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
安丘人吴金鼎因为发现龙山文化，揭开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成为现代考古史上彪炳史册的人物。他生活于战乱年代，虽英年早逝，可他不光于龙山文化，其人生路上普通的“拐点”都不同凡响。诸如他在个人与学校面前以校为重，以致清华肄业；事业与国难面前又以国为重，放弃考古投身抗战等等……本文试以透过“履历入史”，对他作全面展现。
本期撰稿：张漱耳
姥姥照看 得名金鼎
位于安丘城东门里的县立中学（德育中学）。
吴金鼎幼年时为姥姥陈氏抚养，这段经历或许为其整个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姥姥爱好收藏，尤其是青铜古宝，对他悉心培养教育，起名“金鼎”。吴金鼎青少年求学时期又得遇名师，打下坚实基础。
生在安丘书香门第 接近三岁仍然懒语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吴金鼎生于安丘县宋官疃乡（今隶属景芝镇）万戈庄村。该村距宋官疃乡驻地3.5公里，村子一直很小，只有300多户。村名原叫石村。《吴氏族谱》旧序所载，明弘治五年（1492）吴氏自河北枣强迁来安丘甘泉与龙山之间的石村。何时何故改名万戈庄无考。
吴金鼎是吴氏迁安后的第十五世，祖辈以耕种为生，但重视子女教育。《吴氏族谱》对吴金鼎的记载是：“年四十八岁，忌九月十八日。北京清华大学研究人类学，任齐大哲学教授，博士学位，娶王介忱，潍邑尚庄。幼牙科教授。”不仅妻子是医生，他的三个哥哥——长兄吴金鳌、二哥吴兼三、三哥吴金章也都是医生。大哥毕业于山东大学林科，二哥毕业于齐鲁大学文理科，三哥毕业于山东大学医科。他还有四个姐姐，二姐毕业于潍县文美女中，三姐、四姐于安丘县立女子中学毕业。
年纪最小的吴金鼎就降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出生时，家境已现颓势，为供哥哥姐姐上学，吴家已经出卖了全部田产40大亩（约合95亩）。
在农村不是独苗的男孩，皆不被娇惜，即便作为老幺也一样。吴金鼎父亲吴埍为晚清落第秀才，按说他年近五十得子应该值得高兴，但已家道中落，有些愁眉不展。加上吴金鼎又早产，出生后很多天不哭不闹，接近3岁了还不太会说话，安丘农村的说法是“懒语”，夫妻俩忧心忡忡，却又无计可施。正好孩子的姥爷过世，孩子姥姥孤身一人，两口子遂决定，干脆抱给她作个伴，她爱养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吧。
姥姥爱好金石收藏 引导外孙开口讲话
吴金鼎的姥姥陈氏是潍县人，聪慧略识字，是道光年间收藏界大学问家陈介祺的族亲，她管陈介祺叫族叔。耳濡目染，姥姥从小也跟着叔辈们喜欢收藏，还和丈夫做过古玩买卖。女子喜爱青铜古宝，较为罕见。有个说法：女子钟情这个，倘若年轻貌美，可不得了，会有“倾国倾城”之魅力。不知道吴金鼎姥姥是个什么情况，但从她教导出了考古天才外孙，足以引发或能印证些许联想。
鳏寡孤独的姥姥听完女儿和女婿诉求，细心看了看小外孙，不顾自己年逾六十，满口答应下来，留下抚养。
姥姥是过来人，头一件事就是想尽快引导外孙说话。她在照看中发现，这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什么都懂。因此她有了信心，断定孩子不肯说话是女儿和女婿的责任，没有给他营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于是，她天天对着外孙说话。老太太自丈夫离世开始吃斋，她将经文大声念给小外孙听。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外孙渐渐与正常的孩子一样了。
这第二件事，是给他起个好名。陈氏知悉族叔陈介祺最珍贵的收藏是毛公鼎，便决定以“鼎”为名。又鉴于万戈庄的大外孙第二字为“金”，遂成“金鼎”。那个时代有名还须有字号，字号通常内涵须与名字相通，互为辅助。于是姥姥便以“禹铭”配之。这字配得真好，姥姥的收藏学识可见一斑。
读教会学校
遇安丘名师
到了年龄，得送吴金鼎入学了。晚清小孩子读书场所是书院、义学、私塾。这都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姥姥年迈，收入可怜，这些学校不敢奢望。她经常到教堂做礼拜，还到传教士创办的潍县广文学堂活动。学堂有个教习是安丘人，名叫刘光照，毕业于登州文会馆。由于他的养父、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908年患绝症去世，留下遗愿嘱其致力办学，他就放弃了广文学堂中国助教之职，到穷孩子上不起学的家乡安丘县城创办教会学校。
广文学堂校长、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在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刘光照就用教会的资助购置了南关头路东黄县人丁百万在安丘开设的当铺库房，一番改造翻新，办起“德育中学”，自任校长。但因为没招起生来，仅名义上是中学，只好改成“德育小学”。学生入学收费很低，基本靠教会补贴。家境如果不是十分贫困就不会辍学，即便纯靠勤工俭学也能完成学业。同时教会学校还有优于国内学校的地方，充斥着西方风潮，开一时风气之先。
这可应了吴金鼎姥姥的急。她闻讯后找到刘光照，把吴金鼎送到他跟前。刘光照收下了吴金鼎。除了节假日，在校读全日制。
1911年，安丘名门望族张家举人出身的张公制，倡议将县城东门里文昌阁东的高等小学堂改办为“安丘县立中学”，聘刘光照任校长。初时只有一个班，学生十余人，此为安丘县中等教育之始。后加了女子班，吴金鼎最小的两个姐姐也来了女子班。
刘光照担任着两处学校的校长，南门里、东门里两下跑，还兼任两校的英、算课程教学。他不仅数理化水平高，外语更棒。吴金鼎在德育小学、安丘官办中学（也称德育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读大学时，英语方面一直是班里的佼佼者。其不俗的英文功底，以至于那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连陈寅恪都称赞：“吴金鼎英文好极了。”
国文底子打得也不错。安丘官立中学首席国文教员辛笏臣，有才学，弱冠即能为私塾老师，28岁县学考试第一名，是清末兴学以来对安丘文风影响最深的人物。
当然，有好老师不够，自己努力才是关键的内因。说起吴金鼎读书，老家万戈庄年近九旬的近亲吴普浚说：“吴金鼎是俺四大爷。俺没见过他，他没有孩子。听俺爷说，俺这个大爷念书念的，碰到树上都不知道，念书念得痴迷。”
1916年讨袁的革命军来到安丘县城，局势不稳。不久，县立中学停办。刘光照把“德育小学”升级为教会中学，首招两个班百余人。吴金鼎就在班内。
就读清华 志在考古
齐鲁大学校门，1924年由千名毕业生捐资修建，造型为中国传统三间三叠式牌楼。
1926年清华国学院部分导师合影。前排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
吴金鼎考入齐鲁大学，选修历史、经济，从成绩上看，历史是他的弱项，却是兴趣所在。如愿拿到齐鲁大学文理学院毕业证后，他留校担任助教。不久又考上清华国学研究院进修考古。其间母校师资紧缺，于是他未等毕业即返回齐鲁大学。
考入齐鲁大学
选修历史经济
1917年，吴金鼎德育中学毕业，这时是安丘教会中学的鼎盛时期，有5个班200多人。齐鲁大学1918年招生，吴金鼎被录取。1980年，有研究者在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档案馆里惊喜地发现了一份1918年的《齐大招考分数簿》，记载着新生吴金鼎的成绩：三角69、中史65、国文97、作文80、植物79、物理60、图画45、英文74。
窥斑见豹，这份入学成绩单反映了吴金鼎此前的学业水平，说明在小学和中学接受到的教会学校教育，夯实了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双重基础。分数簿上还有两名安丘籍同学。
吴金鼎的姥姥未等外孙考上大学就病逝了，她是对吴金鼎影响最大的人。
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吴金鼎选择专修齐大文理学院政治历史系，从考大学的成绩单看，吴金鼎学得最好的是国文、英文，中史刚及格。可他在校期间却选择了历史学和经济学。
为什么呢？当然还是兴趣原因，被爱收藏的姥姥耳濡目染所致。
吴金鼎学业非常优秀。1923年冬，他如愿拿到齐鲁大学文理学院（所学专业属于文理学院）的毕业证。至此，吴金鼎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业都是在教会学校完成，故对教会学校有深厚感情。他后来在清华国学院修业期间，宁愿肄业都要听从召唤，回到最需要他的齐大，也是基于这种感情。
吴金鼎留任助教后，月工资50元大洋。每周上16课时，讲授社会学、统计学和经济学。
很多人可能有疑问，吴金鼎学的历史学专业，讲这个似乎不对路。然而齐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杨懋春却证实，吴金鼎可塑性很强，齐鲁大学成立初期，教社会学者为美籍教授巴克尔(Parker)及中国人吴金鼎。显然，吴金鼎大学期间选修课程也成绩不俗。
国学研究院全班36人 只他一人学考古
1925年，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清华学堂成立大学部，并增设高深学术机构——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不唯文凭聘用顶尖大师，作为应届大学毕业生及学问已有根底者的进修之地，旨在满足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精深研究，用于今后的国计民生。
吴金鼎在1926年考入第二届国学研究院班，并选择了最冷门的考古专业，师从“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李济只比吴金鼎大5岁，1922年已从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他14岁考入清华学堂，学习8年。1918年官费留学美国。两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归国后李济在南开大学教学时结识了国际级地质学家丁文江，成为挚友。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作为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遂建议李济一边去研究院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他把李济的情况介绍给老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曹云祥当即决定聘用他。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研究院导师。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
助理员：周光午。
吴金鼎这届共有学生36人，唯他一人跟随李济学考古。考古专业也是他这届才有，由原“普通人类学”改名而来。
据1927年《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载，1926年李济给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讲的是“普通人类学”和“人体测量”。指导学科为“中国人种考”，有八个要目，除了中国人之鼻形、头形之遗传，多涉及北方民族汉化程序、族谱兴废与人种变迁、各省城墙和废城建筑年月考、金之沿革等，的确改称考古学妥贴。吴金鼎的毕业论文选题为《中国人种考》，发表时修订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表明治学路径与李济的一脉相承。
总的来说，李济所讲的考古与我们理解的挖古董、收藏古董相去甚远。
吴金鼎看上去就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抱着本厚厚的外文书在啃。陈寅恪就是这时候夸赞他的英文好极了。
母校致函请求支持 不等毕业便返山东
随着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囯维去世、57岁的梁启超逝于协和医院，赵元任出国，在仅剩陈寅恪的情况下，国学研究院于1929年停办。
屈指算来，研究院总共存续4年，先后培养毕业生74人，他们后来都很耀眼，成为各领域的精英。但众多杰出毕业生中，只有吴金鼎一个山东人。
1927年初夏，吴金鼎忽然接到母校致函，称眼下齐大师资紧缺，望速归支持。此时清华第二届研究院班即将毕业，很快即可拿到非常珍贵的毕业证。可素怀感恩之心的吴金鼎没有犹豫，仅带着一丝淡淡的遗憾就回齐鲁大学任教了。故当年6月7日清华研究院教务会议审查并确认发毕业证的名单中，尽管导师李济也在场，却是没有吴金鼎。
虽然遗憾，但也有所得。回归山东，让他有机会领略齐鲁大地丰富的文物古迹。这段生活，他在整理出版研究院期间的论文《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的引言有记，迻录如下：“作者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归鲁后任教于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之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
偶一回望 发现断崖
吴金鼎
吴金鼎的同事崔德润。
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日子里，吴金鼎利用节假日就近进行田野考古勘察。一次去章丘考证平陵故城时，意外发现了城子崖，他不禁狂喜，于是六探城子崖，促成了消逝的史前文化重见天日。
去龙山考察平陵故城
在城子崖发现文化层
1928年3月24日，周五，天气晴朗。
从济南开往青岛的火车在章丘龙山站停靠时，下来两个人。一个是吴金鼎，一个叫崔德润。二人来距离济南35公里的故城东平陵考察。
吴金鼎从很小便迷上了历史，只因读书、学习、进修一环扣一环，无一天闲下来。直到从清华回母校任教后，有了一点余暇，才得以进入初步研究阶段。他借来《历城县志》和《济南府志》，才第一次得知历史上的济南原址并不在历城县，而在古时的平陵城，据说已经废弃，但当地有很多神奇的传说。
此次陪吴金鼎首进龙山的崔德润，又名崔鸿泽，寒亭人，比吴金鼎小一岁，在潍县广文学堂完成学业，并由校长推荐上齐鲁大学。1925年也留校做助教。两人唠起平陵故城，崔德润说：“我知道，故城就在章丘龙山镇东，听说遗址很大，砖瓦碎块特别多，你要是有兴趣，我陪着你去看看。”吴金鼎听后高兴坏了，周五，两人从济南北关乘坐火车，经过一个半小时来到了龙山镇。
龙山位于向北流去的西巨野河和东武原河两河之间，要去的地方东平陵城遗址在龙山东北3公里，走200米要经过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
现在到过龙山镇的读者可能认为错误，由龙山往城子崖和平陵故城应该往西才对，怎么是向东呢？是的，上世纪30年代的龙山镇在今龙山街道西边的龙山三村，往东去才是城子崖。
那天，他们先找到龙山小学教师张绳五，请他引导前往故城。三人出镇北行，穿沟过坡，去时没有特别留意城子崖。
平陵故城最早为春秋时谭国故城，齐国灭谭，改为平陵邑。战国秦汉之际，在现址筑新城，亦曰平陵城，为区别老城，新城前加“东”字，改称东平陵。秦在此置平陵县。秦亡汉兴，郡、国并行，西汉初年，设济南郡，郡治就在东平陵，“济南”之名由此而来。故考察东平陵，即考察济南故城。三个人都嗜古，那天在东平陵遗址地面上，捡了一些砖瓦碎片，迎着夕阳回返。
再次经过城子崖时，吴金鼎脑海里忽然浮现来前听到的一个美丽传说：
龙山这地方有个规矩，娶媳妇的花轿不能从城子崖过，因为此地太久远，里面住着很多狐仙。有一家图快走近路穿过了城子崖，花轿抬到家，新郎一挑轿帘，里面居然坐着一模一样两个新娘子，据说有一个是狐仙所变。这样一来，那男方不知是喜还是忧？
吴金鼎想到这，眼前一打影，倏地间似有什么东西在眼角一闪，可是太快了，马上要走出城子崖了，他禁不住回头一望，谁知，就是这不经意的一望，意义重大。
原来，在夕阳的照射下，路沟边的断崖截面清晰显现出一条延续五六米的古文化地层带！上面有数不清的灰土和诸多陶片！可是天色已晚，只好暂时告别。
六探城子崖 挖到“油光黑陶片”
10天后的4月4日，清明节学校放假，吴金鼎专程又来到龙山城子崖。在龙山，他又找张绳五做向导，全方位考察了城子崖。抵沟的南崖向东远望，看到这是个小城垣状台地，也是10天前他回头看时怀疑的灰土层。然后从北端登临，至土台西边的高崖而下。再沿崖南行，发现了火烧遗迹和厚厚的红土堆积，火烧之处似乎具有一定的形状。崖上的灰土中含有陶片、石块、贝骨等。
吴金鼎发现这些，禁不住内心一阵狂喜。情不自禁地对张绳五说：“那天的怀疑，今天得到了实据。”
他进一步解释，此地与他以前见过的文化层大不一样，包含层中无破砖碎瓦，无金属及瓷器碎片，也无煤渣遗迹，初步说明年代相当久远。可以断言：龙山遗址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村落。和东平陵故城相比，这城子崖可是它的老祖宗！“以后我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全力考证了解该遗址。”
清明节后，吴金鼎回到齐鲁大学，抽空给自己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时的导师李济写了信，报告了他对城子崖的考察。这时李济正忙于和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赴山西夏县田野考古，12月30日才结束。其间一直没有回音。
这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已经解体，李济加盟了田野考古更厉害的机构——中央研究院名下的国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
国民党北伐胜利，于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设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国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是蔡元培令傅斯年负责筹建的，1928年于广州成立，次年迁北平（今北京）北海静心斋。
傅斯年任所长的史语所，内设考古组，李济为组长。直到转年7月，李济才看到吴金鼎的来信，随即复信，让他先行再考，把遗址的文化层厚度搞到数据。
7月31日，吴金鼎按照李济复信，第三次来到龙山。同行的还有齐鲁大学一个姓黄的学生。吴金鼎从地平下一丈二尺的地方凿了一个斜洞，往里挖了半尺就得了一个完整的石斧。次日，他对遗址做了全面勘察。在一个“鱼脊骨”的断崖最下层发现了黑色油光陶片。这些情况他都及时汇报给李济。
挖到“油光黑陶片”的当晚，吴金鼎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平陵访古记》中写道：“是夜于床上矢誓曰，将来机会苟如我愿，吾必在鱼脊骨上凿百丈之深沟，以窥龙山文化之底蕴。”
史语所迁北平后距济南不算远，一路南下也顺路，可李济接到吴金鼎数次报告，还是迟迟未来，仅是一次次遥控指挥，让吴金鼎就某个方面再考、再测，归根结底是他对城子崖遗址认识不足，缺乏感性认识。虽然吴金鼎再一次以他没有发现金属器、只有油光黑陶、白陶片，提出此遗址应系史前文化，李济仍持谨慎态度，令吴金鼎第四次去龙山，把城子崖周边七八里地毯式考察一遍。
吴金鼎虽觉得重点应立足城子崖，但既然老师吩咐了，肯定有他的道理，于是又用了5天时间，对周围进行调查。事后写的报告也简短，但也提出了“冲刷层”的概念。他写道：“遗址大道南边，发现一片被水冲刷极显著之区域，余即命名‘冲刷层’。层中豆颈、鬲足、贝壳骨石片与黄陶片、煤渣、瓷片交相杂处。”
为了尽快能使中研院史语所下决心前来发掘城子崖，9月28日，吴金鼎第五次来到城子崖，在那天发现遗址中部“鱼脊骨”“油光黑陶片”的地方试掘。他有个预感，处在最底层的黑陶，可能就是龙山遗址最重要的特点。后来黑陶果然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10月9日，他又一次来到龙山，根据他写《申请发掘城子崖遗址的报告》遇到的细枝末节作最后的完善。
吴金鼎一次次荒郊野外栉风沐雨，他如此的专注、耐心和毅力能否有所回报？
挖掘之前 周密筹划
李济骑驴游龙山，回首问话吴金鼎瞬间。
吴金鼎（右）陪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踏查城子崖。
李济将吴金鼎的申请递交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后，傅斯年认为发掘城子崖的课题价值不可估量，决定派李济前来审核。于是，李济骑着驴，上下转遍了城子崖，还为此放弃了淄博之行。随后傅斯年也有了山东之行，并将吴金鼎调入史语所。
李济受命来考察
骑驴转遍城子崖
1930年初春，乍暖还寒。在龙山镇东，稀疏的小树背景下，有一名骑驴的中年人，随着身后一名年轻人的指点，走向荒草萋萋的城子崖。年轻人就是吴金鼎，中年人是他昔日的导师李济。李济头戴礼帽，身穿长袄，手提缰绳，走走停停，左顾右盼，脸上和学生吴金鼎一样，写满了喜悦和期盼。
原来，师徒俩是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之命，完成来山东的第二项使命。话说李济收到吴金鼎《申请发掘城子崖遗址的报告》，认为火候到了，迅即向傅斯年做了相关报告。傅斯年眼前顿觉明亮起来。
傅斯年出生于聊城的名门望族，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饱读经书，功底深厚。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的游行总指挥，1919年夏，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习多学科。他有本事，也有脾气，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多年以来，他认同中国远古文化源于华夏本土，不相信中国没有史前文化和中国文化由西方而来的说法，可是苦于没找到实据。
吴金鼎申请发掘城子崖的课题太重大了，价值不可估量。他当即和山东地方人士联络，计划前往山东议定此事，并通过李济与吴金鼎联络上。此时，傅斯年看了报告，听了李济讲述，得悉吴金鼎教学之余六次前往龙山，如此痴迷和执着于考古，已经起意将他从齐鲁大学调入中央研究院。
1928年10月6日，傅斯年分别致电何思源、吴金鼎等，告知他与李济要赴济南。致何思源电文内容为“月中弟赴济，兄何日离省，盼电示，免相左”。致吴金鼎的电文：“盼多识地方学界人士，如今秋可作，弟等当赴济南。”不料，计划前去的10月14日，傅斯年因患感冒未能成行。
他让李济先行赶赴山东，交办两项任务：一、落实对平陵和临淄的发掘；二、核查吴金鼎所说的城子崖。李济遵嘱，在济南与吴金鼎接上头，师徒二人第一站去了临淄（营丘）。做了几周的细致考察，其收获用李济的话说，是“惊见临淄古迹被公然发掘，亦喜于掘处稍领略临淄文化层……”
返程途中，李济被吴金鼎带到城子崖。没有想到，看完城子崖，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李济骑着小毛驴，在吴金鼎有序的引导下，走走停停，上来下去，一圈走下来，果然被震惊。他兴奋地说：“毫无疑问，你的报告很重要，全转完后，我们一起去向所长汇报，相信他也一定会把城子崖确定为山东的首次发掘点！”
听了李济决定放弃临淄，吴金鼎表示既高兴又略有不安。李济回答：“不，不。两相比较，这里极为充分。我想法是‘极简单、决绝的’！”
傅斯年亲临山东 拜会省主席求支持
傅斯年听取了李济师徒此次的实地报告，立即决定史语所将全力投入发掘城子崖。他深谋远虑，觉得依据当时国内形势，城子崖发掘如果按照常规按部就班，或者与地方政府关系处理不当，发掘就可能遇到阻力，甚至要拖到猴年马月。他这么想是有根据的。
史语所自1928年成立后，曾安排河南籍董作宾为首介入安阳小屯村殷墟发掘，但这里被人肆意盗掘了近30年，大量甲骨被卖，当地百姓因为利益反对史语所发掘，甚至有悍匪闯入工地抢夺甲骨。加上中原大战爆发，史语所殷墟发掘只能戛然而止。
前车之鉴。傅斯年觉得必须亲临山东，说服地方政府与中央学术工作合作，避免殷墟的教训，同时也为了将吴金鼎挖过来。
1930年10月25日，傅斯年到达济南，先与吴金鼎相见，并在他的陪同下到城子崖现场看了一圈。回到济南，立即拜访老同学——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陈述李济、吴金鼎师徒发掘城子崖的事。然后再和他一起拜见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韩复榘对文化还是很重视的，与傅斯年也是老熟人，任河南省主席时曾应傅斯年请求，出兵维护过史语所殷墟发掘现场。
当下，韩复榘表示：“关系历史文化事，极为重要。复榘向来倍感亲切，傅先生此来是为吾乡添彩之举，复榘全力以赴，以供驱使！”
联手何思源组成研究会 签协议准备发掘
有韩复榘的态度，傅斯年又与何思源在10月27日磋商，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名义签订协议。第二天即由山东省政府第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这样的工作效率令人惊叹。
协议明确规定，城子崖发掘的古物所有权归山东省，中央研究院具有研究权。如果为了研究方便提出一部分在他处研究，得经过该院的通过，于一定期内交还。据此可以说，中央研究院的城子崖发掘与殷墟发掘不同，是一项带有公事性质的学术活动。
旋即，双方愉快合作，组成了古迹研究会，制定了具体的办事章程。研究会章程共六条，并附委员名单。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任主任，王献唐为秘书。委员加上了吴金鼎，经傅斯年与山东官员和齐鲁大学协商，吴金鼎的身份已是史语所的助理员。自此傅斯年和吴金鼎正式确定了上下级关系，他在傅斯年领导下，从事具体工作，逐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吴金鼎的人生之路基本按照傅斯年的安排或建议而走。
11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李济作为委员会主任出席现场。现场遇到一位记者尖锐提问：“你们在龙山会不会挖到很多宝贝？这些宝贝会不会像你们在河南一样，统统运回北平？”
李济回答：“我首先纠正一下，考古不是挖宝；其次我要说，即便我这个湖北佬存心拿走你们山东的东西，我们的傅所长和我的学生吴金鼎先生也不会同意，因为他俩都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
结束了新闻发布会，送走了记者，李济秣马厉兵，确定了参与城子崖首次发掘的工作人员。主任李济，还有从殷墟过来的董作宾、郭宝均。这三人都是有建树之人，董作宾负责文书，郭宝均负责编号，29岁的吴金鼎作为城子崖遗址的第一发现人负责事务。另外还有山东方面的人，或担任会计，或负责整理发掘工具等。城子崖发掘的大幕即将拉开。
两次发掘 成果惊人
城子崖首次开工全体人员合影。
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
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
1930年10月城子崖首次发掘结束，到1931年秋梁思永带队第二次发掘，吴金鼎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这两次发掘的成果震惊了世人，特别是依据第三层文化积存的蛋壳黑陶成为新石器遗存的断代特征，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六人负责六坑位
文物装了百余箱
1930年10月10日，城子崖正式开掘。
三天前，即新闻发布会当天，负责事务的吴金鼎先行一步，在张绳五的帮助下，租用了村东一家农户的两间草房，门口挂上了“山东省古迹研究会龙山办事处”的招牌。
下午，李济带全部人马赶到，其中还有古迹研究会山东方面的学者、顾问。担任秘书的王献唐，在看到吴金鼎他们挂出牌子后引来很多村民围观，就用山东方言宣传招工。告诉大家，只要简单接受培训后“掘地”，每天4角钱。那时4角钱对老百姓来说很有诱惑力，尤其在庄稼人劳作的冬闲，报名踊跃。
吴金鼎佩服王献唐。本来这活属于他这管事务的，可他木讷，书呆子气足，没有想到王献唐轻易就替他把问题解决了。吴金鼎宣布：“除了专用仪器从北平购买，其他掘地工具村民自带。”由于有些地方种上了冬小麦，考古组与当地官员、相关农户商订了补偿办法。最后一条是，所有发掘之坑，结束时本办事处派工填平。工作很务实，故第一次发掘现场遗迹没留下来，不然早被圈进龙山文化博物馆，永做观瞻了。
考古队进行了三天的测量、绘图、定位，决定选定6个坑位，确定坐标原点、支点后，就动土了。
6个坑编号为纵1到纵6，每坑用工6人，分别由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等6人担任各坑观察人。随时观察出土器物情况，凡有即附上标签，作好登记，再用麻纸包扎好。遇到特殊之物，还要详细度量，并在图纸上标明出土位置。同时将每日开坑、停坑、挖掘进度登记在册。在田野考古之初，李济他们即以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以后的考古发掘树立了标杆。
到12月7日，因天寒地冻发掘停止。历时一个月，挖坑44个，最深达6.2米。移动土方1500立方米，挖得陶器、陶片20918件；骨角器1864件；蚌器187件；石器等249件，各种出土文物总计23878件，装了100多箱，由龙山站火车运抵山东古迹研究所办公地点（山东大学工学院院内），由吴金鼎保管。
自首次城子崖发掘，吴金鼎就负责整理出土的器物。此后不管运到何处展览，结束后都是由吴金鼎押运发掘器物回济南继续整理。
改进方法密切配合
二次发掘效率大增
1930年12月，城子崖首次发掘结束，吴金鼎随李济参加殷墟发掘。
1931年1月1日起，城子崖出土古物在济南公开展览三天，省主席韩复榘率山东要员参观了展览。2月19日，该展览挪到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蒋介石、宋美龄、孙科、陈果夫、陈立夫、胡汉民、于右任等先后参观展览。
1931年秋天，城子崖进入了第二次的发掘。这次发掘主力为梁思永、吴金鼎、王湘等，年龄全在30岁以下。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和人类学。梁启超曾自豪地宣布儿子是“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1930年梁思永获得哈佛大学考古与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史语所从城子崖转头殷墟发掘时与吴金鼎一起共事，遂成莫逆。两人多次私聊城子崖，报请史语所批准了第二次发掘。
二次发掘中，梁思永带队。考古科班出身的就是不一样，从10月9日至31日，虽然时间短，但效率极高。掘探坑45个，占地面积1520.8平方米。梁思永、吴金鼎密切配合，多方面采取更为切合实际的发掘改进。梁思永建议改变第一次发掘中6名民工同挖一个坑道的做法，分批段逐次增加人数。开始为两人同坑操作，坑深达到1米之后再增派一人，此后每掘深1米增加一人，以减少费工费人现象，效率明显提高。还改进了麻纸包裹出土古物的做法，针对麻纸价格贵易破，改为用布袋装出土文物，便于封存和运输，还可重复使用，降低了成本。
除了发现大批遗物，大大丰富了对龙山文化内涵的认识之外，还将前次发掘发现的城址时代由灰陶期提前到黑陶期。最主要还是“龙山文化”的命名。城子崖遗址经过两次发掘，确定了文化堆积层分三个层次，代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最下层是龙山文化，是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文化。中间层是夏代的岳石文化，最上层是周代文化遗址。梁思永并从出土的卜骨、筑版与夯土分析，断定城子崖文化与殷商文化为直接的传承关系，同时又反衬了对殷墟建筑遗址的重新认识。可以说，大大超出开掘前专家学者的预期。
蛋壳黑陶重见天日
精美程度令人震惊
文字整理现场发掘报告，也是考古的重要一环，城子崖第一次发掘报告由吴金鼎主笔，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二卷第七期上，题目为《龙山城子崖实物整理报告书》。第二次发掘所获资料，没有简报，仅有极少部分资料发表在1934年发行的《城子崖》一书。由于发掘所获实物多至2万余件，每件要绘图排归原位，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次发掘报告吴金鼎从1930年12月18日起，到次年1月25日，除了因展览会及星期日停工6日不计外，共用了33天才完成。现只挑龙山文化代表性器物蛋壳陶略作评述。
吴金鼎自观察到下层突出地存在轮制漆黑光亮的黑陶和蛋壳黑陶，就对它抱有最大希望。首次开掘虽然没有完整器物，但是黑蛋壳陶片就引起了反响。龙山文化的“蛋壳陶”特点五个字可概括：黑、亮、薄、轻、硬。特别是薄和轻的特点非同小可，其精巧程度，制作难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用手指弹之，尚铮铮有金属声。此特征仅为龙山文化所特有，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制陶史上鼎峰时代的代表作。
李济在《城子崖报告序》中说，挖掘出的蛋壳黑陶，黑如漆、亮如镜、薄如蛋壳、硬如瓷，而“掂之飘乎若无，敲之铮铮有声”，被誉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吴金鼎最早于城子崖发现了蛋壳黑陶，遗憾的是没有挖到一件完整器物。后来山东多地，包括潍坊，发掘出了器形完整的同期蛋壳陶，弥补了城子崖之憾。
据考证，做成一件蛋壳陶至少需要十几道工序，先使用精密的快轮拉坯、修坯成形，砑光、镂孔，通过快轮陶车上安装的专用刀具，削薄陶胎。真实制作、烧制过程仍然是个谜。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要采用诊炭工艺，加入大量草，封闭窑门与烟囱，产生大量碳素，有意让烟把器物熏黑，从而形成黑色陶器。估计对温度控制只能靠经验精准控制，这令当今的工匠难以企及。所以，尽管现代工匠一直在模仿，但从未超越。
吴金鼎的《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是考古学者关于龙山文化中最早的文章。龙山黑陶作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特征，揭开了文化断代研究的新篇章。
2023年，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从全省500万件可移动文物中脱颖而出，获评山东文物标识实物原型。
伦敦归来 考古西南
吴金鼎带团考古大西南行前合影。左一为吴金鼎、左二为王介忱。
吴金鼎（左）归国后与梁思永在考古工地。
吴金鼎因在城子崖遗址和安阳殷墟发掘中的突出表现得到傅斯年的关注和赏识，之后傅斯年多次提携，为吴金鼎出国留学多方努力。归国后，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吴金鼎利用国外所学，带着史语所组织的古迹考察团，在祖国大西南艰难开展田野考古。
领导竭力疏通 促成英国留学
1931年，史语所田野考古进入间歇期。7月，吴金鼎向傅斯年询问院刊何时发表首掘报告，顺便提到山东省官费留学一事。闻知吴金鼎有此意愿，傅斯年予以理解并支持。
1932年5月，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的名义就吴金鼎出国留学一事致函教育部，将其学术经历及成果作了介绍，称“本所最有成绩之助理员中，有吴金鼎一员，山东籍，所有本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古迹研究会之发掘工作，由其经手办理，卓著成绩，似此专家之才，苟得再在国外先进之学术团体中加以培植，后来成绩必更无限量。望教育部转饬山东教育厅查照情形，酌量办理”。
5月18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明确回复“案准”。
9月19日，傅斯年又分别致信何思源及担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的张鸿烈，请张鸿烈在何思源提请省政府讨论是否准予吴金鼎留学一事时助一臂之力，玉成此事。
傅斯年的三函均如实介绍了吴金鼎人品才学，表现了他对青年学者的提携，9月24日，吴金鼎分别致信傅斯年、李济，喜告自己顺利获取山东官费留学名额。殊不知傅斯年从中做了很多工作。接下来，查留英公费生名额有李建斌一名，已经毕业返国，似可特准吴金鼎进所遗缺额就学英国。
学习考古四年 理论实践并举
1933年7月11日，吴金鼎偕夫人王介忱乘船赴伦敦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叶慈教授，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他没有辜负领导朋友对他的期许，学习刻苦自不须说，叶慈教授与他会面，虽于匆忙之间，短促一谈，但教授对他印象极好，并应他的积极要求，答应尽力帮忙，联系吴金鼎参与考古发掘团，不久即介绍吴金鼎到一处发掘古代罗马的团体。从留学第一年开始，吴金鼎跟从叶慈教授的发掘团参与多项考古。
1934年3月23日，吴金鼎在完成一处国外考古发掘后致信傅斯年，汇报了遗址的考古收获及其所获经验，他对将来中国考古与古埃及、古巴比伦考古，分别就各自具备的便利之处作具体阐述：“凡野外观感所得及读书所获，鼎草有详细之记录，将来或能成一小册，就比较各方面言，鼎意我国考古学之将来，较之埃及、巴比伦便利之点：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祖宗之遗物、文字、遗传、风俗等均无阻隔。再是有丰富之传说及文字记载，所困难者在金钱耳……”
1933年冬，吴金鼎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得到彼特里教授的高度赞扬：“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英锐机警，但沉着勤慎，工作罕匹。”同学夏鼐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金鼎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金鼎，他们都竖起大拇指说他“顶好”。
在就读伦敦大学期间，吴金鼎从陶器生产的技术角度，对国内高井台子出土的彩陶器予以比较，意识到该遗址所出的红陶对比仰韶陶器时，各地是有所不同的。他还把不同地区出土的黑陶与龙山黑陶进行比较，得出同样结论。这些都为他写作《中国史前陶器》提供了鲜活的田野考古资料，为之增色不少。
1938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在伦敦出版成书，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书。虽然大部分是对陶片的分析，但是凭借这些实质证据，促进解决了当时学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文化起源问题。
吴金鼎此次留英期限三年，至1936年8月届满，但还有“必要时延长一年”的约定。三年光阴倏忽而过。又是傅斯年，他站在为国培养人才的立场，再次致信何思源，希望按原约准予吴金鼎继续在英留学一年，至1937年8月再行回国，得到了山东省教育厅批准。
回国正值抗战
带队艰难考古
1938年，吴金鼎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并通过答辩，离英返国。这时全面抗战已经一年，因战争关系史语所已迁长沙，后辗转迁往昆明，再后与几大文化学术机构因缘际会四川宜宾李庄古镇。
吴金鼎先是遵从李济安排，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工作，并获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
几个月后，傅斯年邀他重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李庄，与史语所培养的河南偃师考古人才石璋如开始共事。吴金鼎怀着面对外敌入侵、中国必胜的信念，按照史语所的规划，担负起了领导西南地区田野调查和发掘的重任。
但客观上讲，日军的大举入侵，祖国田野发掘极度萎缩，考古队伍受到严重摧残，中国考古学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吴金鼎在困难万分、居无定所中投身到田野考古。
1938年11月15日至1940年6月，由吴金鼎统领主持，史语所与中博院等联合组建苍洱古迹考察团，从事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此地的考古发掘到今天依然是西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的典范。这次考古发现遗址38处，吴金鼎主持发掘了7处，写成《云南洱海境考古报告》，奠定西南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参加发掘的有吴金鼎的夫人王介忱女士和留学英国的曾昭燏小姐，也算是开了“女性考古”的先河。
从业绩来看，不言而喻，“海归”吴金鼎在中国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又学到了西方理论方法，已成第一流的考古学家。梁思永赞誉：“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1941年春因滇缅公路吃紧，史语所由昆明迁往四川，中央博物馆、营造学社也都迁来，三个文化团体联合组织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从事川康境内考古。此时发掘经费拮据，这是考古最艰困的阶段，吴金鼎尚能乐于其中，相继发掘考察了南溪葬地、九家村崖墓、双头江、旧州城等遗址。
3月到4月，考察团溯岷江而上，到达成都平原，于新津发现堡子山葬地、旧县城遗址；在彭山发现蔡家山葬地、双江葬地；在温江发现古城埂遗址；在成都发现青羊宫葬地；在郫县发现马镇古城遗址。
6月，在彭山砦子山的考古挖掘现场，挖掘出了一个造型奇异的石像。此后到1942年冬，在四川彭川主持发掘了汉代崖墓。
1943年初，已被称为“田野考古第一”的吴金鼎又主持了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再发掘。工作到9月，文物移交四川博物馆整理，以期发表考古报告。发掘过程中，为政治界、新闻界以及学界人员关注，现场参观次数达20次。
放弃考古 投入抗战
吴金鼎致梁思永书信手迹。
抗战进入后期，吴金鼎一直处在大后方，目睹国民党军队一直退守以及考古所需资金的严重不足，导致他转变思想观念，决定“弃笔从戎”。抗战胜利后又受母校委托，效力齐鲁大学，最后积劳成疾，逝世于新中国成立前夕。
经费难以保障
萌生投军意愿
吴金鼎归国后的突出业绩深受傅斯年赞许，予以高度评价。评级晋升时吴金鼎因为从事田野考古发掘，专著出版少无法晋升专任研究员。傅斯年为此与中央研究院有关方面协商，建议修改有关章程，在史语所中设置“技正”职称，该职称与研究员平级而略有差别，解决了吴金鼎晋升职称的困难。
可傅斯年万万没想到，1944年3月，吴金鼎突然来信，告知其弃文从武，终止考古，参加抗战。信中说，“所中经费，深能体会，数年来深感经济压迫，国家情形如此，现决意投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谅必能见允”。吴金鼎忽然要去抗战，如果都归结为爱国热情驱使，所谓“一向以民族大义为重，放弃自己喜爱的田野考古”云云，都不切实际。琴台发掘遇到的种种困难才是原因。
考古需要经费，但因为战争，史语所经费告罄，吴金鼎提倡节约，排除困难，也无力再支撑琴台考古走下去了。就连炊事一项都靠自理，他经常亲自动手推磨玉米面以粗馍馍度日。
吴金鼎夫妇独居，按说负担不重，但妻子王介忱无固定工作，平时为吴金鼎整理材料，帮着分类，从来不要公家的薪水。所以他们在四川的生活非常拮据，让他备尝米珠薪桂之苦。
面对国破民穷，吴金鼎再三思量，乃认清素日志愿，在今天情势下暂难实现，必待抗战胜利，一切有办法。故为现实自身之期望，为考古事业之将来，为个人身心之寄托，遂决意参加抗战。一言以蔽之，就是“我算想明白了，抗战胜利了，再考虑考古吧”。这是种无奈。
傅斯年长信规劝
吴金鼎心有所动
傅斯年读罢信，内心一沉，曾托人代劝让吴金鼎打消这个念头，但没有回响。他思考了足足半个多月，在3月29日，给吴金鼎写了一封长信，再次苦口婆心劝其返回史语所，完成尚未结束的工作，所用言语恳切，甚至都说出了“你要做的事业并非抗战，研究所不可开此例（指史语所的人怎能因穷而改行）”。还说“工作未结束，前功尽弃”，并试图用眼前的具体事务极力挽留：“目下只有请兄继续写《琴台报告》，迅速写好后，即回李庄。”这封信包含着傅斯年对吴金鼎的爱惜之情，以及对吴金鼎做学术研究能力的肯定。
这封信发生了作用。这时吴金鼎已加入军事委员会数月，在四川新津的美国空军第二招待所做主任，为抗战服务。看了傅斯年的信，吴金鼎结合这段军旅实践，认识到自己的确不适合做其他，遂有了返回史语所之心。
4月24日，吴金鼎复信：“念先生之令，往战地服务团恳辞原允担任之职务，因昨天邱少将苦苦挽留，再度恳辞仍无结果，不得不暂允短期帮忙。事出无奈，谨暂乞假五个月，若早能找到代替人，尚乞准予提前销假。”这就是说，他以请假的形式，暂时离开史语所，其间还有可能不用5个月即能回史语所。
但是，接下来吴金鼎奉军令从四川新津转到双流彭家场办理盟军招待所，为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提供后勤保障。5个月的假期过了，战局仍没结束，吴金鼎不得不再三请假。繁忙工作之余，仍然不忘研究，他向傅斯年汇报“军中生活颇异，琴台报告已完大半”。
重返齐鲁大学任要职
因过劳罹患癌症辞世
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吴金鼎解除军职，本拟回史语所考古的他，突然收到母校齐鲁大学请其协助学校复员事。齐鲁大学抗战时期迁址成都华西坝，与燕京、金陵、华西、金陵女子四所教会学校居此，抗战结束各自面临迁回，吴金鼎立即赶过去效力。
行前，又一次向傅斯年请假：“函达胜利消息传来，实可喜可贺，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谅可邀准，惟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迭经风波，拟趁机略尽绵薄，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务，等半年或一年后，再听命从事田野考古。”
可见，他还是想到史语所做纯粹的考古研究工作，他给同学夏鼐写信说：“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也。”
重庆召开教育部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时，吴金鼎作为教育界名流、齐鲁大学代表参加，然后随齐鲁大学一道返回济南。
吴金鼎对母校一往情深，齐鲁大学没拿他当外人，这回更是拿他作为学校的招牌，接连授予他历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图书馆主任。身兼数重职要职的他，每天繁琐而忙碌，这种情况下，怎好脱身？
1948年秋天，吴金鼎在北平协和医院查出胃癌晚期，医院回天乏术，鉴于北平战事危急，解放军平津战役即将打响，病人又被护送回济南听天由命。1948年9月18日，吴金鼎在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夫人王介忱自始至终陪伴，病榻之前的她伤心欲绝，哭得死去活来。
消息传到南京，好友无不垂泪叹息。这批与吴金鼎有很深交集的优秀的考古学者，其实都难说结局完美。梁思永自不用说，1954年4月2日，因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心脏病发作，1954年4月即在京逝世，终年50岁。傅斯年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55岁。
吴金鼎夫妻无后，但为我们留下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平陵访古记》《摘记小屯逸西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中国史前陶器》等著述以及永载史册的城子崖考古经历。
本期图片均由张漱耳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安丘史话》《平陵访古记》《城子崖》《龙山城子崖实物整理报告书》《图说山东龙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