小宁（1415）
相州首位进士王锳 天下为公做典范
相州王氏从第五世崛起，科甲连绵，贤达辈出。“一门四进士”出自长支王仁的六世王恢基这家，王恢基长子王锳是相州第一位进士。曾任户部浙江司主事、云南司郎中、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出守江右饶南九江道、广西府江道副使、江南左布政使等职，他整治贪腐、革除积弊、平反冤狱、爱护同仁和百姓，积劳成疾，最终逝于任上。朝廷赐祭葬如例。
沿海北上定居诸城 五世崛起科第蝉联
600多年前，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云台山西麓当路村一群村民逆风沿海北上。一个叫王庠的青年背负行囊，带着弟弟，随滚滚人流来到500里之外的异地他乡诸城。在城西小店子短暂停留后，兄弟就此分手，“王氏自小店出者，为营子为相州。又自营子迁出者，为新城为贾悦”。
王庠遵照官府指定来到城北潍水西畔，在相州东巷安身立命。从此，开荒种田，辛勤劳作；成家立业，父析子荷；瓜瓞绵绵、血脉传承。历经几代苦心经营，五世时，王家已成为名震一方的名门望族、官宦之家。自明朝万历，至清末道光，科甲相继，蝉联不绝。据统计，清朝诸城相州王氏家族考取进士17名，有贡生40余名、监生248名、武生19名、举人50余名。130多人出仕为官，知府等四品官员13人、监察御史等五品官员7人、知州等五品官员23人、知县等七品官员31人。相州王氏不仅成为名门望族，还形成了相州王氏文化，孕育而成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性的家族符号“相州王”。
经过祖辈四代人的不懈奋斗，王家到了五世王允升这一代，家境殷实，并重视教育，开塾办学，让本家子弟都能读书。王允升的四个儿子王振基、王开基、王拓基、王恢基都踏上了仕途。王开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考中举人，官至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主管皇家宫廷、陵寝的营造事务。他开启了王氏家族读书入仕之先，在他的引领下，王氏家族仕途大开，贤达辈出。
顺治二年（1645），清朝开始实行科举考试。恢复科举的消息迅速传来。相州东巷的王开基高兴地对子侄们说：“你们的出头之日终于盼来了。”
相州王氏家族分为三支，长支王仁、二支王义、三支王智，进士主要集中在长支与三支这两大支，长支8人，三支9人。先是长支，后是三支，有“一门四进士”“一门三进士”“一门六进士”“兄弟两进士”“父子三进士”“祖孙二进士”等佳话。
长支六世王恢基家有“一门四进士”，分别为王恢基长子王锳、次子王钺，王钺长子王沛思，王钺次子王沛恂之孙王元菼。
王锳及第开先河 在户部担任主事
顺治六年（1649年），王锳在殿试中位列第二甲33名。潍水西岸一片欢腾，相州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父老乡亲都欢喜同庆相州出了第一位进士。相州王氏也设席开宴，款待前来祝贺的乡亲们。
1619年，王锳出生时，王家已是官宦之家了。伯父王开基考中举人，在朝为官。父亲王恢基在明朝末年到省城参加乡试，考试还没结束，忽闻家母生病，即停考还乡，以致影响了仕途。考官爱惜其才，谅解其情，议定他为附生。
王锳及第，不仅开王氏家族进士之先河，还让这个官宦之家步入一个新时代。
关于王锳的生平康熙《诸城县志》记载，王锳，1619年出生于诸城相州，字伯和，号朴斋。“生而俊迈异常，弱冠补诸生，考试常名列前茅”，他自幼聪慧过人，天性孝顺友爱，戊子年（1648）考中举人，己丑年（1649）考取进士，从此，开始了为官生涯。
王锳考上进士后，在户部担任主事，他与户部郎中王弘祚交往密切。王弘祚后来先后任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有“永半朝”之称。王弘祚在顺治时期主导了赋税制度改革，确立了清初税收标准。他很注重提拔人才，一批像王锳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才都得到他的提携与重用。
一段时间后，王锳授户部浙江司主事，被差至江宁任复成仓监督。此仓战略地位重要，王锳尽心向兵民调剂粮草，合理调配军需民用，保证了粮饷供应充足，让他有了第一次地方从政的经历。
破格重用到坐粮厅 整顿漕粮积弊尽除
王锳任户部江浙司主事期间，表现优异，1654年又被朝廷委以重任，调到通州任坐粮厅。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站，南方漕粮都要经此运至京仓及通州本地粮仓，坐粮厅办公地就设在通州。坐粮厅隶属户部仓场衙门，掌管漕粮验收、水陆运输及通济库银出纳和北运河的疏浚工程，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它的主官通常由六部的郎中或员外郎调任，官阶是正五品，而王锳是以户部浙江司主事的身份赴任的，算是破格重用。
坐粮厅身居京畿要地，又是肥差，不少王公贵族、皇亲国戚在此当差。许多人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现象严重。当时正值清军与南明王朝交战的关键时刻，前线急需粮草，漕运悠关着国家命运，朝廷痛下决心对坐粮厅进行整治。
王锳到了京城，先去户部找王弘祚问内情。当他知道朝廷整治坐粮厅的决心后，上任伊始，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处理了几个典型贪腐案，威慑犯事者主动交代，予以酌情处理。他铁面无私，不徇私情，不畏强权，不到一年积弊尽除，他也因此升任为员外郎。
升任云南司郎中 督办粮草整治贪腐
顺治八年（1651），南明王朝的永历政权与孙可望、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军组成联合抗清阵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清势力，对清朝构成严重威胁。为了消除这股抗清势力，户部侍郎王弘祚向朝廷进谏，加强在江南、江西和湖广这些物产富足的地区征集粮食，储备粮饷，并招安沐天波为内应，尽早征讨永历政权和孙可望，以免他们做大，对朝廷构成更大威胁。为了确保前线将士的粮草供应，朝廷提升王锳为云南司郎中，他的官职由从五品提升为正五品，在云南督办筹运粮草等事宜。
王锳星夜兼程，从通州赶赴云南。此时的云南到处战火弥漫，王锳奔赴各地督促与调度，为军队筹运粮草。其间，他发现许多地方官吏私自加派赋役、军队将领冒名多领粮饷等严重贪赃枉法的现象，严重挫伤了前线士气。他把这一现象密奏户部，王弘祚上疏顺治帝，要求各地予以整饬与严惩。王锳响应朝廷号召，率先在云南进行整治。
相州首位进士王锳 天下为公做典范
相州王氏族谱（资料图片）
相州王氏始祖王庠（资料图片）
发布政令解救子民 升任前坚持澄清冤案
顺治十三年（1656），王锳得授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出守江右饶南九江道。饶州战事刚毕，驻军居功自傲，骄横跋扈，掳掠当地百姓到军中奴役或者贩卖。王锳发布政令，百姓缴纳赎金将人赎出，军队收到赎金后必须释放被扣押者。仍有一些官兵拒绝放人，甚至起而哗变。王锳命对拒不执行政令、军中闹事者，一律逮捕治罪。“公修髯，长眉、好义乐施”，一些百姓出不起赎金，王锳就慷慨解囊千余金以代付，不足者用自己的裘马物品补足，此事终得解决。这项举措，不仅化解了军民矛盾，稳定了当地治安，还赢得了民心。
不久，王锳从江西调任广西府江道副使。府江地处广西的偏远边疆，遍布茂密山林和溪流峒谷，交通闭塞，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混杂聚居地，社会关系复杂。王锳到任后，进入山里走访，对于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的山区百姓，鼓励他们迁出山外，政府为其建造茅屋，与山外百姓混居，改善了百姓的生存条件，稳定了民族关系。
顺治十六年（1659），王锳转江西布政使司参政，仍分守饶南九江道，不久升任贵州按察使。在他将要起行赴任时，当地驻军的军官告发方雷等当地20多户人家私通抗清武装、企图谋反，官府已立案，并已上报。当时海疆初平，朝廷严查通逆之事，一经查出，当诛灭全家。一些刁猾之民借机串通与勾结当地驻军军官，诬陷富裕的百姓以敲诈勒索。
王锳了解原委后决定要为这些无辜百姓澄清冤案。有人劝说他不要干预此事，他却执意如此。随即前往省城，面见总督，禀明实情。经复审后请求免除涉案者罪名。王锳一直等到朝廷批复准许赦免的文书下达后，才启程赴任。
为官贵州平反冤狱 秉公执法爱护百姓
贵州是通往云南的必经之地，当时正用兵作战。军需供给任务繁重，贵州巡抚将此重任交给王锳。王锳查清楚军队每日各项军需，与军队官员配合默契，安排周到，想借此捞油水的属吏没有空子可钻。
王锳秉公执法，平反冤狱，解救了千人性命。当地有土司龙瓒，本无谋反之意，但有一名武官为立功受奖，诬陷龙瓒鼓动族人谋反，就把他抓了起来。王锳查实龙瓒并无异谋，就把他释放了，并怒斥道：“难道要我为贪功而枉杀无辜？”
“锳性爽慨，不事矫饰，居家孝友，与人交有终始。”王锳嫉恶如仇，对百姓和同仁却爱护有加。据《诸城县志》记载：“同年友张公自涵者，备兵安平，中瘴疠卒，柩不克返。公为丧具，资之归。”其同年好友张自涵任安平兵备道时，染瘴疠病故，由于没钱，灵柩无法返乡。王锳置办丧具，资助其家人扶柩归葬。
主政江南整顿吏治 政务繁杂劳累病逝
在贵州任职刚满一年，王锳因劳累突发重病。当病情有所好转时，接到调任江西右布政使的任命。他为官十多年，没时间回去探亲，便向朝廷陈请，趁述职之机回老家看看父母。他跪拜于母亲膝前，眷恋之情更胜往昔。分别之际频频回首，不忍离去。这次分别竟成诀别。
康熙二年（1663），王锳升任江西右布政使，不久晋江南左布政使。乾隆《诸城县志》载：“江南，故陪京，国朝设藩署事，皆创起，无旧牍可稽。”江南是清朝新设立的布政使司衙门，有些品行不端的胥吏，趁机混淆事理、营私舞弊，累及前任官员接连因失察之罪去职。王锳详查利弊根源，大力整顿吏治，对不法之徒严惩不贷，使得胥吏不敢枉法行事，狠狠刹住了歪风邪气。
江南政务繁杂。由于劳累，王锳病情日益加重，上疏请求辞官。总督巡抚都竭力挽留。他卧床坚持处理政务，在任所病逝，享年45岁，朝廷赐祭葬如例。王锳工诗，有《破梦斋诗草》一卷传世。
康熙皇帝钦赐御葬 立牌坊旌表功绩
康熙《诸城县志》载：“（王锳）柩还之日、行李萧然。罢市，巷哭。礼臣奏请‘谕祭葬如故事，封三代如其官，荫一子’。”
王锳有王沛源、王沛憕两子。王沛源，字汝谨、又朴，荫生。以孙子王元炅官貤赠文林郎，直隶高邑县知县，候补行人司司副。有两子，王枟、王棓，王枟有十七子，其中次子王元烺为雍正丙午举人，曾任安徽宿松县知县；第五子王元炘是乾隆丙辰恩科举人，拣选知县。
王沛憕，字汝平、莲峰，康熙丁卯举人。儿子王楷，王锴有六子，其中王元焜是雍正己酉副榜，以子维烜官勅赠文林郎、贵州镇远县知县，由茌平县教谕保举广东永安县知县；王元燨，字叔韬、华南，雍正乙卯举人，任直隶广昌县知县；王元烶，字季韬、翁翊，附贡，以子绂疆官勅赠文林郎、四川营山县知县。
王锳还是清代诸城历史上第一位享受皇帝钦赐祭葬的人。
朝廷在王锳的家乡赐予专门墓地，乾隆《诸城县志》载：“国朝王锳墓，县东北昌城。”御葬林位于今诸城市昌城镇邱家庄村东部，墓区坐北朝南，处在缓坡上，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60米，占地面积约18000多平方米。朝廷又拨付银两，由当地官员主持，举办了盛大的葬礼。后又下旨在墓地建立牌坊，以旌表其功绩。
牌坊由青石垒架而成，石榫、石卯浑然一体，造型浑朴庄严。坊身为四柱三间式，有正门和两个边门，石柱呈方形，有底座。整个牌坊高约6米，边门柱比正门低，正门宽而边门窄，整个牌坊宽约8米。立柱从底座到坊顶，由横石相衔接，坊顶无明楼，安放一块写有“圣旨”的华盖匾，“圣旨”两字，自上而下书写。坊身横石正面雕刻“恩潭九京”四个大字，坊身横石背面是圣旨全文。今已无存。
王锳生前清廉简朴，身后荣光无限，整座御葬林庄严威仪，凡从此经过的大小官员，一里开外，文官就要落轿，武官就要下马，徒步而行。
王钺西宁施仁政 改修文昌桥获赞誉
文昌桥和旁边的导槽。（资料图片）
康熙六年《西宁县志》地图上标有文昌桥。（资料图片）
康熙二十六年《西宁县志》中的文昌桥。（资料图片）
王钺是继其胞兄王锳之后，相州王氏的第二位进士。任广东罗定州西宁知县，他崇尚仁政，亲近百姓，颁政令以改社会陋习，废除胡乱征税恶行，禁止无偿征用民夫，使得逃离人口回归，此地恢复繁荣。他修复县衙、天后宫、文昌桥，使得百姓出行交通便利。他行500里奔赴平南王府，为炭民伸冤。西宁大旱之年，他亲自设坛，成功祈雨。他在都城建墟，繁荣当地经济贸易。
相州王氏第二位进士 赴广东任西宁知县
王钺，是继其胞兄王锳之后，相州王氏的第二位进士。他81岁寿终正寝，从政却仅6年，《西宁县志》《西宁旧事》详尽记叙了他的从政经历。
王钺（1624—1705），字仲威，初号左庵，诸城相州人。他天资虽比王锳稍钝，但心思缜密，善谋略。顺治十六年（1659），王钺赴京殿试，列三甲第2名。因母亲年迈，暂未授官职。母亲去世服除后，于康熙八年（1669）出任广东罗定州西宁知县。
“正月廿四日，晨起，谒家庙，就板舆行。次日，饭后与兄弟、子侄挥涕别。”从老家相州启程远赴西宁，走水路，跨六省，舟行74天。
康熙八年农历四月初七，王钺带着家眷仆人，分乘三条小舟，进入郁南县境，开启了他六年的西宁为官生涯。
西宁（今郁南县），在广东省西部，处于粤桂交界处，郁水（西江）中游的南岸，山地广布，只有西江与罗定江两水之间的狭窄河谷为平原。当时，建城镇是西宁县县署所在地，它偏安于河谷地带的西北一角。王钺一生的从政经历，就全部凝聚在这狭窄之地。
王钺尊崇孟子，崇尚仁政，亲近百姓，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施政之道，主政西宁六年，先后推行一系列的仁政举措：消除陋习，醇厚民风；少用威刑，以安抚教化为主；兴修水利，修缮公共设施；减轻赋税，奖励民工；邀民众至县廨，促膝谈心。从政期间，地方太平，百姓乐业，其政绩斐然。
整饬陋习震慑恶徒 禁止无偿征用民夫
上任之初，他先颁政令，以改社会陋习：“所有历史上之陋习，自本官到任之日起，一律废除！”
为掌握陋习废除状况，他微服私访，很快了解到，西宁陋习重灾区在于衙役征税，他决定先拿乱收费开刀。他公布禁令，缴税以谷折银时，一定公平，不得以任何理由加收其他费用。他常微服亲临征税现场，以观其效。一日，天色将晚，收税衙门下班之时，一名老农挑着谷物急急奔来，负责收税的衙役叫何明兴，他怪老农来晚了，耽误下班。老农忙作揖赔罪说，因道路难行，有些耽搁，求衙役老爷宽恕。衙役非但不宽恕，还要加收银两，以补加班费。老农不从，被推至门外，百般哀求，衙役始终不为所动。
王钺忍无可忍，上前责问衙役说：“县太爷已明文要求不准以任何理由加收其他费用，为什么还要强行收取？”那衙役斜视他一眼，叱骂道：“你算老几，竟敢多管闲事！”王钺说：“你不怕此事让知县大人知道了怪罪？”何衙役不屑道：“你少拿县太爷说事，县官不如现管，爷今天就是县太爷！快滚开，老子要关门了。非要老爷教训你一顿！”何明兴见王钺站着没动，还怒目横对，就扬手打了王钺一记耳光。王钺火冒三丈，喊来手下对其施以杖刑，因用刑过猛，导致其当场毙命。
王钺昭示众人说：“这厮不仅敲诈勒索百姓，还公然行凶本官，该死！谁若再胆敢欺诈百姓，将与他同等下场！”
虽然此事让他受到责罚，却震慑了当地不法之徒，加收税赋、克扣银两等陋习很快全部废除。
整饬陋习一出手，王钺就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好感与信任。
事过不久，王钺又出手整治了另一个陋习。
罗旁、彭湾、大埇等沿西江地带是低洼，西江河堤又年久失修，一到雨季河水漫灌，就淹没了从这里经过的县城通往州府的官道，县衙官员、差役以及上级来使等，经此处只能乘轿，就无偿征用当地百姓当轿夫。百姓苦于劳役，四处逃离，造成田地抛荒，赋税无收。王钺决定在秋后组织全县民工先修筑河堤，同时规定：今后凡公差和使者雇请轿夫都由他出资；其他衙役雇请轿夫要自己付费。如有违者，予以严斥。随后又明确规定：无论谁用民夫，必须给予相应报酬，不得公帑支付。
经过一番整治，被迫远走他乡的人逐渐回归，这一带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修复天后庙、文昌桥 顺应民意利交通
清朝初年，由于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西宁县诸多公共设施不是被战火损毁，就是年久失修濒临倒塌。王钺到任，先把县域内重要公共设施视察一番，决定带头捐资，先修复衙门。有官员提出异议：如不顾民生，先修衙门，百姓会有怨言。
王钺说，衙门不修，怎办公务，公务不办，怎为百姓做事。修衙门不是让官员享福，而是用心为百姓办事。做事虽要顾忌百姓言论，但更要注重实效。
王钺上任当年，就把县衙以及岩畏堂、大门、仪门等一并修复。然后，又着手修复天后庙。
天后庙，也称天妃庙，庙中敬奉的天后是福建莆田人，姓林，相传出生时神奇怪异，去世后经常显灵庇护众生。莆田人把她视为庇护之神，尊称海神。西宁虽不沿海，但天后能保佑百姓平安多福、辟邪免灾、添丁生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西宁百姓也视其为保护神，予以敬奉。当王钺看到庙宇墙倒房塌，梵钟掷地，深知城内百姓已久无法事了，心中焦急，就对负责修庙的官差说，寺庙是百姓寄托精神之所，这是事关苍生的大事，应尽快修复。通过紧急赶工，至年底时，已修复完毕。王钺站在香火袅袅、梵音杳杳的天后庙，环顾四周，见群山拱卫，两水争流，觉得此处乃灵秀聚集之地，风水极好，让本县秀才金光绶写了一篇《重修天后宫碑记》记录。
如果说修复天后庙是为赢得民心，那么修复文昌桥与文昌阁则是发展西宁文化的美好愿景。对于文人来说，这是一件泽被后世的大事，但对于更关心眼前利益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支持。因此，王钺动工修复文昌桥、文昌阁是需要远见与魄力的。他还是尽量顺应民意，把文昌桥修在文昌阁前头，因为老百姓感到文昌桥离他们更近，更有需要。由于财力有限，文昌阁并没在任期内建成，对他而言是个遗憾。
康熙二十六年《西宁县志》记载：“文昌桥，东门外一里。万历四年建造。后潦水冲卸，知县林致礼修复。寻被火，改于天妃庙前。又圮，辛亥年，知县苏至卿捐俸一年，倡议砌石。康熙庚戌年，知县王钺查苏祠田租，改为阴桥（廊桥）。”
阴桥，即为廊桥，为长廊式桥梁，均为木石结构，桥墩以青石垒砌，桥梁、桥柱及桥面皆为木料凿榫衔接，不用一钉。桥、亭、塔、廊集于一身，可行人走马，又可遮风挡雨，所以称为“风雨桥”；桥上设有扶手和长凳，行人可以乘凉小憩，又称“凉桥”；桥身漆彩雕画，也被称作“花桥”。风雨桥不仅利于交通，还有兴旺通达、招财进宝的寓意。王钺之所以把文昌桥改修为风雨桥，一是为便民利行，二是打造文化景观。
动工之前，王钺让人加高桥墩，增高桥梁，让文昌桥矗立成一道雄浑的关卡，锁住文昌江，消除水患。
康熙九年（1670）刚出正月，就开工修复风雨飘摇中的文昌桥。《改修文昌桥记》记载：“每石加砌二尺，搭木施板其上，广十尺，长百尺有奇，两翼构柱结楹，覆以椽瓦，饰以丹艧。”次年（1671）秋建成，工期近20个月。改修后的文昌桥如一座巨型画舫，矗江而立，成为一道标志性的水上风景，空阔的文昌江面因此也不再寥廓。
风雨桥的修复赢得了西宁县各界人士的赞誉，西宁着名儒士萧士浚大加赞赏说，王知县改修后的文昌桥，横跨江河而立，镇守着文昌江的门户，不仅能让百姓方便渡江，还能像曾经的文昌阁一样，能罩护西宁的一方风水。
《改修文昌桥记》中载：“桥之成，成于苏公也，桥之修，修于苏公之田也。若夫清其租而无废乎其功，余不过一综核之劳耳。忆朱文公之记上清桥也，欲后之君子知其成之不易，相与谨视而时修之。夫苟谨视而时修之，则此桥之利赖宁之人与士者，且数世而未有已也。苏公之桥与租固在后之人，岂难一综核如余哉？则苏公不替美于前矣。因具述文公之旨而为之记，以塞邑人之请而为后君子劝。”
文昌桥修复后的第二年（1672），西宁县就有两人中举，分别为西坝的沈凤、从新会迁居西宁的陈玉，这在西宁科举史上是破天荒的事，百姓都说得益于文昌桥的修复。百姓对王钺更是信服，说他通晓天文地理。
乘船五百里面见平南王 跪求撤销售炭管制
康熙九年（1670）盛夏的一天，王钺候在省城平南王府里的公堂里，等着求见平南王尚可喜。他是为西宁乡民辛老汉伸冤来的。
辛老汉是西宁县的一名山民，靠烧炭谋生。西宁多是山区，山高林密，生活在山里的百姓多以伐薪烧炭养家糊口。他们只能烧炭不能卖炭，炭的交易权由省里派下来的炭商管控，他们规定：山民烧出的炭，不得擅自出售，必须统一定价收购。
一天，辛老汉听说连滩墟的炭价比炭商收购价要贵出几倍，就偷偷把炭挑到连滩墟上去卖。炭商发现后，就以他违反省府炭交易管理办法为由，把辛老汉捆绑着游街示众。时值农历六月，赤日炎炎，饥渴交加的辛老汉中暑身亡。他家人告到县衙，王钺看了诉状后，悲愤不已，一定要把那些奸商绳之以法。他正要派差役前去拘捕炭商，忽一幕僚附在他耳边低语说，这些炭商背后的靠山是平南王，如贸然拘捕他们，岂不惹怒王爷。不如先公文报省府，试探一下情况再说。
王钺就向省府递交呈文，要求撤走省里派来的那些炭商。上面却未批准，说这是王爷亲定的，其他官员无权更改。王钺只好乘船500多里，从西宁赶赴省城广州。
王钺在王府从早晨等到近中午，迟迟不见王爷召见，就故意询问门客，附近有没有客栈？门客问他何意？他说：“如果王爷公务繁忙，我就先住下来。如得不到王爷回复，西宁全县的炭民是不会让我回去的。”门客出去不久，王爷的随从就把他引到了平南王府会客厅。
王钺把省里派往西宁的炭商如何控制炭价、如何欺诈炭民、炭民辛老汉如何身亡，又如何激怒西宁县炭民围攻衙门抗议，一一呈告。
他见王爷迟迟没有表态，就跪伏在地，声泪俱下地求告：“王爷啊，你一定要撤去这些不法炭商，给西宁县的炭民一条活路。”
平南王被王钺打动，最终答应了撤销对炭的管制。
由于刑事案件关系着每个百姓的身家性命，王钺对刑事案件格外重视，他首先清理了积压案件，又对一些民怨大、争议大的案件进行复查。费尽各种周折，经过与州府半年多的交涉，最终把“康熙八年（1669）百姓杨仕壮因窝匿逃兵罪被讹诈案、康熙九年（1670）百姓赖雪茂因服毒而被人制造虚假人命案、杨懋修因盗贼在招供时凭空牵扯被陷害案”等几个冤假错案予以改判，赢得了西宁百姓的普遍赞誉与拥戴。
都城建墟设优惠政策 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都城距西宁县城50里，西江贯穿全境而过，江对面的封川县与之对望。王钺看到此地是交通要冲，想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建一个墟，作为县城西部地区的商品集散地，把四周山区的农副产品、粮食谷物集中交易，并通过西江水域运到广州、贵阳、南宁等地，借此吸引大量外地商人前来经商，以促进都城乃至西宁的经济发展。
为吸引商户前来，王钺采取了三年免税、无偿提供经营场所等优惠政策。都城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加上优惠的营商政策，很快就吸引商户纷纷入驻。
随着墟的规模不断扩大，商贸越来越发达，都城墟逐渐发展为西宁县最大的集贸市场，都城也成为西江上游的商贸重镇。如果说西宁县城是西宁县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都城就成为它的经济中心。都城墟的成功发展，充分显示了王钺卓越的商业头脑及发展的前瞻性。
抱病辞官归故里 寄情山水吟诗着书
水西村今貌
李澄中画像
经过王钺几年治理，西宁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他便利用闲暇时间到各地考察，撰写记录当地风土物产的《星余笔记》，组织评比西宁“新六景”。三藩割据之时，他处境艰难，索性辞官。回乡之时，当地百姓为其筹措盘缠，他婉拒并留下40两银子，用以为百姓救急。归乡后，他常与友人交游，着书多部。他享年81岁，谥号“文贞先生”，崇祀乡贤祠。
政通人和有闲情 组织评出“新六景”
几年治理下来，王钺妥善解决了一些棘手及迫切的社会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百姓得以安家乐业，他不仅得到同事的支持，也受到百姓的拥戴。
于是，他在政务之余，常邀请城里的百姓到衙门或住所，了解民情；他组织人补续《西宁县志》；他通过到各地考察，把看到的当地风土物产予以记录，撰写《星余笔记》。所谓“星余”，是取零星业余时间之意。这说明，这本书是他政务之余写成的。他还与本县的文人骚客游览山水，吟诗歌赋。一天，当谈论到西宁的风景名胜时，有人提及前任知县赵震阳曾评选过“西宁八景”，他问是哪八景？有人说是“华表石、文昌桥、玉枕松风、龙井疏钟、文峰耸汉、武岫晴烟、甘泉天浚、龙岩双鲤”。他见“文昌阁”未列入，“龙井疏钟”却在其中，就感到八景评选得有些不尽人意，便决定举办一次西宁“新六景”评选，以弥补不足。经广泛评议，最终评选出“华表石、文昌桥、龙池秋月、丹鼎朝霞、云窝落梵、松阁飞涛”为“新六景”。因为有了新六景，有人就想废除原来的八景，他知道后，加以阻止，并说之所以评选“新六景”，不是对“西宁八景”进行否定，而是让两者相得益彰，更好展示西宁的美丽景观。
他带头赋诗绘写“新六景”“西宁八景”。文人骚客在他的带动下，也纷纷写诗唱和。一时间，西宁县的俊山秀水之间，美景争胜，诗潮涌动。
叛军来袭守城抗敌 特殊时期舍弃官位
王钺出任西宁知县时，正是三藩割据时期，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兼辖贵州，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他们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壮大，权势发展到可以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程度，他们拥兵自重，虎视眈眈，已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康熙皇帝寝食难安，视此为心头大患。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上书朝廷，请求归老辽东，并要求恩准其长子尚之信世袭平南王王位。此时的康熙，已经成功铲除鳌拜一党，全面掌控朝廷大权，正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决定趁机全面削藩。当年十一月，吴三桂因不满削藩，打出“复明讨虏”旗号，起兵反叛。次年，孙延龄在广西举兵响应，耿精忠也在福建反叛，三藩之中，唯有尚可喜效忠清廷，坚守广东。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台湾等地也相继叛乱。
孙延龄遣缑成德率兵万余攻陷梧州，邻县纷纷投降，驻扎水口的梧州总兵班际盛虑及敌众我寡，也产生退兵之意。他与王钺交好，遣使告知王钺此意，王钺忙派快马给班际盛回信说：“梧州为东粤咽喉，无梧州是无东粤也。将军受朝廷恩，宜效死力，万万不可退水口一步，且制府援师旦夕至，可乘势恢复，树功名于不朽。”
西宁距离梧州仅80里，叛军可以当日就至。王钺赶紧招募全县丁壮，开展团练，练成士兵五千。他身穿甲胄，与西宁守城将士昼夜枕戈以待。叛将陈四屯兵城外30里月峒，准备攻城。探知西宁早已有备后，只好撤离。不久，朝廷派来的援军抵达，叛军撤出梧州。
两广总督金光祖听说王钺写信鼓励班际盛抗敌的事后，赞道：“王君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矣。”遂与广东巡抚刘秉权向朝廷推荐王钺。不久，吏部下达公文调王钺进京任职。尚可喜知道王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大敌当前之际，不想让他离开，就向朝廷求请留下王钺。王钺不得不继续留任西宁。
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叛军几乎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地区，许多地方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知府等大小官员相继投降叛军，四方震动，军心动摇，两广总督金光祖面对这种危机形势也犹豫不定，态度暧昧，尚可喜长子尚之信也在暗通叛军。在这特殊时期，王钺一直对时局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防备。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王钺探知孙延龄遣人向尚之信赠送苍鹰和宝剑，他分析：送鹰是劝他出击，送剑是劝他斩断父子之情。如此看来，尚之信想要谋反了。
他该怎么办？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舍弃官位，走为上计，托病请求归乡。
果然，三个月后，尚之信发动兵变，软禁尚可喜，响应叛乱，两广全部陷落。
抱病辞官归故里 寄情山水吟诗着书
辞官西宁留备用金 百姓为其建王公祠
在北方，农历二月正是天寒地冻之时，相州东边的潍河还被厚厚冰层覆盖着，听不到河水流淌的声音。而在近四千里之外的西宁，已是河开溪流，鸟语花香，到处生机盎然、景色明媚，但此刻的王钺，面对正被战争撕裂的这片秀美土地，感到十分沉重，他怀着无限失意与恋眷的心情向待了六年的西宁告别……
送行的官员与百姓见他行李萧然，想到他在此为官这么多年，竟然如此寒酸，就临时起意，商定一起给他筹集路费。在当地乡绅的召集下，大家纷纷解囊，当场筹得白银60多两，这让王钺十分感动，但他怎么也不接受赠金。最后，他与乡绅们商定，他再拿出40两银子，与这60两一并作为西宁百姓的应急备用金，以供灾荒之年急用。他见百姓拒绝，就情深义重地说：“我王某，虽然不任知县了，但心中会一直牵挂西宁百姓的冷暖饥饱。假如天有不测之风云，百姓就可以得到及时救济。这也是我为西宁百姓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务必请西宁父老乡亲成全我王某这最后的心意。”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王钺离开西宁后的19年，西宁县先后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四十年（1701）两次遭遇饥荒，县衙动用这些银两及收益，赈济了不少灾民。
康熙五十九年（1720），西宁百姓为追念王钺知县的遗爱，商定用这笔备用金，在祭祀苏致卿知县的遗爱祠右边，修建一座王公祠，以祭祀王钺。并购置祠田八十余亩，以其租金作为祭祀开支。康熙六十年（1721），知县田幼安撰写《邑侯王公建祠置田碑记》，并立碑祠内。雍正五年（1727），王钺入西宁名宦祠，接受祭祀。王钺在西宁为官六年，却被西宁百姓铭记至今。
结交当地文人贤达 寄情风物沉醉着书
王钺归乡后，家居近三十年，耽静乐善，恬淡冲和。优游林下，工于诗赋，常与李澄中、张侗、孙必振、冯奠、陈卜等家乡友人交游。这些人是诸城当时有名的文人与贤达，李澄中与张侗还是诸城久负盛名的“十老”。
李澄中(1629—1700)，字渭清，号渔村，山东诸城箭口辛庄子村人，后迁居县城超然台下。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饱读诗书，尽管才华横溢，却官运多舛，乡试屡试不第，因而厌倦科举，专心学诗，交游甚广，诗赋流传大江南北。清朝为招揽民心，选拔专业人才，于康熙十七年(1678)，设博学鸿词科，命各地官员举荐知名人贤士入京殿试。当时山东推荐三人，其中有李澄中与王钺。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博学鸿词科考于体仁阁举行，共录取50人，李澄中考取二等第十六名，授为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诸城科举史上，仅明清两代，进士及第者达128人之多，而举博学鸿儒者，山东惟李澄中一人。
康熙三十年(1691)，李澄中因气愤小人在皇帝面前恶意中伤，辞官还乡。他一生广泛交游，诗文唱和，成就很高，与当世的王士祯、田雯并称“山左三大家”，有《卧象山房文集》四卷、《诗集》七卷、《赋集》一卷、《艮斋文集》八卷、《滇南日记》三卷。另外尚有《五岳志》《齐鲁纪闻》等未刊行于世。其诗、赋及墨迹等部分珍藏于诸城市博物馆。
另一位“十老”之一的张侗（1634—1713），诸城普庆村人，是清初着名学者，诗、书、画冠绝当时一邑。他与族兄弟张衍、张佳、张傃并称“四逸”，以家族的放鹤园为聚集地，先后邀请海外百余文士聚会结文社于此，吟诗歌赋，繁盛一时。他爱好游历，卧象山谷，游九仙山、五莲山、琅琊台，泛舟于斋堂、沐官等岛屿，南至白下(今南京)，北到蓟门(今北京东)，以山水友朋为乐，着有《放鹤村文集》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有着录）、《其楼诗集》一册、《卧象山志》一卷、《鲁论言外录》一册、《大学解》《续大学问》《三才传》《三古纪略》《读四子书》等已佚。
王钺除与这些文友游山玩水、吟诗赋文外，主要精力用于着书。他文学渊博，工诗，着作颇多，着有《水西纪略》《粤游日记》《星余笔记》《读书蕞残》《暑窗臆说》《朱子语类纂》等，被后人编为《世德堂遗书》。
《粤游日记》是他早年赴粤途中所写，“仿陆游《入蜀记》之体，按日记载，叙述颇简洁”。康熙八年（1669）正月二十四，他赴任西宁，途经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6省，途中每日必记，行期74天，所记74篇。该书收入了《四库全书总目》。
《星余笔记》是其任职西宁知县期间撰写，该书今存清华大学图书馆。《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介绍道：“大抵地志所已载也，以方为邑令，故取巫马期戴星之义，名曰‘星余’云。”
《水西纪略》与《星余笔记》都是记录当地风物的，主要记录人文、历史、地理、风俗、物产等，其中《水西纪略》是写家乡水西村的。水西村原属诸城市，现为高密市，分为前水西、后水西两个村。水西西邻潍水，东为红绣河，水肥地沃，人杰地灵。它与刘墉老家逄戈庄毗邻，在逄戈庄村后。水西王家也曾是诸城的名门望族，崛起于明末，是清代着名的书香门第，以《易经》为家学，清代水西王家有王劝、王度昭、王辂、王中孚、王靖、王汝瑶等6位文进士、王筠1位武进士，另有10余人中举人，孕育了浙江巡抚王度昭、会元王中孚、池州知府王辂、词人王景祺等才子名流。
王度昭（1651—1724），字玉其，号带河，清代初年诸城水西社（今高密后水西村）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授云南浪穹县（今洱源）知县。康熙三十六年（1697）入京为浙江道监察御史。历补云南道监察御史，迁光禄寺卿，顺天府丞，再擢大理寺少卿，左佥都御史，太常寺卿，通政使。康熙四十九年（1710），出署湖南偏沅巡抚（驻长沙），又授浙江巡抚，于两省军政多有疏奏。康熙五十年（1711）兼署江宁巡抚，后两年召为工部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致仕。卒于家。
相州王氏家族与水西王家世代交好，多有来往，王钺辞官回乡，曾到水西多次，时常小住，并撰写了《水西纪略》。
《暑窗臆说》属于文史方面的书，是王钺归乡之后于晚年所着。记载了他在西宁地区的治理经验，包括如何处理地方事务、应对自然灾害、管理百姓等；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尤其是与西宁地区相关的重大事件，如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等，包含了许多他个人的思考和感悟。
谥号“文贞先生” 荫泽后世子孙多有功名
王钺，寿终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享年81岁，谥号“文贞先生”，崇祀乡贤祠。他仙逝那年，正值康熙第五次南巡，祥风时雨、国泰民安。他功德圆满，寿终正寝，其子孙后代出类拔萃，多有功名。
评价王钺的一生，他虽曾为官一任，也颇有政绩，但毕竟从政时间太短，仅6年，相比他81岁漫长的人生经历而言，只是人生旅途之一段短暂驿路。因此，评论他人生价值不能单以从政而论，更要看他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与博学勤勉的治学精神。他一生吟诗作赋，文采斐然，着作颇丰，称其为文学家、诗人也不为过。他一生流连忘返于山水，寄情于风物，心系于地理，撰写《粤游日记》《水西纪略》《星余笔记》等知识性与文学性俱佳的地理专着，完全堪当地理学家。
王钺有四子，皆功成名就。长子王沛思，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次子王沛懏（jùn），以例贡考授州同知；三子王沛憻，康熙甲子举人，赐进士，左都御史，一品衔，为相州王氏家族官职最高的；四子王沛恂，康熙丁卯年举人。王沛恂之孙王元菼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
王沛思
淡泊名利重学问
辞官返乡行孝悌
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四·山东解元》中记载的王沛思。
王沛思是王钺的长子，是相州王氏家族的第三位进士。康熙十八年授编修，晋左春坊左中允，担任太子属官，参与预修《明史》。他与文学家王士祯交好，被选任为甲子科顺天乡试副考官。后因母亲生病归乡，再未出仕。
王沛思生于1646年，字汝敬，号俨若、何思，又号丹崖主人，是王钺的长子，是相州王氏家族的第三位进士。
据乾隆《诸城县志》载：“康熙十六年，诏合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省乡试，沛思举第一。十八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晋左春坊左中允，预修《明史》及《平定三逆方略》。后以亲老告归，不复出，日课子弟讲经义为诗歌。家藏书千卷，岁一读之。性和厚，喜怒不形于色。同年某，避祸止其家。某姓褊急，少拂意，辄号呶不可止，沛思善遇之。三年后，僮补畏某甚于沛思。举乡饮大宾。卒，年七十六。子王柽。”
王沛思成为编修这年，他本族的王士祯入值南书房，在翰林院做《明史》纂修官。
王士祯，原名王士禛，世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人。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诗词理论家、创立诗论“神韵说”，与黄宗羲、方苞、姚鼐等人被称为“清初八大家”，被誉为“一代诗宗”。清顺治十五年（1658）考中进士。
王沛思后来升任詹事府下属机构左春坊左中允（正六品），担任太子属官，协助处理东宫文书、审核奏章、记录起居注等，也参与修纂《明史》，曾与王士祯共事。他们虽然共事只有一年多，但交往颇深，多有诗文往来，王士祯曾在《池北偶谈·卷四·山东解元》里说，明代山东的解元多不显达，自顺治五年至康熙三十年，历经15次科举，有8名解元入翰林。其中有诸城人王沛思。
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沛思被选任为甲子科顺天乡试副考官。后因母生病而归乡，行孝悌，再没复出为官。1722年去世，寿终76岁，留存传世着作《经世诗文草》一册，王赓言所纂《东武诗存》选其诗三首。
有关王沛思的现存资料很少，下面这两件事与他有关，一是：清康熙年间（1670年前后），他曾为安丘画家郭牟的山水人物画《观瀑图》题跋。《观瀑图》人物原型为张侗（石民）与族兄张侃（陶昆），观看卧象山中瀑布。该画现珍藏于诸城博物馆。
另一件事是：王沛思给邹平县的名门望族成家的成玉龙写过碑文。《邹平县志》记载：成玉龙墓碑在邹平城西黛溪河西侧，由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编修王沛思撰文。成家与王家虽然远隔五百里，两家却跨越地域，世代交好，王沛思所书成玉龙碑文中称：“余家自先伯与昭其公戊子、己丑联榜，先君戊戌与潭水公同登进士，至己卯，余从弟又与季芷同出惕庵张先生之门，盖世有孔李之好也。公之家世，尝得闻其详焉，故援笔而述之。”
王元菼
乾隆年间中进士
曾任福建副考官
《诸城县续志》中关于王元菼的记载
王元菼为王钺第四子王沛恂之孙，乾隆三十一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任吏部文选司主事。甲午科福建副主考。有《玉林山房诗稿》一册、《文稿》二册行世。王元菼生卒年不详，史料不多。其祖父王沛恂与王士祯多有诗文往来。
道光《诸城县志》载，王元菼（tǎn）“字晓庄。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转吏部文选司主事，为福建乡试副考官。以父忧归，未几卒。诗文俱有集”。
王元菼生卒年不详，为王钺第四子王沛恂之孙，乾隆三十一年（1766）殿试中三甲第63名进士，经考试录取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后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掌管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宜。甲午科福建副考官。有《玉林山房诗稿》一册、《文稿》二册行世。原配刘氏，槎河庄监生刘培之女，后续娶曹镇庄贡生王引檀之女，生有王耀奎、王襄陆、王培勋三个儿子。43岁逝，葬于岳哥庄南原。
吏部文选司是吏部的核心部门，负责文官选拔、分配以及任免等职能，但是王元菼志不在权术，而在古学与诗文。清乾隆年间进士王赓言编纂的《东武诗存》收入其九首诗，并附有对他的简介：王元菼，字晓庄，桂子，乾隆丙戍进士，官文选司主事，有《得月楼草》。海曲丁价侣曰，余伯祖萼亭公以古学名世，所着《半奎楼集》，采入《四库全书)》。今晓庄先生与兄曙华先生，皆其高弟也。并登乙科，身列翰林，不恋阮仕，以终养告归。有别墅曰匡山，备山水竹树之胜，伯仲唱和其中，胸无俗韵，学有渊源，读其诗如见其人焉。
王元菼不留恋仕途，终养告归，寄情于山水。其仕途并不复杂，却活得洒脱清高。
王元菼的祖父王沛恂，是康熙丁卯（1687）举人，先后任福建汀州府知府、海城县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乾隆《诸城县志》载：“沛恂，字汝如。举京兆。授海城知县。地旗民丛居，前令听讼多依违。沛恂研狱无成见，境内帖然。县多逋赋，皆不许民售田所致。沛恂请于上官，曰：‘有不许民卖田之禁，不能无势必卖田之民，民重犯法，放私卖者纳无地之粮，而私买者种无粮之地，此官民两因之道也。宜弛其禁。’从之。康熙五十一年，诏九卿各举所知。吏部尚书吴一蜚以沛恂上，擢兵部职方司主事。时蜀中用兵，因驳马乾销算不符，忤兵部尚书意，罢归。”
王沛恂有《消暑漫录》《匡山诗文集》行世，《匡山集》六卷收入《四库全书》。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题诗《超然台怀古》。
王元菼的父亲王桂，于乾隆丙辰（1736）考中举人，这年，正逢雍正驾崩，乾隆即皇位。王桂任职四川奉节县知县。道光《诸城县志》载，王桂字丹木。由举人为奉节知县，以清廉称。五年告终养，归。母卒，遂不出。子：元耿、元菼。
本期图片由季彩凤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诸城县志》《西宁县志》《相州王氏族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