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之不去的往事
梁春水
父亲浩然离我们远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整理资料时翻出了我在1991年的两则记事。
一. 父亲与农村作者陈绍谦的十年交往
（1991年2月8日）
《北京文学》1990年10月号上以头条的位置，推出“陈绍谦小小说25篇”。这在《北京文学》是从来没有过，在全国其他刊物上也是少有的。把陈绍谦这位农村作者郑重地介绍给广大读者，是父亲9月份就任《北京文学》主编以后做的第一件事。父亲与这位农村作者之间有着一段平平淡淡、延续了10年的故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在北京郊区生活写作。1979年在通县的北京水暖模具厂里借了间房子写小说。到我完成学业的1980年，在县城里有了一个容我们父女安身的家。许多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和热心读者，也就开始在这个家里出出进进。一个工厂的书记托人捎话，说起他在平谷农村家里的一个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20多岁，不能剧烈地活动，于是就迷上了书，迷上了文学，又很勇敢地拿起笔来。这位父亲要为儿子找一个老师，想让儿子那不可捉摸的生命里多一些阳光。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父亲如往常一样出去跑步。这一次他去了许久才回来，告诉我：“一直跑到铸石厂，那个有心脏病的青年来了，就住在他父亲的厂里。我去看看他。”这个青年人便是陈绍谦。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一个作家与一位农村习作者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书信来来往往，都是经我的手传递，十年未断。如若把它们汇合起来，便是一部“书”了。在这“书”里，我认识了农村青年陈绍谦。他很不幸，还在学说话时，就被名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长大了仍然体弱，做不了农村里的种种活计。在家里呆腻了，见到一本没头没尾的《艳阳天》就看起来。这之前，20岁的他没读过任何小说。 这书吸引了他，就翻来覆去地看。接着写起自己的小说，一气儿写了三、四万字，结果是无情地退稿。陈绍谦没有气馁，继续敲击着文学的大门。他说自己很幸运，帮他开门的人是浩然。从此便称浩然为老师。他又说，正在按老师的指导，放下长篇大作的写作计划，开始一心一意地阅读中外名著, 一边看一边作笔记。这样过去了一年，也许是两年，在他书写工整的信后，就时常附上几页稿纸，依然是他工整隽秀的字迹，他在试笔写小小说了。
陈绍谦有时也怀疑自己，在信里问：那些短短的、平平淡淡只有几页纸的东西能叫小说吗？下一次的信，就完全不同了，说有了老师的肯定，信心更足啦。
1984年，父亲在京郊搜集长篇小说《苍生》的写作素材。一次，他特意拐了个弯儿，到平谷县的赵家务村，那是陈绍谦生活的村子。车到村外，父亲示意司机停车，叫同行的人先进村，到陈家报个信儿，他担心自己的突然来到，让那颗不大强健的心脏承受不了。尽管做了这样的安排，陈绍谦还是兴奋得手足无措，连沏好的茶水，也忘了给老师倒上一杯。
那些年由我转交给父亲的信件中，陈绍谦的信是最准时的，不论是否有回音，都每隔一段，便有一信。有时很短，就几句问候；有时又很长，信封上贴满一排邮票。他总说，因为老师，他脆弱的生命才延续到今天，而且不是稀里糊涂地活着。时时能从老师的信、老师的书、老师任何一点消息里，获得生命的能量。他是如此的虔诚，如此的专注和执著。
那一次，他的信似乎迟到了些日子。原来他又在苦恼着自己，他说自己的小说发表了，也有获奖的，却越来越感吃力，老是收到退稿。翻看时下的刊物，就觉得土里土气的自己怕再也无法跟上。
很快，他就又有一信来，说不要老师再为他的稿子四下里去求人，去碰壁。他会按老师来信中的教诲做的，永远记着自己是农民的后代，不忘黄土地与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他说家乡故土的父老兄妹，永远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为他们而写。即便现在发不了，也一如既往。
此后，又时常有小小说寄到。我和父亲为他积攒了厚厚的一摞。一个平凡的人，记述着身边平凡人中间的平凡小事，字里行间散发着生活的气息。在有限的活动空间里，他竟能如此细心地体验感受着生活。
1990年9月，父亲出任《北京文学》主编。10月份就推出陈绍谦小小说25篇，父亲说，一两篇、一两篇地发不行，如同一滴水落入大海，无声无息。非一下子拿出25篇，不足以震动读者，还要开个会，专门讨论这个成长中的作者还不十分成熟的作品。他毫不掩饰，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影响。不光对作者本人，也要给生活在农村的文学爱好者一个鼓舞，让他们也都有信心拿起笔。我们要看到的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人。大众文学，需要大众的参与。北京文学编辑部及主编的此举，得到人们的肯定，说他们不是在扶持陈绍谦一个人，而是在扶持一支农村作者的队伍。
1990年的12月，《北京文学》召开陈绍谦作品讨论会。会后的半个月，陈绍谦又有信来，说作品讨论会叫他更振奋。每日早早起床锻炼身体，然后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十来天里，天天都有收获，他的草稿本子上已积累了上百篇的小说素材。陈绍谦该有个飞跃了。有人说，浩然的所作对陈绍谦是“扶上马”又“送一程”。
父亲说过，一个重病缠身的农村青年，没有对人生，对生活的爱心，没有对文学的痴迷，不可能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他是那样认认真真地对待生命，认认真真地对待文学。我们的文学事业正是靠这样的人延续发展下去。
十年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物质的交往，哪怕是一点点。算起来除了书与信的往来，总共四次短短的会面。他们的关系是淡淡的，又是浓浓的。
这两年，陈绍谦随家人进了城，父亲告诫他，人离开农村心不能离开，忘了生育你的黄土地，你就没了根。讨论会后，父亲想着跟平谷县领导联系，为陈绍谦回乡体验生活做些必要的安排。建议他春暖花开后，由他母亲陪伴着，能常回农村老家走走。如他老师一样，永远心系农村这片热土。许多人都希望也相信着，陈绍谦小说创作的新阶段就要开始。
上个月，我收到陈绍谦厚厚的一包书稿，很是吃惊，眼前晃过他瘦削的身影。仅仅十几天能有这样的收获？接着我惊住了，手里捧着的这厚厚的一摞，竟然是陈绍谦的遗稿。
他猝然而去留下很多遗憾：讨论会上的鼓励与肯定，诚心的建议与启发，都还没能在他将完成的小说里体现出来；他的老师浩然给他的建议也没有得以实现；一切刚刚开始，他只有34岁……
后来我又见到陈绍谦的父亲时他告诉我，因为有了文学，因为遇到了我父亲，他儿子这最后的十年活得很充实很满足，没有遗憾。
一个平淡的故事结束了，或许另一个故事正继续着。
二．那 年 除 夕
（1991年2月3日）
进了腊月，春节将至，叫我想起去年的除夕。
那时，我在父亲浩然三河“泥土巢”家里。元旦前，母亲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三河县医院，治疗后病情缓解，刚刚接回来，仍然不能下床活动。那几日，家里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县里，镇子上的，还有远近的农家朋友，进门就嚷拜个早年。许是乡俗，一到三十儿除夕这天，院门口就咔嚓一下子静了下来，再没人来敲门。父亲却高兴起来：“正发愁没功夫出去一趟，这回行了。”
吃过午饭，母亲在里屋休息，我见父亲轻手轻脚地往纸箱里装着麦乳晶和水果罐头，就过来帮忙。两个纸箱装满了，他指着旁边剩下的几筒罐头说：“再拿个菜篮，都装上。”我问，这么些东西给谁呀？他说：“到我们镇子的敬老院，去看看那些没儿没女的老头、老太太。刚过世一个，还有十一人，每人一份。”父亲是三河县段甲岭镇的名誉镇长，镇上有个镇办敬老院。说着他又从柜子里拿出两瓶酒，我一看，是他平时没舍得喝的茅台。说实在的，我真有些不愿意，那些土生土长的乡里人，多半是喝不出这名酒的味道的，岂不可惜？这时，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不让他们尝尝，他们怕是一辈子也不会喝到这茅台酒呀！”我没敢再说别的，只问几点来车接。“车，什么车？我想骑自行车去，好不惊动县里和镇子上的领导。”我隔窗看见院子里停放的自行车。原来他早有打算，早有准备。我很担心，近几年，他几乎没摸过自行车，又是在这样的严冬，要骑上二十里地。父亲很不在乎：“汽车跟游泳一样，学会了就不会再忘的。没关系，摔不着。”我还是不放心，看看母亲已经睡着，就决定跟他一同去。
出了泃阳镇，走在乡间的公路上，才感觉到城乡的不同。北京的除夕车水马龙，采购的、办事的、往家赶的，正是人们在街面上活动的时候；乡村则不然，远道的都提早回了家，在家的该围着灶台忙碌年饭了。于是平日里吵闹不停的公路，突然就闭了嘴，只偶尔有一两辆自行车或汽车驶过。呼吸着宁静的空气，脚上也轻快了许多。
前边出现一片村舍。父亲说：“这是黄土庄。”果然，我们经过街心时，看到一座石碑，上有“黄土庄”三个字。“这是前街。瞧两个村子都连起来了。”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亲切。几年里，他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每次都来去匆匆。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在这么一个除夕的下午，脚蹬着自行车，去看望一群老人，思绪便会自然地飞回过去，驰往未来。父亲显出少有的兴致：“年轻当记者的时候，总是骑车去采访。从通县到房山百十里地，一天打个来回，晚上还要赶稿子，那是常事。”
说话间，公路的远处又跳出一片房屋。父亲说：“你瞧，到了，前边就是敬老院。”我们拐进一条通向村子的土路，他接着说：“很长时间没骑车了，看来还行。要是坐小车，‘嗖’地一下子就到了，还有什么意思。”
敬老院里，静悄悄的，宽宽大大的院子显得有些空落，没有农家小院里那种春节前忙碌、热闹、喜庆的气氛。我们的到来，给这个沉寂的院落带来了生气。
父亲对这里似乎早已熟悉，他向我说着几位老人的情况，带着我挨着房间地向老人拜年。老人们有些不知所措。敬老院院长在一旁说道：“这是咱们镇长老浩给大伙拜年来了。”旁边的一位老人忙双手合实地拱着手。父亲又说：“本该和大家一起喝一杯，可家里有个病号不能陪你们。”他拿出茅台酒，转向院长：“晚上，你代我敬老人们一杯。”
我们顶着西北风又上路了。想着敬老院里那些或眼花耳背，或反映迟缓的老人问父亲：“他们都知道你吗？”父亲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没儿没女的，虽说吃穿不愁，也够寂寞的。只要他们能多感到些温暖，咱们就没的白来。”
这是1990年的春节，父亲浩然唯一的一次外出拜年，唯一的一次送礼。
1991.02.08于通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