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陵文集卷六》
（宋 许翰 撰）
论用相
臣尝学《易》，观否泰之象，则知君子小人未尝相无于天下。虽尧舜在上，世必有小人；虽桀纣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以更为治乱相反如此者，尧舜错之得宜，而桀纣置之失当也。故错之得宜，则君子小人并受其福，是以皆谓之泰；置之失当，则君子小人各穷于祸，是以同谓之否。所谓当与不当，要在内外之间而已矣。泰内君子而外小人，则其象内健而外顺；否内小人而外君子，则其象内柔而外刚。刚者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为于内，则内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委听于外，则外顺而天下从之。何谓内外？传曰：“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 故人君躬必与小人睽，而以君子为家人者，类固相反。虽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以尽知天下之君子，亲之使为家人，又欲尽察天下之小人，睽而远之，则虽尧舜之圣，难于于此。然图其易，则必有要矣。舜选于众举皋陶，则不仁者远；汤选于众举伊尹，则不仁者远。故《易》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前日君子小人上下倒植，内外逆施，奸罔充斥，臣未易遽论，而独窃怪陛下即位以来，朝廷之间未见泰象，臣是以请先论之。如近日王孝迪之昏庸，已污翰苑，而擢中书侍郎；蔡懋之顽固，已败枢府，而犹迁右丞。当时四方闻之，无不怅然失望，此则陛下既悟而罢之矣。今又将相张邦昌于庙堂，则是古之所谓外，今之所谓内，类进之祸，岂复胜言。臣窃意陛下圣明，岂不知前日之乱，皆生于大臣奸？不去此属，无以为治，而相邦昌者，盖或权以济朔骑之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击，而一发其端于此。他日若果用之，则臣请得以死争之。臣以为陛下正始之时，置相不可不谨。譬如植木，始得嘉木有种，其后材将不可胜用；始得恶木而植之，则恶木日滋，其极将至无复取材。且君臣一体，相须而成，自昔未见有君无相而能成大业者也。故陛下欲为文帝，则相必有陈平、周勃；欲为唐太宗，则相必有房玄龄、杜如晦；欲为尧舜三代之君，则必有尧舜三代之佐，而后纷无不解，为无不成。将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观置相之得失，故愿陛下考而慎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听并观，验左右之言于诸大夫，验诸大夫之言于国人，验国人之言于其人可见之迹，灼知其贤而后用，此孟子用人之法，而《易》之所以为泰者，故臣辄敢论思先之，以为治本。
论战
臣伏见金人退师以来，朝廷搢绅上恬下嬉，幸于无事，恃以为安，而臣独窃终夜不寐，方以为忧。夫以金人之性，贪功好战，而我既示之以弱，开之以利，不过一、二岁，势必复来。自所割三镇，疾驰三日，则突骑犯都城，飞尘入宫阙矣。当此之时，金帛不可复得，地土不可复割，边鄙之师不可复召，智能之士不可复图，万世之变可胜言哉！
今闻姚古等兵已次国郊，窃谓陛下可以阃外之事制于将帅，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则用兵不疑。臣尝熟计，我战而胜，则福无穷，战而不胜，则北厄井陉，西断太行，内守大河，国可无患，敌以残敝将归之，兵力必不能复取三镇，故我胜亦利，不胜亦利，此可决战一也；敌欲既盈，将骄卒懈，时益暄暍，人马喘汗，以我方锐击其惰归，此可决战二也；我众彼寡，以十当一，反顾者诛，旋踵者斩，使威令既必行，则罢弱者奋，况于关陕百战之士，外诱以金缯，而内激以愤耻，破贼必矣，此可决战三也；种师道持重名将，今虽老疾，智略足恃，议者见其木讷，若无策画，此盖不以口击贼者。昔赵括论兵，其父奢不能难也，而奢谓括将必败赵师；宋文割据江左，闻王元谟论兵，飘飘有伊洛间意，及使之将，望风奔溃。闻师道自少沉毅，盖其天性，介胄之士，瞋目语难，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济以姚古，必能相与成功，此可决战四也；陛下仁圣，诚动万姓，义感三军，人人思为国死，以涤中原之耻，而发七庙之愤，夫天时易失，而人心难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势，后必悔之，此可决战五也。
今全躯保妻子之臣，务在张敌声势，虚喝恐劫，苟安目前，遗患万世，此其意无他，不过虑战不胜，则咎归议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无患，明年盛秋，朔骑复来，则必诿曰国家事敌不至，不得归咎和者，奸回自营，孰便于此，非复有为陛下宗庙社稷长虑却顾者也。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要观大计如何尔。议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动小衄，以为王师不可复用，传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 故愿陛下断之而已矣。取进止。
论三镇
臣伏见王师之行，庙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盖未有能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则将帅之心不一，将帅之心不一，则士卒之气不锐，断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诚之力也。陛下欲断今日之议，当究为和为战，卒当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钝，非大计之所系也。
昔汉高帝、蜀先主皆号聪明神武，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败北无数，然其志气挫而愈厉，抑而更奋者，大计已定于中，此其所以为英雄者也。陛下欲决和议，则臣愿陛下取太史公记虞卿传，览其反复，此往古之鉴也。方今若失三镇二十州之地，则天下之势已断，西北无河东，则陕不可守，无河朔，则汴不可都，计不过谋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为东晋者，乃王导、谢安英贤相继，扶危救倾，仅能立国，而中原丘墟，遂分南北。后世有王导、谢安之才，则东晋宗庙可复立也，社稷可复建也，盗入陵寝，取一抔土，则将若之何，言而至此，可为流涕。陛下永念方来之艰，则今日虽复骚动天下，犹不得已，何者，择祸莫若轻也。
或者以为太祖即位以来，未有江南、晋、蜀，而卒能混一区宇，臣以为不侔矣。太祖生长兵间，非若陛下继体守文，建隆将士百战精锐，非若方今将不素养，兵不素练也。敌在掌握，纵而不取，使之益张，若之何而以太祖为言。故凡守和议者，以国与人者也。
陛下欲决战议，则臣之所陈可战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敌不释憾，则渡河之师当战，战则必有漕运之役，有应援之兵，有扼据之要，皆当素治，不计小却，但责成功，而后将帅志一，士卒气奋，三镇之守有死无二。若我将以疑遣师，以苟行，则精锐已亡，何以取胜。凡今为和议，苟取目前之无事，然亦未可必也。臣闻西北之民，人人相语曰：“吾属与其顺敌，则宁南向作贼，死为中原鬼。” 使三镇之众发愤怨怼，人为寇攘，非小变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况又方来之患，亦未知税驾欤。自古用兵，必有异议，成王之时，周公东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艰哉。晋武与杜预谋取江南，大臣贾充等皆力争之，独一张华赞定大计。唐宪宗用武元衡、裴度谋讨淮西，盗杀宰相，朝廷震恐，请罢裴度以安诸镇，宪宗大怒，讨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复振。周世宗初即位，北汉引契丹入寇河东，世宗自将御之，宰相冯道固争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兴。书曰：“惟克果断，乃罔后艰。” 陛下所以疑者，度众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败，自持其说。近种师道为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当小扰之，使自蹂藉，而后可乘，又地势横入江河中，度兵隘桥，此利诱使出战，不利以兵入斗也。臣以是知师道有谋，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将而用骁勇，不恃谋将而恃词说，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晋开运之变，契丹始入，败不穷追，近冬复大来，遂陷都城。国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渊之役，亦不穷追，而与敌和亲。夫开运、景德，驱逐之策同，而成败之效异者，何也？开运之时，中国方弱，而示之以畏，故寇复来；景德之间，中国正强，受之以和，故寇遂定。今议者不鉴开运纵敌之患，欲为景德之宽大，则可谓不知时矣。陛下何以不试使议割地者身任数年，敌不复入，则臣知议者必将难之。夫国不保数年之安，而欲定万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议。
论用将
臣伏见艰难以来，用将不专禀命朝廷，故使大帅节制难一，机宜屡失，敌势益张，欲苟无事，而变更愈繁，欲姑休息，而息肩无日，此忠愤忧国之士所以中夜慨叹，抚枕而兴也。
今既明示天下以弱，是以河东之兵深入而不忌，陕西之寇内侮而不止，情势至此，亦已棘矣。若不一大变前所为，恐不复可济。为今计者，独有起种师道，听以大计，朝廷但责成功而已。昔汉帝取魏，但问大将步将骑将为谁，知非韩信等敌，遂决不疑，以是知用兵之法，要在论将。而议者以种师道、姚古有怨，故罢师道而用古，然臣窃观汉高袓始用陈平，诸将不服，更使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言；韩信初拜大将，一军皆惊，高袓不恤也；光武之时，贾复常欲手杀寇恂，光武躬譬解之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 今朕分之，卒使二人结欢而去。今陛下欲正天下，则宜如高祖；欲和调将帅，则宜如光武。方乏材时，将臣至少，岂得使之一废一植，至于勤王之师，虽已罢遣，今恐事棘，不免复召，但使河朔贼破，则河东贼势自绌，要之，非一大劳，恐无休息之时。伏愿陛下更与大臣熟虑，早定大计，今日之事，已难于前日，安知后日不又难于今日也，而议者犹欲循前之姑息，前之得失，亦可监矣。取进止。
论学校谤伤
臣闻万人所聚，必有公言。传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大决而犯伤必多，是以监谤而衰周乱，禁言而强秦亡。”《无逸》之训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 此疏川而导之之术也。
昔者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盍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不善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毁之何为。” 国家自王安石持矫拂世俗之说，流弊至今，其患可见。陛下方将公听并观，力矫此弊，优容受纳，务尽群情。前日宰相吴敏留李邦彦，止是避嫌分谤，因以镇抚士民，而或者未达其心，谓为力排公议，或私相讥谤，责臣不言，臣谓但使朝廷德日以胜，则此等疑论自当衰熄。窃闻台臣论奏学校谤伤宰相、中丞等事，臣恐陛下遂行其言，则将使忠鲠杜塞，讥毁不闻，朝廷蔽壅复如前日，此乱亡之机也，不可不审。伏望圣慈勿下其奏，以来四方之贤，而通天下之志。
论宦官
臣窃考观载籍，自春秋以来，国家昌大，世祚绵永者，惟汉与唐，至于我宋，方建万世之统，此近古之三代也。汉唐乱亡，皆坐内侍，为我宋监，可谓明矣，是以不可不察。
汉唐之季世，治平积久，人主不忧敌国外患，而安于佚乐，不亲法家拂士，而昵于近习，于是奸宄得乘其间，兴宫室池苑壮丽之观，致妖冶靡曼倾惑之色，以蔽其明；为谗谄导谀险诐之辞，奏嚣尘淫放郑卫之音，以乱其聪；讳避危亡之言，缘饰隆平之事，使之燕安豫怠，广侈无忧，以坏其志，而后扶舆骫骳，以导之喜，忿怼耻辱，以导之怒，祈求要请，以导之施，私相窃语，一颦一笑，皆能阴阳人主之意，使国威福潜移，于是大阿之柄，始倒持于下矣。其渐至此，则各随其世事势之流，相激生变，为乱不同，同归于亡。
东汉祖尚名节，士大夫各持清议以争之，故其季杀戮忠良，禁锢贤隽，袁绍乘天下之忿起而诛之，而后汉亡。唐北司本兵权重东汉，而士大夫莫与之敌，是以世无党锢之祸，而帷闼之隶，势陵人主，幽辱废置，无不如意，朱温乘天下之忿起而诛之，而后唐亡。本朝北司之盛，殆过汉唐，学士大夫凛凛久矣。前日缘太学生伏阙论事，数万之众，不约而从，发愤嚾呼，若天导之，使北司之势，不诛而自折，则袁绍不复施其谋，而朱温无所加其暴，此所谓宗庙之灵，社稷之福也。
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故上酌民言，则下顺，上施，陛下于何容心，亦宪天而已矣。凡退听之无所归怨，而国制大定，是乘一时之变，而建万世之利也。而议者犹或非之，夫前日但缘务专国是，不酌民言，郁其忿怨，以至于是，汉唐之季，变生豪杰，其祸至于不可复救，今国家徒以赤子啼号赴诉其枉，一言抚之，而万姓返室，怀仁归德，岂不贤于前世万万也哉，此臣之所以为陛下贺也。臣窃过计，但虑事定之后，邪说摇夺，哀祈感动，法不终守，是以敢申言之。谨案《周官》，宦寺皆隶冢宰，惟内小臣上士四人，郑康成以为异其贤者，余不过仅数十人，未有登于下士者也，是以内侍之祸，不产于三代之前，使国家能按今日之法，而世守之，则内侍得以保身延祀，不罹诛杀于下，而国家因之垂化定治，不忧祸乱于上，内外休宁，不亦懿乎。故愿下臣章于内省，揭示成宪，永戒前非，天下幸甚。
译文
论用相
我曾经学习《易经》，观察其中否卦与泰卦的卦象，就明白君子和小人在天下从来都是同时存在的。即便像尧、舜那样的圣君在位时，世上也必定有小人；就算是桀、纣那样的昏君统治时，世上也肯定有君子。之所以出现或太平或混乱这截然相反的情况，是因为尧、舜对君子、小人的任用安排得当，而桀、纣的安排却失当了。所以安排得当的话，君子和小人都能受益，因此都称为 “泰”；安排失当，君子和小人都会遭受灾祸，所以都叫做 “否”。而所谓安排得当与失当，关键就在于朝堂内外的用人情况罢了。泰卦是将君子安排在朝堂内部，小人安排在外部，那卦象所体现的就是内部刚健而外部柔顺；否卦则是内部为小人，外部是君子，卦象呈现出内部柔顺而外部刚健的特点。刚健是君子的品德，柔顺是小人的品德。如果让君子在朝堂内有所作为，凭借内部的刚健就能治理天下；让小人在外部听从调遣，凭借外部的柔顺天下人也会顺服。什么叫内外呢？《传》中说：“睽卦代表外部，家人卦代表内部，否卦和泰卦是相反的类型。” 所以君主自身一定要与小人保持距离，而把君子当作自家人，这两类人本来就是相反的。
不过，君主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想要完全了解天下的君子，亲近他们并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又想要彻底洞察天下的小人，疏远他们，就算是尧、舜那样的圣人，做起来也是很困难的。然而要是想寻求简便的办法，那必定是有要点的。舜从众人中选拔任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从众人里挑选并重用伊尹，不仁之人也都远离了。所以《易经》说：“君子能够解除困难，小人就会退避。”
前些日子，朝堂上君子和小人的地位颠倒，朝堂内外用人错乱，奸邪欺诈的现象到处都是，我原本不好贸然议论，只是暗自奇怪陛下即位以来，朝廷中并没有呈现出泰卦那样良好的气象，所以我想先谈谈这个问题。比如近来王孝迪昏庸无能，已经玷污了翰林院，却还被提拔为中书侍郎；蔡懋顽固不化，已经败坏了枢密院的事务，却仍旧升迁为右丞。当时各地的人听到这些消息，没有不失望叹息的，好在陛下后来醒悟过来，罢免了他们。可如今又要把张邦昌提拔到朝堂的重要位置上，这就是把古代所说应放在外部的小人，放到如今朝堂的内部了，像这样任用小人带来的祸患，真是难以言表啊。我私下揣测陛下圣明，肯定知道之前的混乱都是因为大臣奸诈造成的，不除掉这类人，就没办法治理好国家，而任用张邦昌，大概是权宜之计，为了借助他来应付北方骑兵的行动，不一定真的会长期任用他，所以我不敢正面抨击，只是在这里先提出这个问题。要是以后真的重用他了，那我一定会拼死谏诤。我认为陛下在刚刚开始治理国家的时候，选择宰相这件事千万要谨慎。就好比种树，一开始种下优良的树苗，日后就能收获用不完的木材；要是一开始种下的是坏树苗，那坏树就会日益滋长，到最后恐怕就再也没有可用之材了。况且君主和宰相本就是一体的，相互依存才能成就大业，自古以来就没有君主不用宰相却能成就伟大事业的例子。所以陛下要是想成为汉文帝那样的君主，那宰相就得是陈平、周勃那样的人；想要成为唐太宗那样的君主，宰相就必须是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要是想成为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圣君，那就必须有三代时那样贤能的辅佐大臣，这样之后，各种纷争都能化解，做什么事都能成功。要想预测天下是安定还是危险，首先就要看选择宰相这件事是得还是失，所以希望陛下仔细考察、慎重抉择。先王了解人的方法，关键在于广泛听取意见、全面观察，用身边大臣的评价来检验各位大夫的品行，用各位大夫的看法来验证国人的意见，再根据这个人实际表现出来的行为来检验国人的评价，清楚地了解这个人确实贤能之后再任用，这就是孟子所讲的用人方法，也是《易经》中能呈现泰卦那样良好局面的原因，所以我才冒昧地先论述这个问题，把它当作治国的根本。
论战
我看到自从金兵退兵之后，朝廷里的官员从上到下都安于现状、贪图享乐，庆幸暂时没有战事，就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我却独自为此整夜睡不着觉，深感忧虑。金人本性贪婪好战，而我们已经向他们示弱，还给予他们利益，用不了一两年，他们肯定会再次发兵。从我们割让的三镇出发，骑马疾驰三天，他们的骑兵就能进犯都城，扬起的尘土都能飘进宫里了。到那个时候，钱财物资不可能再拿回来，土地也没法再收回了，边疆的军队也来不及召集了，有智谋才能的人也没办法再施展计策了，那千秋万代的灾祸真是难以说尽啊！
现在听说姚古等人率领的军队已经驻扎在京城郊外了，我觉得陛下可以把京城之外作战的事情交给将领们去处理，如果派一个使者去交涉，对方能听从，那就不用打仗；要是对方不听从，那就果断出兵，不要犹豫。我仔细考虑过，我们要是打仗打赢了，那好处是无穷无尽的；就算打输了，我们还可以向北扼守井陉关，向西截断太行山的通道，在内部守住黄河，国家也不会有大的祸患，敌人已经疲惫不堪，肯定没办法再夺取三镇了，所以不管打赢打输，对我们都是有利的，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一个理由；敌人的欲望已经得到了满足，将领骄傲，士兵懈怠，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人和马都热得气喘吁吁，我们正好趁我方士气旺盛去攻击他们疲惫回撤的军队，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二个理由；我们兵力比他们多，以十敌一，规定凡是回头逃跑的就杀头，转身退缩的也斩首，只要军令严格执行，那么体弱的士兵也会振奋起来，何况还有关陕地区身经百战的将士，对外用钱财物资去激励他们，对内用洗刷耻辱的决心去鼓舞他们，那打败敌人是必然的，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三个理由；种师道是稳重的名将，现在虽然年老有病，但智谋谋略还是值得依靠的，有人觉得他不善言辞，好像没什么计策，其实他是那种不喜欢靠嘴上功夫打仗的人。从前赵括谈论兵法，他的父亲赵奢都难不倒他，可赵奢却断定赵括要是带兵打仗肯定会使赵军失败；南朝宋文帝割据江南的时候，听王元谟谈论军事，觉得他说得头头是道，很有中原地区的风范，可等让他带兵打仗，一看到敌军就溃败了。听说种师道从小就沉着坚毅，这是他的天性，武将大多不善言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能轻易怀疑他，况且现在还有姚古相助，他们一定能一起打胜仗，这是可以决战的第四个理由；陛下仁慈圣明，诚心能感动百姓，大义能激励三军，人人都想着为国家效死，洗刷中原被侵占的耻辱，发泄对祖宗宗庙被辱的愤恨，要知道战机是很容易错失的，而人心一旦散了就很难再凝聚起来，陛下现在不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后肯定会后悔的，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五个理由。
现在那些只想着保全自身和妻儿的大臣，一心只想夸大敌人的声势，虚张声势来吓唬人，苟且偷安，只图眼前太平，却给后世留下无穷祸患，他们这样做没有别的心思，不过就是担心打仗输了，过错会归咎到提建议打仗的人身上，对自己不利罢了。现在只要主张议和，就能保证自身平安无事，可到了明年秋天，北方的骑兵又打过来了，他们肯定会推诿说国家对敌人已经尽力了，不能怪主张议和的人，这些奸邪之人只想着为自己谋利，哪还有为陛下的宗庙社稷长远考虑的呢。打仗本来就是有胜有负，这是常有的事，关键是要看大的决策怎么样。有人因为姚平仲之前贸然行动打了败仗，就觉得朝廷的军队不能再打仗了，《传》上说：“凡是要成就大事，只有果断才能成功。” 所以希望陛下能果断做出决定啊。特此请陛下定夺。
论三镇
我看到朝廷出兵的时候，作战的计划还没确定，这是很让人疑惑的事啊。从古至今，就没有能凭借着疑惑不定的计划取得成功的，所以朝廷要是心意摇摆不定，将领们的心思就不能统一，将领们心思不统一，士兵们的士气就不会高昂，只有果断做出决定，连鬼神都会避让，这就是精诚所至产生的力量啊。陛下想要决定当下是议和还是作战的问题，只需要考虑最终该怎么做就行了，其中一些小的得失，并不是关系国家大计的关键所在。
从前汉高祖、蜀汉先主，都号称是聪明神武的人，是一代英雄，考察他们用兵打仗的经历，失败的次数也不少，可他们的志向和士气越是受挫就越是昂扬，越是被压制就越是奋发，就是因为心中已经定下了大的计划，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啊。陛下要是想决定议和，我希望陛下看看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虞卿的事迹，了解其中反复权衡利弊的过程，这可是以往的经验教训啊。如今要是失去了三镇以及周边二十个州的土地，那天下的局势就被截断了，西北要是没有河东地区，陕西就守不住了；没有河朔地区，汴京就不能作为都城了，到时候恐怕就只能谋划渡过长江向南迁移了。我考察过历史，永嘉年间朝廷渡过长江，之所以还能建立东晋，是因为有王导、谢安这样的贤能之士相继辅佐，挽救危局，这才勉强保住了半壁江山，可中原地区却变成了废墟，从此南北就分裂了。要是后世能有王导、谢安那样的人才，东晋的宗庙或许还能重新建立，社稷或许还能再次恢复，要是盗贼进入皇陵，挖走一捧土，那又该怎么办呢？说到这里，真是让人痛心流泪啊。陛下要永远铭记未来可能面临的艰难，那么即便现在为了应对局势要让天下动荡一番，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有人觉得太祖即位的时候，还没有平定江南、晋、蜀等地，最后却能统一全国，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和那时不一样啊。太祖是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不像陛下您是继承皇位、遵循文治的君主，建隆年间的将士们都是身经百战、精锐无比，不像现在的将领平时缺乏训练，士兵也没有经过系统操练。敌人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却放着不消灭，还让他们越发强大，怎么能拿太祖那时的情况来作比呢。所以凡是主张议和的，那就是把国家拱手让人啊。
陛下要是想决定作战，我之前已经陈述了五条可以作战的理由了。现在要是敌人不肯罢休，那渡过黄河的军队就应该作战，打仗就必然要有运输粮草的行动，要有增援的部队，要有扼守关键之地的部署，这些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不要计较一时的小挫折，只要求最终能打胜仗，这样之后将领们的心思才能统一，士兵们的士气才能振奋，守卫三镇的将士们就会抱着必死的决心，绝不退缩。要是我们带着疑虑去派遣军队，马马虎虎地行动，那精锐的兵力就消耗掉了，还拿什么去取胜呢。现在主张议和，也只是想暂且求得眼前的太平，可这也不一定能实现啊。我听说西北地区的百姓们都在互相说：“我们与其投降敌人，还不如向南去做盗贼，死了也能做中原的鬼。” 要是三镇的百姓们因为愤恨不满，都起来做盗贼了，那可就是不小的变故了，所以想姑息迁就求得眼前安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更何况以后还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祸患呢。自古以来用兵打仗，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周成王的时候，周公东征，只有十个人支持他，其他人都反对说太难了。晋武帝和杜预谋划攻取江南，大臣贾充等人都极力反对，只有张华赞成并促成了这个大计。唐宪宗任用武元衡、裴度谋划讨伐淮西的叛军，叛军刺杀了宰相，朝廷震惊害怕，请求罢免裴度来安抚各个藩镇，宪宗非常生气，讨伐淮西的决心更加坚定，唐朝的威望和政令从此又重新振作起来。周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北汉勾结契丹入侵河东地区，世宗亲自率军抵御，宰相冯道极力劝阻也没能改变他的决定，周世宗的功业从此就兴盛起来了。《尚书》上说：“只有能够果断决策，才不会有后来的艰难。” 陛下之所以犹豫不决，我想是因为大家肯定会拿姚平仲之前的败仗来说事。最近种师道跟我说，姚平仲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劫营的方法不对，不应该动用大部队，而应该先用小股兵力去骚扰敌人，让敌人自己慌乱起来，然后再趁机进攻，而且当时的地势是横着通向江河，在桥上部署兵力，敌人是被利益引诱才出来交战的，这种情况下不适合派大部队直接冲进去搏斗。我由此知道种师道是有谋略的，所以之前没能打胜仗，错就错在没有任用老将，而是用了年轻勇猛的将领，没有依靠有谋略的将领，而是听信了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人，并不是军队不能打仗啊。从前石晋开运年间，契丹刚开始入侵的时候，我们打败了他们却没有乘胜追击，快到冬天的时候，契丹又大规模入侵，最后攻陷了都城。本朝景德年间，契丹入侵，澶渊之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追击，而是和敌人议和了。开运和景德这两次，我们驱赶敌人的策略是一样的，可结果却不一样，为什么呢？开运的时候，我们国家正处于弱势，还向敌人示弱，所以敌人又回来了；景德年间，我们国家实力较强，用议和的方式对待敌人，所以敌人就安定下来了。现在有些人不吸取开运年间放纵敌人的教训，还想着效仿景德年间的宽大政策，这可真是不懂时势啊。陛下为什么不让主张割地求和的人保证几年之内敌人不再入侵呢，要是这样，我想他们肯定就不敢轻易主张求和了。国家要是连几年的安稳都保证不了，还想着制定长治久安的策略，那肯定是做不到的。请求陛下把我的这份奏章下发，让相关部门商议决定吧。
论用将
我看到自从国家陷入艰难的局势以来，任用将领的时候，将领们不能完全听从朝廷的命令，所以导致大帅对军队的指挥难以统一，战机屡屡错失，敌人的势力越发强大，想要暂且求得太平无事，结果情况却变得越来越复杂，想要让军队休整一下，却始终找不到机会，这就是那些忠诚忧国的人半夜叹息，辗转难眠的原因啊。
现在我们已经向天下显示出了软弱的一面，所以河东的敌军敢深入我方境内而无所顾忌，陕西的敌人也敢在国内肆意侵扰，形势到了这个地步，已经非常危急了。要是不彻底改变之前的做法，恐怕就没办法挽救局势了。如今的办法，只有重新起用种师道，把军国大事交给他，朝廷只要求他能打胜仗就行了。从前汉高祖攻打魏国的时候，只问将领们谁能担任大将、步兵将领、骑兵将领，知道不是韩信等人的对手后，就果断做出决定，毫不迟疑，由此可见用兵的关键在于选对将领。可是有人因为种师道和姚古之间有矛盾，就罢免了种师道而任用姚古，然而我看汉高祖当初任用陈平的时候，众将领都不服气，汉高祖就让陈平监管各位将领，众将领这才不敢再有异议；韩信刚被拜为大将的时候，全军都很震惊，汉高祖也没有理会这些。汉光武帝的时候，贾复常常想要亲手杀掉寇恂，光武帝亲自出面调解说：“天下还没有平定，你们两个怎么能私下争斗呢。” 然后把他们分开，最终让两人和好如初。现在陛下要是想平定天下，就应该像汉高祖那样；要是想调和将领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像汉光武帝那样。现在正是缺乏人才的时候，将领本来就少，怎么能让他们一个被罢免一个被任用，反复折腾呢。虽然之前召集的勤王军队已经解散了，但恐怕局势一旦危急，还是得重新召集他们。只要能打败河朔地区的敌人，那河东地区敌人的势力自然就会减弱，总之，要是不经过一番大的努力，恐怕是没办法得到安宁的时候了。希望陛下能和大臣们仔细考虑，早点定下大计，现在的情况已经比之前更困难了，又怎么知道以后不会比现在还难呢，可有些人还想着遵循以前那种姑息迁就的做法，以前的得失，可是值得借鉴的啊。特此请陛下定夺。
论学校谤伤
我听说当众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有公正的言论产生。《传》中讲道：“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的危害还要大，河流一旦决堤泛滥，造成的伤害必定很多，所以周厉王派人监视百姓言论，导致周朝衰落混乱，秦始皇禁止民众发言，强大的秦朝最终走向灭亡。”《无逸》中的训诫也说：“要是小人怨恨你、责骂你，那你就要更加谨慎地修养自身品德，不但不敢心怀愤怒，还要把这当作提升自己的契机。” 这就是疏通河道、引导水流的正确方法呀。
从前，郑国的人在乡校游玩，在那里议论执政者施政的好坏，有人就对子产说，不如把乡校毁掉算了。子产回应说：“他们所提出的好建议，我就照着去施行，那些不好的意见，我就加以改正，他们就如同我的老师一样，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 自从王安石提出矫正世俗的主张以来，遗留的弊端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陛下如今正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全面观察情况，尽力去矫正这些弊端，以宽容的态度接纳各方言论，力求能充分了解众人的想法和情绪。
前些日子，宰相吴敏挽留李邦彦，只是为了避免嫌疑、分担指责，借此来安抚士人和百姓，可有的人没能领会他们的用心，认为这是在极力排斥公众的意见，甚至私下里相互讥讽、诽谤，还责怪我不发表看法。我认为只要朝廷的仁德日益彰显、胜过其他，像这样的猜疑言论自然就会逐渐消失。
我私下听说御史台的大臣上奏议论学校中出现的诽谤、中伤宰相、中丞等人的事情，我担心陛下要是听从了他们的奏言，那就会使得忠诚正直的言论被堵塞，讥讽诋毁的话也听不到了，朝廷又会像从前一样被蒙蔽，这可是国家走向混乱灭亡的隐患啊，不能不慎重考虑。恳切希望陛下能心怀慈爱，不要下发这份奏疏，以便招揽四方的贤才，让天下人的想法能够顺畅表达、相互沟通。
论宦官
我私下考察各种典籍记载，自春秋以来，国家繁荣昌盛、国运长久延续的，只有汉朝和唐朝。到了我们宋朝，正在建立能传承万世的基业，这可以说是近古时期能和夏商周三代媲美的朝代了。汉朝和唐朝走向混乱灭亡，都是因为宦官的缘故，这对我们宋朝来说，是很明显的前车之鉴，所以不能不仔细考察。
在汉朝和唐朝的末年，国家太平的日子持续久了，君主不再担忧外敌入侵等忧患之事，而是安心享受安逸游乐的生活，不亲近那些能辅助自己遵循法度、匡正过失的贤士，却与身边的近侍宦官亲昵起来。于是，奸邪之人就趁机钻空子，大兴土木建造华丽壮观的宫殿园林，呈现出妖冶艳丽、令人沉迷的景象，以此来蒙蔽君主的眼睛；进献谗言、阿谀奉承、阴险狡诈的言辞，演奏喧闹低俗、放纵奢靡的郑卫之音，来扰乱君主的听觉；回避那些关乎国家危亡的言论，用粉饰太平的话语来哄骗君主，使君主安逸享乐、懈怠政务，肆意挥霍还毫无忧虑，从而毁掉君主的志向。之后，再通过各种手段去迎合君主的情绪，诱导君主高兴或者愤怒，通过祈求、索要等方式诱导君主进行赏赐，就连私下的窃窃私语、一颦一笑，都能暗中影响君主的心意，使得国家的赏罚大权渐渐落到了下面这些人手中。
这种情况逐渐发展，就会随着当时世事和形势的变化，相互激荡，产生各种变乱，虽然引发混乱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最终都走向了灭亡。
东汉时期崇尚名节，士大夫们各自秉持公正的议论去抗争，所以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杀戮忠良、禁锢贤才的情况，袁绍趁着天下人对宦官的愤恨起兵诛杀宦官，之后东汉就灭亡了。唐朝时，宦官掌握兵权，权势比东汉时还大，士大夫们根本没办法与之抗衡，所以唐朝没有像东汉那样出现党锢之祸，但宫中的宦官奴仆们，权势凌驾于君主之上，幽禁、羞辱、废立君主等事，都能随心所欲地做到，朱温趁着天下人对宦官的愤恨起兵诛杀他们，之后唐朝也就灭亡了。本朝宦官的权势之大，几乎超过了汉朝和唐朝，士大夫们长久以来都战战兢兢的。前些日子，因为太学生们集体跪伏在宫阙前议论国事，数万人不约而同地响应，群情激愤地呼喊，就好像有上天引导一样，使得宦官的势力不用诛杀就自行削弱了，这样一来，袁绍那样诛杀宦官的事不用再发生，朱温也没办法再对宦官施加暴行，这可真是祖宗宗庙显灵、国家社稷有福啊。
《尚书》里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百姓所听到的。” 百姓的意愿，上天一定会依从，所以君主能斟酌采纳百姓的言论，下面的臣民就会顺从，君主施行政策也会顺利，陛下对此不用有什么顾虑，只要遵循上天的法则就可以了。只要能让那些退下的人没有怨恨，国家的制度就能稳定下来，这是借着一时的变故，去建立能惠及万世的利益啊。可是还有人对此表示非议，之前只是因为一心专注于国家大事，没有充分采纳百姓的言论，使得百姓的愤恨怨气郁积起来，才导致出现那样的情况。汉朝、唐朝末年，豪杰趁乱而起，引发的灾祸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如今国家只是凭借着对百姓的关怀，百姓像孩子一样哭诉自己所受的冤屈，朝廷只要说上一句安抚的话，万千百姓就回到家中，心怀仁德、归顺朝廷，这难道不比前朝好上万万倍吗？这就是我要向陛下道贺的原因啊。我私下考虑得比较多，只是担心事情平定之后，会有邪说来动摇、改变现状，靠哀求祈求来打动人心，使得现有的好办法不能一直坚守下去，所以才冒昧地再次强调这些话。
仔细考察《周礼》，宦官都隶属于冢宰管理，只有内小臣设有上士四人，郑玄认为这是为了选拔其中贤能的人，其余的宦官不过只有几十人罢了，都没有达到下士的级别，所以宦官带来灾祸的情况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是没有的。假如国家能够按照现在的办法，并且世世代代坚守下去，那么宦官就能保全自身、延续祭祀，不会遭遇被诛杀的命运，国家也能因此实现良好的教化、稳定的治理，不用担忧祸乱发生，宫内宫外都能安宁祥和，这不是很好的事吗？所以希望陛下能把我的这份奏章下发到内省，把现有的成法制度公布出来，永远戒除以前的错误做法，那可真是天下的大幸啊。
昌乐搏天虹点校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