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三，原名刘九鼎，字汉三，1906年出生于昌乐县鄌郚镇南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刘玉堂习得中医，以开设中药铺维持家用，家庭虽不富裕却重视教育。刘汉三自幼性格豁达、主持正义，与兄弟二人皆勤奋好学，在私塾就读期间成绩突出，1927年8月考入济南育英中学，开启了他接触进步思想的新阶段。
彼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国内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此起彼伏，马列主义思想已在进步师生中秘密传播。受时代浪潮影响，刘汉三初步接触并认同马列主义，对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1930年8月，刘汉三从济南中学返乡，此时中共昌乐中心区委（1931年6月改为特支）领导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刘焕彩、孟繁锷、赵西林等党员分别通过创办烟社、学校、油坊等形式掩护革命工作。深受鼓舞的刘汉三主动与淳于分区委书记赵西林取得联系，将父亲的中药铺作为鄌郚一带党员活动的联络点，积极向群众宣传进步思想。
1932年，昌乐国民党当局开始大肆逮捕、暗杀共产党人，8月中共昌乐特支遭破坏，特支书记孟繁锷被捕，刘汉三也以“共产党嫌疑”罪名被扣押于昌乐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与敌人巧妙周旋。经父亲多方奔走、花钱担保，国民党当局因未掌握确凿证据，且认为他只是刚毕业的学生，最终将其释放。父亲本希望他安心学医种地，但刘汉三回家后第一件事便是向赵西林请求分配工作。为保存进步力量，刘汉三遵照赵西林安排，前往潍县城月河崖以制作蜡烛为业，掩护党的工作，与转移至当地小学任教的昌乐党员钟道功建立联系，负责宣传党的主张及昌乐、潍县党员的联络工作。1932年12月，刘汉三由钟道功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常于夜间深入潍县城南茂子庄、庄家、大寨一带开展革命宣传，为两县党组织的联络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刘汉三前往高崖一带联系工作，返程途中在徐家庙村前被土匪头子王化平以“共党嫌疑”扣押，囚禁于金山村西沟的枯井中，由两名土匪看守，计划次日向国民党政府请功领赏。家中尝试花钱赎人，却遭土匪“只要命，不要钱”的拒绝。危急时刻，刘汉三在井底摸黑磨断绳索，成功爬出枯井逃回家中。父亲深知危险，催促他立即逃离，刘汉三随即赶往高镇岳父赵仁怀家中，刚转移便遭遇王化平带领土匪包围搜捕。幸得他及时取走藏于岳父家的手枪前往潍县月河崖，才再次脱险，王化平因担心报复，仓皇逃往青岛躲避。1936年春节刚过，刘汉三与共产党员刘明铎乔装成商人和管家前往青岛，伺机寻找王化平踪迹。最终在青岛西郊一家二层酒楼发现目标，王化平认出刘汉三后试图跳窗逃跑，刘汉三紧随其后与其扭打，最终与刘明铎合力将这股恶匪铲除，随后顺利脱身。
1936年5月，昌乐中西部地区党的活动逐步恢复，刘汉三与钟道功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到钟家后沟一带开展工作。当时国民党当局设立土地陈报机构，向农民摊派繁重费用，刘汉三与钟道功秘密发动群众，通过写标语、拔牌子等方式开展斗争，迫使土地陈报工作半途而废。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刘汉三与钟道功随即在鄌郚一带酝酿组建抗日武装，他利用此前积累的资源，筹备了四支手提式手枪和一支“德国造”手枪，于12月底在鄌郚街组织起60多人的抗日别动队第三十二大队，名义上归国民党昌乐县长张天佐管辖，实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主张，积极集中闲散枪支、宣传抗日思想。
三十二大队的迅速发展引发张天佐的极大恐慌，他从给养、枪支等方面百般刁难。为保存抗日力量、保护群众财产，1938年2月4日，刘汉三率三十二大队在鄌郚三官庙与赵西林、孟繁锷等组建的“山东省第八区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合编，刘汉三任副大队长。合编后的抗日武装士气高涨，群众踊跃带枪参军，队伍不断壮大，更让张天佐坐卧不安。1938年3月23日，张天佐以“点名发饷”为名，通知十七大队到北展街小学集合。当时队伍主要领导为孟千里和刘汉三，孟千里深知张天佐奸诈，反对前往，刘汉三却认为“拉队伍是张天佐同意的，不会破坏抗日”，遂带领40名战士前往集合。途中，结拜兄弟、卫队长张思昌提醒他“凶多吉少，早作防备”，刘汉三却表示“他要枪就给，没枪再搞”。抵达后，见国民党员刘世隆的队伍也在场，刘汉三更加放心地带队进院，张思昌则心存警惕，站在靠墙位置并暗藏一支手枪。
队伍刚站定，张天佐便以“验枪”为由下令退膛，随即突然下令“下枪”。刘汉三惊觉上当却为时已晚，张天佐的100多名士兵蜂拥而上收缴武器，将他团团围住。危急时刻，张思昌眼疾手快，掏枪对准张天佐射击，张天佐的卫队长于介成上前阻拦被当场击毙。混乱中，张思昌趁机翻墙逃脱，郑太平等7名试图反抗的战士惨遭杀害，其余战士全部被俘，刘汉三被押往国民党县政府驻地仓上村。张天佐未对刘汉三用刑，企图拉拢他归顺，提出“我干总队长，你干分队长”的条件，遭刘汉三“宁给皇帝牵马坠蹬，不给王八当祖宗”的严词拒绝。张天佐见拉拢不成，便将其关押于仓上监狱。此后，中共昌乐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刘汉三的入党介绍人钟道功联系上打入国民党第69军的共产党员蔡贯卿，蔡贯卿以69军连指导员身份面见张天佐，宣讲国共合作抗日道理，张天佐表面答应放人，实则因惧怕刘汉三出狱后再拉抗日队伍，迟迟不予释放。1938年5月底，日军扫荡仓上，张天佐率部转移至朱汉乡野鸡沟村一带，刘汉三被关押在农户地窖中。经父亲与钟道功花钱买通张天佐的参谋赵子良，在其暗中协助下，刘汉三于夜间越墙逃脱，连夜赶回鄌郚与钟道功汇合。
为躲避张天佐抓捕，刘汉三藏身于鄌郚镇高镇村赵锡珍家中，赵锡珍为他单独安排房间，严禁外人出入，他与中共昌乐县委的联络仅通过钟道功进行。1938年6月中旬，钟道功前往黄县找到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向司令员马保三汇报昌乐抗日形势及张天佐破坏抗日、迫害刘汉三的情况。马保三对张天佐的行径极为愤慨，全力支持昌乐人民的抗日斗争，指示钟道功返乡继续组织抗日武装，并委任刘汉三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独立营营长，签发了盖有印章的委任状。钟道功返乡后向刘汉三秘密传达指示，二人商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武装的计划。为减少与张天佐的摩擦，刘汉三前往安丘、临朐、昌乐三县交界的于家洼一带，以“国民党69军特务大队”为名义重新组建抗日武装，不到3个月队伍便发展至近200人，刘汉三任大队长（又称营长），路大山、张思昌等负责警卫，堂弟负责内勤，临朐县安家沟村的崔化善任副大队长，下设两个连分别由崔化善和吉山沟村的王景云担任连长。1938年11月，刘汉三带领队伍在于家洼一带宣传抗日、训练队伍、筹粮扩枪，等待八支队主力到来。
然而，崔化善、王景云二人此前曾为土匪，性格粗鲁、行为不端，且与张天佐暗中勾结，对部队艰苦的抗日生活极为不满，时常侵害周边百姓。一日，刘汉三的勤务兵刘义友偶然发现二人绑架了一名儿童“架票”勒索，刘汉三立即召集二人严厉批评，指出架票是土匪行径，违反部队纪律，要求他们无论生活多艰苦都不得侵害百姓。二人表面认错，内心却愈发不满，加之听闻刘汉三与共产党的联系，便与张天佐密谋杀害刘汉三。1938年12月，马保三率领八支队主力从清河地区过胶济铁路南下，抵达临朐县辛寨一带，通知刘汉三到辛寨镇附近的南流村开会商议归队事宜。此次出行，刘汉三平日携带的双枪被受崔、王教唆的堂弟私下拿走，他参会结束后，连夜跋涉30多华里返回于家洼村。
刘汉三刚进门，便见崔化善、王景云、张世昌等候在院内，虽察觉异样仍佯装不知，吩咐勤务员准备饭菜。恰在此时，刘汉三疟疾病复发，浑身颤抖不止，王景云、张世昌趁机上前将其控制，刘汉三掏枪反抗不及被捆绑。崔化善下令将刘汉三关押于营部，解散了不知情的警卫员。次日，崔化善带队向崔家河转移，驻扎两日后又迁至临朐县小桃花村。转移途中，刘汉三被逼迫赤足行走，双脚磨破流血，一步一个血印，崔化善等人却严禁他人靠近帮扶，致使其双脚皮肉模糊。在小桃花村关押期间，崔化善一伙对刘汉三看管极严，仅允许于世平送饭。第四天夜里，刘汉三磨断绑绳试图逃跑，被抓回后遭残忍砸断双腿。面对剧痛，他始终未求饶一声，只是怒斥叛徒行径。次日夜间，崔化善一伙将刘汉三架至小桃花村西沟，威逼他与共产党断绝关系、投靠张天佐，无论遭受何种折磨，刘汉三始终坚贞不屈。无计可施的叛徒最终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浅埋于沟旁的桑树下，年仅32岁。
刘汉三被害后，崔化善、王景云率部投靠张天佐，队伍撤回于家洼附近的洛车埠村。八支队得知消息后，立即决定攻打洛车埠，惩治叛徒、夺回人枪。战斗即将胜利之际，张天佐部下刘世龙率精锐部队增援，崔化善、王景云趁机率部逃入张天佐封锁区。刘汉三烈士以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承诺，他的抗日救国热情永远激励着后人。1989年3月14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刘汉三同志为革命烈士。（刘文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