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上世纪60、70年代，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大寨村创造了闻名全国的粮食创收奇迹，他也一度升至副总理的职位。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和“大寨精神”却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批斗，陈永贵最终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去世。这个曾经大字不识的农民是如何创造大寨奇迹的？他的人生又有哪些奇迹般的经历？
凤凰卫视2010年9月1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山西，走出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农民。他就是当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老一辈人对陈永贵非常熟悉，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关于他的说法。有人说他大字不识，有人说他大智若愚，还有人他非常有政治头脑。这位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普通农民已经逝去了将近二十年，我们再一次发掘那些历史的斑驳，试图寻找一个真实的陈永贵。
解说：1915年陈永贵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是这个家中第一个男孩，但家里实在太穷了，陈永贵的姐姐、妹妹、弟弟，甚至还有母亲被父亲先后卖掉，这样他们就能有个吃饭的地方。6岁那年，父亲也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大寨的稳周老人收留了陈永贵，认他为养子。后来稳周老人去世后，陈永贵却没有继承干娘的遗产，而是还给了老太太的娘家人。这个举动让原先属于外来人口的他在大寨稳稳地站住了脚。这些人际关系的早期经验也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他明白，想在这样一个大姓家族里立足，必须先学会吃亏，一直追随陈永贵的农民贾承玉这样说。
贾承玉（原大寨老少组成员）：老陈那时候他是扛长工来的，他可不是这个村的，不是大寨村的。他是灵西那边的，叫石山，搬过来的，扛长工就在这落的户。
解说：抗战胜利后，陈永贵就参加了山西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一些浮财。孤儿出身的他最懂得集体的重要，因此很快就参加了贾进才的互助组，在这里他表现得非常优秀，并且在1948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贾进才是当时的村支书，也是陈永贵的伯乐，他发现这个年轻人既能干，又很有头脑，跟别的农民不太一样。
宋立英（原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他不是给人家当长工，开山打石头，然后呢，陈永贵也是一个有干才的人，他（贾进才）就看中他了，培养他入了党，入了党以后就是跟他（贾进才）在一起工作，他是1948年入党的，陈永贵。
解说：以贾进才为首的互助组组员们都是些人强马壮的农民共15户，在大寨历史上被称为好汉组，平时组员们各干各的营生，遇到春耕之类的活，好汉们你帮我一天，我帮你一天，互助互利，谁也不吃亏。但很快陈永贵发现，村里很多人因为不是壮劳力，没有机会加入到这个组织，与贾进才沟通后，他决定退出好汉组，成立互助组，也叫老少组。专门吸纳村里的老幼病残，这也让陈永贵越来越得人心。
贾承玉：大寨那会是六十来户，不上一百口人，我那会儿是那个老少组，为什么说它是老少组呢，好汉组是一半，老少组是一半，老的老是小的小，那会儿是，他（陈永贵）是互助组的老少组的组长，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老的是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这路子走不岔。
解说：在这个老少组里，最初只有9户人家，其中有4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但是这些人真的如同一个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个组，各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
贾承玉：好汉组初期一块干了干，干了两天就又散了，实际上那是个形式，老少组是死命地一直干，巩固下来了。
解说：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随后就有好汉组里的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陈永贵出名后，这件事曾被拔到路线高度，成了陈永贵路线觉悟高的证据。关于陈永贵的真实动机，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曾经说过，陈永贵同志是外姓人，外村人，能在大寨落下来，是这些人带大的，老少组里就有一家是带大他的，他要报答大寨人的心思。从此，陈永贵在大寨的声望越来越高。
1952年，贾进才坚持让贤，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从此陈永贵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大寨村党支书生涯，他面对的第一道题是贯彻中央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在陈永贵看来，国家的号召从来都是头等大事，不过陈永贵还是动了一些脑筋来征粮，陈永贵的妻子也有回忆。
宋玉林（陈永贵遗孀）：老陈他当时说说卖粮，说动员社员大家多卖点粮食，遭灾地方也多，这农民是真正的救星，什么离了农民，打不下粮食，农民吃什么，不管部队、农民、吃不上粮不行，咱们要多卖。可是他省吃俭用，可舍不得吃，他买的红薯片片装作瓮里，不敢让社员见了，端上那好饭出去了，给人员社员显摆呀，你看我吃上的全是这，出去了他还假装说了，其实他在家里吃的饭可苦了。
解说：这一年陈永贵自己带头卖粮3500斤，而全村的任务是42000斤，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村不但按时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超额了3000斤。然而，同时由于他征购征得太彻底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永贵当着村支书，不能不管，便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社员们不承认有余粮，陈永贵便带着人挨家翻箱倒柜地搜，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
解放初期的大寨，700多亩土地被沟梁分割成4800多片，仅有的耕地不但面积小，无法牛耕，而且这里十年九旱，好年景的无霜期也仅有5个多月。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陈永贵大胆地提出十年造地规划，其中最难的是治理狼窝掌。
宋立英：他那会儿就是非治理这道沟，底下的沟才能保住，狼窝掌出来就是麻黄沟，麻黄沟出来就是老坟沟，这条（狼窝掌）沟是最深，水是最大，非治理住不可。
解说：狼窝掌长不到两公里，宽不足15米，但从高处到沟底的落差有200米，因此地势险要，还曾有野狼出没，这个地方无雨则旱，有雨成灾，下一点雨儿就会引发山洪，60公斤重的大石头，也能被洪水冲走，因此在大寨的历史上，从未有人想过要把这块荒地变成良田。
宋立英：那会儿有是那样嘛，那会说弄也弄不住，一次弄垮了，两次也弄垮了，这道沟就修不成，怎么就能修成了，也是群众都是一看这儿弄起垮了，弄起垮了，也是觉得劳民伤财，咋也弄不住，你就能弄了这水了。
解说：三战狼窝掌的最终结果是30亩梯田建成，然而却有一名社员因公殉职，他就是陈永贵当年老少组的组员赵大和。作为赵大和的妻子，郭巧妮讲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郭巧妮（赵大和遗孀）：早晨上去劳动，刨土去了，刨土人很多，大概是那冻块，腊月的冻块，冻块大，土下来了，刨土块那个人也没说，一下把他给弄下来了，土块滚下来，倒下了，倒下来没有死，后来住了七天医院，后来他就去世了，住医院大队给支了（钱），永贵在那会儿，人家给出的，七天医院，后来死了以后，那会儿也不时兴用（棺）材，就是拿个板板埋了。
解说：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可三战狼窝掌也有了丰厚的回报，那就是新造出的30亩梯田，亩产居然高达200公斤，大寨的造田运动以及快速增长的粮食产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昔阳县委发现，觉得大寨是个农业生产先进典型，然后报道晋中地委，晋中地委发现以后，派人去调查，觉得大寨很好，尤其是发现陈永贵这个支部书记确实很能干，所以晋中地委就写了一个学习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通知发给全地委，并且给省委也发了。省委看到后，号召全省的农村支部书记学习陈永贵。
陶鲁笳（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从1953年，陈永贵当了大队支部书记以后，大寨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好，因为大寨是个穷地方，过去最好的年景，亩产粮食也就是个170来斤，陈永贵当了支部书记以后，亩产就700多斤了，那不得了，700多斤。
解说：陈永贵的三战狼窝掌使得大寨的粮食产量彻底打了翻身仗，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新的队伍，那就是后来文明全国的铁姑娘战斗队。
解说：其实早在互助组时代，陈永贵就已打破了晋中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妇女不下地的习惯，他鼓励农村妇女下地劳作，而正是这种劳作极大的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
宋立英：都是铁姑娘嘛，有两个战斗队嘛，男的，女的，这伙女孩子才是铁妮妮，后来这些铁妮妮说那也不好听，干脆给他们起上了铁姑娘，铁姑娘队。
解说：更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对这些参加劳动的农村妇女非常爱护，并没有加重她们的劳动量，这当然赢得了姑娘们的尊重，而这也加大了陈永贵的凝聚力。
郭凤莲（原大寨公社党支部书记）：铁姑娘队在地里劳动，陈永贵同志经常劝，不要劳动过度，要关心姑娘们的身体，尤其是那些到了寒冬腊月的时候，经常穿布鞋，也没有穿过棉鞋，穿了布底鞋，到有雪的坑里面去搬石头，陈永贵同志批评了队长，不要那些姑娘们去干重活，你们上男同志去干，怎么老让姑娘们去干，当时我们姑娘也不怕苦，但陈永贵同志是处于一种爱惜，让姑娘们干得轻一点，但是姑娘们不愿意干，没有什么轻活，都是重活，我们就应该这样干。有些时候到了深更半夜了，也不是深更半夜，天黑了，路也看不见了，经常劝，姑娘们，你们早点走，天明了，咱们多干一会儿都有了，你们走啊，我们也不走，劝说也不走，说一定要跟你们一块走。
解说：1958年8月，陈永贵在武家坪组织了大会，上千位农民参加，会场上锣鼓喧天，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两个月后，陈永贵又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一度还实行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此时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大跃进正进行得轰轰烈烈。
宋立英：咱们在五十年代吧，在1958年大跃进那会儿，咱们的粮食一亩达到了500来斤，这还给国家还有大的贡献，给国家卖了粮食，自己还够吃。人口少的越分的多，单身汉更得给的多一点，孩子那会儿不是说360嘛，那要是有小孩子跨着大人，这360也都够吃了，那会大寨没有虚报过，那会儿不是浮夸风嘛，可大寨没有。那会儿有农业纲要，四百斤的纲要，五百斤过黄河，八百斤过长江，在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那会儿咱们就达到了八百斤。
解说：六十年代难忘的头三年，大多数农民忍饥挨饿，根本谈不上向国家交售公粮，但大寨的粮食却大幅增产，他们添置了拖拉机和脱谷机，始终组两缴纳公粮，就在1963年8月，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却不期而至，这场灾难几乎毁掉了陈永贵辛苦近十年的成果。
宋立英：1963年8月过中秋节，地里的活不是也都没有了，请咱们社员们那会儿下县城赶庙会，可是咱这里是十年九干旱，这八月好下雨，一会儿就阴了天，咱不是高兴吗，看见老天呀，阴了，给咱下点雨吧，2号下的，2号下雨了，高兴得，赶不成庙会，老天爷也给下点儿雨吧，咱今年也有一个好收成。这不是2号下的，3号连晚上带白天，越下越大，越下越大，整整下了七天七夜暴雨，下的3号、4号的时候，都塌开家了。
解说：下了整整七天七夜的暴雨，冲垮了大寨村60%的房屋，和一大半的梯田，全村300多口人，被迫挤在了村口的大柳树下，此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尽快见到正在县城开会的陈永贵。陈永贵回来了，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动了所有人，即使是当年的省委书记提到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激动。
陶鲁笳：陈永贵不能开会了，他马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回到村里边去了，回到村里边，村里边的人抱住陈永贵就哭，痛哭流涕。他说永贵啊，你看这么大的灾，我们可怎么活啊，好多人就哭起来了。陈永贵问说，冲走人没有，大水，大家说没有，没有冲走一个人，冲走牲口没有，大家说没有，一头牲口也没有冲走，没有冲走人，没有冲走牲口，你们哭什么，毛主席讲过，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人间的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陈永贵：家塌了，我们可以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根一根地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也能办，有我们的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窝头，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
解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寨人的确没有被打倒，而且尽管面对如此大的灾害，陈永贵还是拒绝了上级所有的援助，完全靠大寨人自己恢复生产，命运在这个时候又一次成全了陈永贵，在当年，他率领大寨人又创造出了一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粮食产量。
陶鲁笳：除了冲走的地以外，剩下来的耕地，那年亩产还700多斤，那了不起啊。所以他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在全省，我们开全省的劳动模范会，就请陈永贵来报告他抗灾的经验，陈永贵的讲话全场都轰动了，不相信这家伙，那么大的灾，亩产还700多斤剩下来，毛主席号召四五八，黄河以北亩产400斤就不得了了，达到了毛主席的号召，他亩产700多斤，遭了那么多灾，有人在会上听了以后，就给我报告，说是今天这个会听了陈永贵的讲话，大家都非常感动，我又没去参加，我说好嘛，那请陈永贵到省委常委来讲一讲。
解说：那时陈永贵向国家提出，遭灾之后的大寨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同时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不少，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寨三不要，三不少。
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汇报，陈永贵的汇报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因此得到中央肯定。
曾子墨：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在半个月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激动人心的报告。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通讯一发表就立刻了引起了轰动。
解说：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北，停在邯郸火车站，在火车上召见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还有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其后的几个小时里，陈永贵的命运被这辆专列上的三个人彻底地改变了。
陶鲁笳：陈永贵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农民，我跟毛主席汇报就是这样讲的，我说我做一辈子农村工作，我所到碰到的农民，没有一个能够抵得上陈永贵，陈永贵是最杰出的农民，他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强。因为他经常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所有毛主席讲话，传达了他都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能够用得非常好，这个人的思想，所以我说他不是一般农民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很高。所以我敢给毛主席讲，我坦诚地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农民，毛主席听得非常有兴趣，一直听我讲。讲到最后，说你带了陈永贵的文件没有，我说有，我把我准备好的文件给他。
解说：随后国务院山西省和华北局立刻组织干部派了工作组来查大寨的实际情况，工作组来大寨调查了有三个月。
陶鲁笳：他那个地块有几千块地，都是山区坡地，一个地一个地查，查到最后的结论亩产809斤，这个没有假，三级干部查，查了三个月，你说这还有假吗？人口这个数量也是没有假，亩数没有假，产量没有假。所以这样子，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就肯定下来了，经过这么一个曲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解说：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举办了一个私人宴会，出席的人有钱学森、王进喜等，唯一的农民就是陈永贵。
陶鲁笳：毛主席问他，你多大年纪，他说我今年五十，你识字不识字，我四十二岁扫盲，五十岁，今年五十岁，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八年，他已经能够看报纸了，能够看文件，这个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对于毛主席的话记得特别地清楚，刚才我讲的那个，毛主席讲，人是最可宝贵的嘛，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就用得非常自然恰当，像这类的很多很多。
曾子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政治上一贯敏锐的陈永贵很快找对了方向，1967年2月11日，也就是正月初三的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很快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就传向了全国，从此他又走了一个新的风口浪尖。
解说：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全国性的大串联立即形成高潮，大寨这个80多户的小山村似乎代表了未来的理想世界，因而成了一块圣地，十几万朝圣者如潮水一般涌来，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
宋立英：特别多，这一天还有上万人呢，看着哄哄哄都是人，那会儿参观的旅客也是很辛苦，你来参观来，那么多的人，也吃不上饭，自己带干粮呀，供点水呀，这里从昔阳到平定、阳泉，这样才有的人能吃上饭，还有近处的都回了，远处的就回不去了，直接给住夜吃饭。
解说：在数以万计的朝圣者眼里，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也向人群招收致意，每逢此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尽管陈永贵空前的显赫，尽管他在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照招着手，很和气地笑着，他心里却乱的不知如何是好，对红卫兵的行为也颇不以为然。
许多他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带着高帽子游街游田，站在板凳上挨饿，这么下来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他请一位记者代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对农村开展文革的五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批斗农村干部，信发出后久久没有回音。等待中的陈永贵忐忑不安。
郭凤莲：经常电话就叫走陈永贵了，叫走了，一般陈永贵同志是独来独往，不带任何人，作为我们大寨人来讲，对陈永贵比较担心，因为当时武斗现象比较多一些，害怕在武斗场面，害怕陈永贵同志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比较担心。
解说：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主要在城市里搞的运动，从此正式进入农村，两天后，陈永贵终于坐不住了，他跟勉强支撑着的县委请了假，带上一筐大寨产的苹果到了首都。
郭凤莲：见了周总理以后，周总理说永贵同志，大寨有没有成立红卫兵啊，后来陈永贵说没有成立红卫兵队，后来总理说，还是要成立红卫兵组织，成立起红卫兵组织就可以对那些“四旧”，这些东西可以跟它斗争陈永贵从北京回来以后，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陈永贵传达过总理对他讲话的这个精神，大体内容。后来在陈永贵同志的领导下、建议下，就创立了大寨太行红卫兵队。
解说：陈永贵这次见到周恩来还解决了他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建一个化肥厂，当时周恩来表示，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陈永贵高兴坏了，后来他说，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
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在1967年2月到3月的短短一个多月，从一位劳模一跃成为山西省第三号领导人物。
曾子墨：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夺了一身权的陈永贵，毛泽东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然后两个人还在一起照了相。陈永贵接受毛泽东赏识的就是这种一致性，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端。
解说：1975年1月13日，十年没有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开幕了，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陈永贵也被任命为新一届的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七，在王震之前。不过陈永贵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宋立英：跟主席提出了三三制，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全国各地视察。那会儿他也经常回来。
解说：这个时候陈永贵又回到了大寨，他似乎找到了那份久违了的平静，面对以前朝夕相伴的父老乡亲，他比以前随和了许多，街坊邻居有个什么难题，只要他能办到，一定尽心尽力。
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资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对陈永贵来说，这一切都像是针对他来的。
郭凤莲：他爱人说他老了，她说我给你炒点白面油茶，就是拿油炒上白面，然后给他煮上几个花生豆，打上个鸡蛋，让他吃一点，补养补养身体，因为他的工作量太大了。
宋玉林：拿起电话来，别人跟他报点什么，说点什么，他说我知道了，性急，很性急，知道了，别人还没说完话，他就把电话扣了。
解说：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内容是谈学习大寨的经验教训，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就在《山西日报》发表这些文章的那一天，陈永贵也正在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午8点半，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多名代表发表讲话，陈永贵例行公事地念着稿子，祝贺大会胜利召开，然后就停了下来，接着他摘下帽子，注视着会场，提议为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默哀。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代表们不禁一愣，但立刻又明白了，代表们迅速站起，低下了头。当代表们默哀完毕，抬头看时，陈永贵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到，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陈永贵自此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大寨。
郭凤莲：从我们内心来说，不是光陈永贵同志一个人有压力，包括我们都有压力，我们处的环境都一样，不仅是陈永贵处于一种冷落的环境，包括我也是处于一种冷落环境，陈永贵同志调到北京来，当时我也到了榆次，我也调走了，也调离开大寨了，心情是一样的，不仅陈永贵同志有压力，包括我们来说，我感到我们跟着陈永贵在大寨给大寨群众干了几十年，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把我们放到另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解说：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一个月以后，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了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多天，写出两组内参，十年来无人敢撼动的大寨和大寨精神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都被批判。一开始，陈永贵还叫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然而反映大寨和昔阳的内参还是铺天盖地而来，陈永贵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怎么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
陶鲁笳：他就跟小平同志哭诉了，说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人。小平同志说，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他（陈永贵）才给我们讲，小平同志讲了，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他（陈永贵）说，我死也瞑目了，有这句话，有邓小平 <
http://apphistory.news.ifeng.com/figure/detail.php?id=13>这句话，我死也瞑目了。
解说：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相当于是对大寨盖棺定论的文件。中国中央的批语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同时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推广经验的办法，提高了群众自愿和重视经济利益的原则，也正是从那以后，笼罩在大寨上面的光环彻底消失了。
陈明亮（陈永贵幼子）：一个月150块钱的工资，家里当时养活四口人，我小时候能感觉到说家里经济还是不宽裕的，因为从他每个月给零花钱你能知道，夏天热的时候，我呀，或者家里还有小孙子，爸爸有时候说买冰棍，不买雪糕，5分钱的冰棍可以，一毛钱的雪糕不给买。
郭凤莲：陈永贵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说实在话，我们感到也非常不是个滋味，陈永贵当副总理以后，当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大寨村领的粮食，在大寨村我们分多少，陈永贵也分多少，并没有给陈永贵一斤一两多分过，那么陈永贵爱人把这些粮食送到粮站换成粮票，换成山西粮票，然后陈永贵带去以后，让工作人员再变换成北京粮票，陈永贵才能领粮吃饭，所以经常在家里拿一些玉米面、小米来凑合生活，否则的话，陈永贵就不够吃，就是这么个情况。
解说：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他得知自己得的是肺癌，并不再吃药，因为他觉得，那是给国家浪费钱，临终前5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把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
郭凤莲：陈永贵提出了几个人，说让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还有谁，反正是6个人，提了6个人，说让他们来看看我，因为我活着的时候，他们跟我干了这么长时间，干了几十年，我临死之前我要见见他们，到了北京以后，下了车，就直接奔到了陈永贵住的北京医院，到了病房，到了病房以后，看了老陈，一看那个样子，跟他在大寨活着的时候，从根本上来说变化了，身体瘦得皮包骨，还有给他化疗画的红线，在那身上，老陈就说你们来了，他眼泪也没有了，他就没有力气，好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解说：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尽管陈永贵没有了却生前回大寨看一看的愿望，但是当他的骨灰运回大寨时，大寨人却给了他足够的尊敬。
郭凤莲：凌晨5点动身，从北京动身把骨灰带回来，送回来，在半路上，可能司机也累了，那个车还打了个弯，打了弯。我们到离昔阳和阳泉交界处那个地方，去把老陈的骨灰接回来，是我们班子的人去接，原来班子里头的人，去接回老陈的骨灰。在昔阳城回到大寨，回了大寨进这个村口的时候，就是现在旅行社的那个前面，那一片全部跪的是人，那个人黑压压的一片，都跪下来了，我感到不仅仅是大寨人，大寨人是跪到前面去了，当时村里头的人，不认识的生面孔太多了，从大寨的村口一直跪到前面一大片，跪下来，迎接老陈的骨灰回来。当然大寨人的话，就跟我们的话一样，就是说，陈永贵同志走的时候，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但是到陈永贵同志走了几年回来，是骨灰回来了，没有见到他的人，人们心里头特别难受，特别痛苦。
曾子墨：陈永贵去世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全国着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时35分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
陈永贵从政始于主席要树典型 农民本色从未改变
核心提示：这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26日适逢毛主席71岁生日，他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到家，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入席时，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主席这么一说，算是把陈永贵介绍给了大家，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本文摘自：《党史天地》2009年01期，作者：袁自强，原题：《陈永贵从政始末》
“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曾奇迹般地走进了中南海，并被推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毛泽东树典型
1964年3月，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到了邢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大讲陈永贵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一条小山沟），修田造地，使家家有余粮，为国作贡献的感人事迹。称他是山西改变贫穷面貌的典型。这让为6亿中国人吃粮问题一直困扰着的毛泽东看到了出路，老人家越听越高兴，就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能看点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毛主席听了一天还不够，陶鲁笳又汇报了一天。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深深地在毛主席心里扎了根。
当年5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象山西昔阳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6月间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可见，“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在这一年最先提出来的。
这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26日适逢毛主席71岁生日，他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到家，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入席时，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主席这么一说，算是把陈永贵介绍给了大家，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为此，周恩来在百忙中曾三上虎头山，各地党政领导和媒体记者纷至沓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甚至把虎头山选作自己人生的归宿之地。毛泽东虽未亲临大寨，但他认为已经寻找到一个符合自己想法——“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又能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村工作典型。大寨就这样按照政治家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大树特树——报纸上登，广播上讲，电影院里映，“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的歌声传遍全国……
客观地税，大寨在前期还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所以，周总理把大寨精神归纳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三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但随着“文革”的兴起，大寨就逐渐变成了“极左”的样板，陈永贵本人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卷进了政治漩涡。
走进中南海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陈永贵这个农村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可是，在1968年9月填报“九大”代表履历表时，在昔阳县“支左”的军队干部却发现他的历史有问题！
旧社会，陈永贵家是“赤贫”，他本人是穷光蛋一个。可是在他27岁——1942年时，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曾一边给日本鬼子办事，又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所以在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档案里，他留有“归顺释放”的记录。日本投降后，知情人称他是“二鬼子”，并当作汉奸嫌疑予以批斗，差点丧了命。解放后土改，因为他家是“赤贫”、“无产者”，政府才给他分了地和房子，所以他在历次运动中很积极，不但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
对于自己“二鬼子”的历史，他心里一向犯虚，也不敢隐瞒。当“支左”的军队干部严肃地过问此事，他顿感问题严重，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支左”干部不敢马虎，连忙将此事上报。不久，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在极小范围传达说：“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因为毛主席保他，他的政审过关了，从此再也没人翻腾。也许毛泽东是认为他是受剥削的穷苦人，也许是“爱屋及乌”，或出于形势的考虑……总之，陈永贵顺利地成为“九大”代表，还成了主席团成员，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多位政治局委员随即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中央“十大”也因此提前召开，在讨论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中央一位领导说：“关于陈永贵同志到中央来，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中央委员们二话没说，一阵鼓掌就算通过了。
陈永贵成了政治局委员后，在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又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奇迹——一个从虎头山走下来的“泥腿子”进了中南海。后来，他本人回忆此事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当然，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党和国家领导人，并非陈永贵一人。陕西成阳的纺织女工吴桂贤也当过副总理，辽宁蔬菜公司的李素文还当过人大副委员长。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何况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树的典型。
难怪有一次在昔阳干部大会上，陈永贵都禁不住得意洋洋地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列宁也没有，可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陈永贵文化水平很低，有时难免闹笑话。一次他在昔阳干部会上说：“我现在民愤很大！”大家都愣了，熟悉他的人连忙提醒：“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他才连忙改口。
尽管他文化低，但口才很好，也有些工作能力，还懂点辩证法。他能从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新见解和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农村的生产、工作，他不用讲稿，随口说去，很有吸引力。如果按秘书的讲稿，那他没法念；为此昔阳县专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格大行稀，一页100字。从县里挑一两个熟悉他的人当秘书，生僻字注上同音字，这他才能念。
陈永贵到中央来工作，“四人帮”很瞧不起他。在政治局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和他打招呼。张春桥还多次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陈永贵对此是心知肚明，也照例出席，见面也不搭理“四人帮”。看在毛主席的面子，只对江青点点头。陈永贵当上副总理，江青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很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骂了个遍。毛泽东得知后说：“她看上的人没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讲话完毕，陈永贵站起来把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表示对总理的敬爱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看不顺眼，冷漠地盯了他一眼，陈永贵看见了十分气愤，本来就看不惯张春桥傲慢的作派，心中就产生了跟他斗的想法。
有一次，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提议让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在山西多年，与陈永贵不和。陈永贵发言：“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他还举了几个事例加以说明，对此大多数人表示认同。张春桥就有些恼怒地说：“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连拍手都爱出风头。”陈永贵顿时翻了脸，瞪着张春桥斥问：“你这是说谁？”张又冷嘲热讽回敬了几句，陈永贵站起来叫道：“党的会议不许说话么？我反映的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搞得张春桥很狼狈。古语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陈永贵到中央来，一不为官，二不图钱，三不拖家带口进京享福，全因“党的安排”，他怕谁？
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说：“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许世友和他同为大老粗，看他跟张春桥斗，心里很高兴。还上书毛主席，说张春桥动不动训人，口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不让人家讲话。
毛主席看了许世友的信，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算是不点名，把张春桥敲打了几下。
周恩来在医院得知陈、张吵架，连忙召见陈永贵，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总理真是善良，又操心太多。其实“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四届“人大”安排人事，江青一伙很想挤进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天，周恩来把陈永贵找来，推心置腹地说：“今天我找你来，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家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听了又喜又忧：“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总理正色道：“你这个永贵同志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得听从党的安排。现在中央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干别人还想抢着干呢。你还是干吧，这是主席同意的！政治局也同意，你是农民代表嘛！”陈永贵一味说自己能力差，怕胜任不了。周总理又给他做思想工作，还给他讲李自成的故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闯王能打进北京灭了明朝？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呀！”结果，四届人大选出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第七。
当上副总理每天都要跟文字打交道，每天要批很多文件，他经常叹息：“我他妈一个农民，从来没动手写过，还得批文件！”
有一次，以前的老上级张怀英到北京来看他，碰见工作人员给他送文件，就悄悄地问：“你咋批文件哩？”陈永贵笑着老实地说：“咋批？别人画圈我画圈呗！”不过，他是有参考的，主要看周恩来、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几位的名子：“他们画，我跟着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不知这是农民的狡黠，还是大智若愚？总之，再怎么不能站错队呀！
自当上副总理，中央要他搬进钓鱼台3号楼住。这里曾是皇家园林，绿树掩映，十分幽静。大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这让风风火火忙惯了的陈永贵十分不习惯，便常到各处去看看。可一回到钓鱼台，看到桌上堆满了文件，就皱眉发愁，心里不是滋味。
1975年5月，他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信中还要求搬出钓鱼台。不几天，毛主席把那封信还给他，上面批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毛主席还在会上表扬他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又对政治局委员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这年8月，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住进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可国务院仍给他配了秘书、内卫、司机、炊事员和一个警卫班。还有一辆红旗轿车和一辆空调车，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如此，他也不带老婆和孩子来北京享福，念念不忘的是尽量能为党做一点工作。
从巅峰到平地
受到毛主席赞扬后，陈永贵头脑有些发热。一次回大寨，他把笔杆子宗莎萌叫来，要他起草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他琢磨了几天，总结了5点意见，中心是提议“向大队核算过渡”。毛泽东看了《建议》，觉得拿不准。1975年8月14日，他在《建议》上指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这年9月至10月，邓小平主持“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赵紫阳、谭启龙两位大省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而陈永贵力主向大队核算过渡。争论到了白热化，陈永贵火气上窜，高腔大嗓嚷了一通，留下了“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因为意见不统一，他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这之后，陈永贵先后回昔阳20多次。他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过“一猪一鸡一兔”规定的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真是很“左”的！
这期间，他还到全国各地，按照大寨模式讲了一些话，很让人反感。如在陕西关中视察，看到八百里秦川，他说“这里地是好地。就是人懒！”这让关中人很不感冒。到长春看见伪满时期修的体育馆，他说：“吉林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我如果带5000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吉林人说：“就他那旮旯人能，吹呗！”他到北大荒军垦农场，批评人家不拾马粪积肥。一个师长骂：“他妈的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拾马粪？”
陈永贵在任上，曾三次出国访问。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将首都金边上百万“资产阶级”统统赶到农村、山区，还要取消银行、货币和商店，全国实行供给制，全民吃集体食堂，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大军营。访问归来，陈永贵很感慨地说：“马列、毛主席还没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可是，他的这种思想，特别是他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很支持。为此。中央在1977年下发的49号文件中指示：“可以选择一部分条件已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结果，在一些地方试行了一个冬春。人为地扯平了贫富差别，严重地伤害了较富裕生产队的积极性。另外，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社员怨声四起。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新中国首届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当选为理事长，应800名代表的请求，他带领代表们赴大寨参观。却发现虎头山光秃秃一片，树林全砍光了，种上了小麦。因为山头的土地不耐旱，小麦连穗才六七寸高！山间（人造小平原）小麦、玉米长势不错，但病虫害严重。这与代表们心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典型大相径庭，且毫无科学可言……
杨显东回到北京后，又组织60多位农业、经济专家座谈此事，在1979年春举行的全国政协会上。他在小组会上对“农业学大寨”最早发出质疑：“我认为动员全国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人贫困的峡谷。”他还尖锐地批评：“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经过长期的折腾。中国广大农民对捆在一起的集体化生产十分厌恶。一些地方的社员，“上工等队长打钟，下地干活磨洋工”，生产效益低到干一天10分工，只抵一个鸡蛋的价值！所以四川率先甩掉大寨模式，扩大自留地，尝试包户到户。万里同志在安徽说：“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批促大干、人造小平原，我已经宣布安徽省不学大寨那一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新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等于否定了“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此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深入，批判“农业学大寨”中极“左”倾向的文章登上了报纸。一贯底气十足的陈永贵这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也不要权的，连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了。我想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
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的辞职要求，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同年10月。在山西省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些人认为陈永贵有问题，不但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还要求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甚至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陈永贵又气又怕，他说：“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他跑到北京，找邓小平诉苦。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可解了陈永贵的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冷静、理智起来，也便无人再找陈永贵的麻烦。
后来，因为他再没当选党代表，党内职务自然全部消失——一个从田野提升起来的人，又回到了平地上。算好，人家没站错队，从高端下来是“软着陆”，没有摔得头破血流……
不改农民本色
陈永贵身居高位时，依然保持农民淳朴本色，生活朴素，为政清廉，这一点让人特敬佩。
他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窝了一肚子火。当了副总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他本来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质烟。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约与抽劣质烟有关系。
陈永贵刚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觉得很浪费，就去关掉。服务员又打开，他又去关掉。搬进中南海，给他配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围着他转，他十分不自在。后来住进交道口胡同小院，这里空地很多，他抽空开出来，种上豆角、西红柿，吃不完就给警卫班食堂。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辞去副总理后，国家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的是让他有一份养老的工资。他就主动退掉了红旗车和一切公家的东西，搬到北京木樨地一幢部长楼去住，出门走路或乘公交车。
对于农场“顾问”一职，他可当了真。不但关心农场的发展，过问作物的合理搭配，还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时还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劳、朴实、节俭的好习惯，赢得了农场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着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该文最后说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虎头山上，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锚大地”8个大字。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央和群众对他的盖棺定论吧！
1978年陈永贵面对大寨的黯然失色
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他还记得十一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涌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六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个县、二十个公社和三百四十个大队的贺礼，收到四百张喜报、一百份“决心书”和至少四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那个时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理位上，却已是昨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入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在当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是十八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姚文元始终不肯屈尊到大寨来，令他极为不满。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时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不过，这一切多是一个乡下农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别所致，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四人帮”顷刻瓦解，陈毫无疑问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但是老实地说，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与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凤莲为事态的突变所震惊，一时不知这些人有什么卑鄙的罪行可以让大寨的社员批判，于是求教于陈永贵，陈指点说：“你上去骂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身份作出如此指示，固然浅薄粗俗之至，但是，当时某些评论说他与“四人帮”早有勾结，也实在是一个冤枉。至于说他没有与“四人帮”对着干，即便属实，也无可厚非。以当时之情景，又有谁能“对着干”？自然不能以此对陈永贵大加指责。这一点，已由邓小平本人加以认定，他安慰陈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当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帮”的大寨，它与小靳庄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江青一手导演出来的一个专门作诗唱戏的村庄。
话虽如此，大寨旗帜的黯然失色，却是由“四人帮”的垮台开始的。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可以为邓小平的改革阵营所接受。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政坛激烈角逐的几种力量中，陈永贵更有可能属于华国锋的阵营。华的诞生地交城县，与陈的大寨相隔数百里，为同一省份。华国锋奠定自己最初基业的吕梁山，与陈的太行山也是遥遥相望，更何况这两个人又同为文革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倾向，乃至种种利益攸关的细节，均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可谓同仇敌忾，同病相怜。这在二人先后去职赋闲家居的时候，发展为一种至为真切的关怀。这种真情本来极为少有，而在这两个人中间却能至死不渝。大约八年以后，陈永贵终于病逝，华国锋闻讯甚是伤感。就在遗体将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昔日在中南海里的同事们谁都不肯来表示一下悲哀，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后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时，唯华国锋一人蹒跚而入。他在离职之后几乎不再于公众中露面，现在却置身在一个死者身旁。青灯花影，絮语孤魂，昔日中国政坛上两个风云人物，生死两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
陈永贵本人一向热衷于在政治运动中居有领先位置，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之中却一反常态，不置可否，对批判“极左”也只是冷眼旁观，并且暗中嘱咐大寨不要赶这趟浪潮。看来他做得足够周到，所以到了十几年后，很多人想要从公开的报章上发现他此时的立场，都没有成功。陈永贵的豪放久有名声。现在，他却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骂槐，在公开场合则韬光养晦。这局面虽勉为其难，但他终于做到。不过，他还是忘记了官场行事的一个基本要则：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而他私下表达出来的任何情绪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陈在家中逢人就骂的情形不久就传播开来，这引起华国锋的忧虑。他不希望这位农民政治家再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的确，任何人都可以借题发挥，说陈永贵的不满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后来陈对三中全会的决议投了赞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华的劝慰。
其实，华国锋无力阻拦的事，陈永贵更加无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一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这些事暂时还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经使陈永贵感到窘迫。按照他收到的情报，假如不对这种挑战公开还手，事态必将更加严重。但是这个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指挥舆论，陈永贵只好另辟蹊径。这一年阳历10月，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想要召开大会总结十一年间学习大寨的工作，遂将总结报告呈请陈永贵过目。陈指示说与其消极沉默不如主动迎接新的局面，以此来维护大寨的威信。后来李喜慎就宣布说，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也是不应该怀疑的。学大寨的真理已经有十一年的实践来证明。这种精心设计的逻辑虽然悄悄地利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潮流，却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气短心虚，以及论争双方攻守之势的逆转。
尽管李喜慎还在威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弯路。”可是人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致信北京，攻击大寨和陈永贵，这些信件多数都是来自大寨左邻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实情的人。人民日报社所刊登的陈灵风来信，只不过是所有这些申诉者中的一个。在陈永贵的眼里，这件事情的真正威胁还不是一个小小的陈灵风，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公然介入。这中间的象征含义十分严厉，足以在反对者中间引起连锁反应。
很明显，陈永贵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控诉。这局面又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出狱更加动荡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寿，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事情后来以岳增寿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而告结束。岳被拳打脚踢之后继以五花大绑逮捕归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监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仅仅服刑两年便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事情竟会如此巧合，这不是要将人们反对大寨的情绪煽动起来又是什么？陈永贵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后面的鼓励者中，必定还有报纸，还有省长，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甚至可能还有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现在，整个农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钟声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他陈永贵却除了叹息外，别无选择。
（摘自《1978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