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家庄考古
宝石城街道戴家庄地处街道西部，从空间距离上看，它东距街办约5华里，距昌乐县城约4华里，拥有十分优越的区位条件。戴家庄看似只是沧海一粟，是一座平平无奇的村落。然而，拨开岁月的层层迷雾，不难发现，这里作为汉剧县城故址，宛如一位沉默而坚定的历史见证者，亲历了两汉至南北朝期间，这一区域在政治格局、经济形态与文化风貌等多个维度的深刻变迁。对戴家庄展开系统的考古研究，绝非仅仅是为了还原剧县的昔日面貌，更能为区域历史研究搭建起一座桥梁，为考古学领域提供关键线索，帮助我们突破时间的限制，窥探古人的生活与智慧。
追溯其起源，在明朝初年，戴氏一族自河北枣强县辗转迁徙至此，开启了村落的建设，此后便以戴姓命名村庄。戴家庄呈规整的正方形布局，西、南两面恰好毗邻大、小丹河，大自然赋予的水源为村落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此同时，胶济铁路从村前蜿蜒而过，王潍公路在村后延伸，发达的交通网络，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日常出行，也为村落带来了丰富的发展机遇，让戴家庄在历史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活力。
众多历史文献与地理特征相互印证，明确了戴家庄村正是汉剧县城故址。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昌乐县志古迹考》清晰记载：“剧县故城旧志谓在县西十里”，环顾现今城西，民间口口相传、被视作古城遗迹的，唯有戴家庄一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东丹水“北迳县，合西丹水”，对照戴家庄遗址的地貌形态，二者惊人相符，这无疑为戴家庄遗址是剧县城故址的论断，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剧县城遗址西依大丹河，北靠小丹河，整体占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在遗址的西北角，曾有一处引人注目的高台地，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城顶子”。可惜，由于历史上频发的大水泛滥，长期的冲刷侵蚀，如今“城顶子”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在老一辈的记忆之中。
剧县城的历史始于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因其地处淄川国都城剧的南部，所以又被称作剧南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5月，朝廷为巩固统治、安抚诸侯，封淄川懿王之子刘错为剧原侯，自此剧县城华丽转身，成为剧原侯国的都城。时光流转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于建武二十八年（52年）做出重大决策，将北海国都迁至剧县。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剧县身兼诸侯国都与县治双重身份，在政治舞台上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直至南北朝时期，才逐渐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走向沉寂。
东汉建武二年（27年），时局动荡不安，将军张步悍然诛杀光禄大夫伏隆，妄图割据一方，他看中剧县的战略地位，将其作为都城。光武帝刘秀为维护政权统一，即刻派将军耿弇前去镇压。张步节节败退，一路逃至弥河。就在耿弇紧追不舍之时，刘秀已亲率大军进驻剧城。张步见大势已去，陷入绝境，最终无奈投降（见嘉庆《昌乐县志总记》）。东汉建武年间，河南陈留圉人董宣调任北海国相。到任不久，便碰上了棘手案件。剧县大姓公孙丹在建宅奠基时，迷信风水，为“驱凶避邪”，竟暗中指使儿子杀害路人，并将尸体埋于院舍地基之下。事情败露后，秉持正义的董宣果断将公孙丹父子逮捕并处死。公孙丹的宗族亲党多达30余人，他们聚集在相府前，号叫鸣冤，企图施压。董宣深知这些人平日里鱼肉乡里，作恶多端，于是以依附王莽、勾结海盗之罪，将他们全部收押下狱，并依法诛杀。此案一出，触怒青州刺史，很快惊动朝廷。光武帝起初不明真相，以滥杀罪将董宣下狱。但经过深入调查，真相大白后，光武帝被董宣的刚正不阿所打动，最终赦免了他。董宣除暴安良的事迹，在丹河流域口口相传，直至今日仍为人津津乐道。汉末着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在建安年间出任北海国相。当时，黄巾起义军势力如日中天，北海地区深受其扰。孔融到任后，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积极“收合士民，讲兵习武，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着举贤良”。在他的努力下，北海地区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文风得到极大提升，为当地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剧县钟灵毓秀，历史上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着名文学家、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凭借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思想见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三国时期吴国着名辅政大臣滕胤，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质，为吴国的稳定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辅佐前秦皇帝苻坚统一中国北方的宰相王猛，更是展现出非凡的军事谋略和政治智慧，成为一代名臣。他们皆为剧县人，是剧县历史辉煌的生动写照。
对戴家庄剧县故城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通过系统的考古工作，我们有望深入探究当时的城市规划理念，了解古人如何合理布局宫殿、民居、街道等建筑，还原古代城市的空间形态。同时，借助对遗址中出土建筑遗迹和文物的分析，还能清晰地认识当时的建筑风格，领略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此外，出土的各类文物，如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更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证据，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当地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再者，众多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载，宛如一部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为研究古代政治、文化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