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乐人物传略
刘建
刘建（1917～1957） 曾用名刘善新，昌乐县包庄乡泊庄人。1927～1937年，先后在本村、安丘、益都、济南等地上学。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任山东纵队第八支队第四独立团团部秘书。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由中共淄博特委书记魏思文派遣，与张永杰一起打入伪山东第八专区保安十团八连（即安丘伪保安十团八连），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任支部委员。同年7月调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委二地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12月任二地委秘书。1940年10月至1943年12月，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第七区委秘书、宣传部宣传干事、蒙山工委代理宣传部长、七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副科长、二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1944～1947年9月，历任中共山东鲁中区委四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副部长、三地委宣传部长。1947年10月任中共临朐县委副书记。1948年10月任中共山东鲁中南区委宣传部教育科长。1949年3月任鲁中南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鲁中南报》于1950年5月停刊，刘建调济南工作，创办《农村大众》报，任总编辑。1952年3月任《大众日报》社副社长兼第一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56年9月出席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山东省第一届委员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
刘建勤奋好学，思维敏捷，为文简约精辟，常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处理好繁忙的行政和编务工作，还经常撰写稿件，笔耕不辍，为报社同志所尊崇。他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早在1952年《大众日报》社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时，据人们揭发，有一名干部犯有贪污5亿元（旧人民币，1万元等于现在人民币1元）的罪行，法院拟判死刑，需要报社首长签字。对这一生死攸关的大案，刘建调查分析，认为报社没有偌大巨款可贪，强调应实事求是地取得证据，没有立即签字。经过慎重审查，避免了错杀。他平易近人，经常和干部职工亲切交谈，逢年过节，对全社同志不论职位高低，都亲临拜访，对两名日本籍的印刷技术员，也总是去看望一番，使他们安心高兴地过节。1956年初，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他驱车聊城地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把握动向，抓准时机，连续为《大众日报》撰写6篇社论，推动了面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其中3篇为《人民日报》所转载。早在1953年干部年终鉴定时，报社党委给予他的结论，就高度评价了他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组织才能：“由于刘建同志具有以上这许多长处和优点，工作是有成绩的，有建树的，能够经常给周围同志以良好的影响”。
1957年，在报社整风运动中，刘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不幸辞世。1979年11月15日，中共山东省委（79）省五十五字第144号文件指示，撤销1957年省委对其所做的结论和处分，为其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
刘智堂
刘智堂（1898～1959） 曾用名刘锡勇，昌乐县乔官镇下庄人。他自幼在家求学，刻苦勤奋，多才多艺，酷爱传统医学。1917年始，刘智堂先后在乔官镇上庄、下庄一带教学。“七·七”事变后，刘智堂目睹蒋介石统治集团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则率领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一现实，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坚定了参加共产党的决心。1938年6月，中共下庄党支部建立，刘智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昌乐党组织负责人赵西林、刘慈源回昌乐组建抗日武装，他毅然参加“抗日救亡团”，成为筹建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同年9月初，他参加了由八支队司令部派员召开的组建抗日武装——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九大队的会议，于13日夜率领下庄“抗日救亡团”在东耿安参加二十九大队。他参与拟定《二十九大队告昌乐全体同胞书》和标语口号，并印制成宣传品，广泛张贴散发。12月1日逢北展山会，刘智堂带领刘秀峰、于民一等发表抗日演讲，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忱，扩大了二十九大队在群众中的影响。1939年1月，中共昌乐第四区委成立，他与刘焕奎负责区委工作，经常活动在五图、耿安一带。同年11月，根据县委指示，刘智堂以万庄中药铺先生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发动万庄党员献40块银元，为县委购置油印机1部，并从社会上集资85块银元购买手枪一支。1940年初，张天佐疯狂破坏昌乐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派10余名青年党员到根据地参军、刘智堂去二地委党校学习。同年10月鲁中区党委委派刘智堂与刘焕奎主持中共昌乐县委工作。11月8日，刘焕奎被害，在白色恐怖中，刘智堂与中共潍南县浮烟区委书记张立武取得联系，在望留村以开药铺为掩护为党工作，11月建立中共昌乐望留地下联络站，领导昌乐和潍南党的地下工作，联络站直属鲁中区党委领导，使昌乐党组织始终与上级党委保持联系，使望留一带和昌乐内地的党员坚持了斗争，开展了对伪军范启爽部的统战工作。1941年6月8日，伪八区专员厉文礼电令潍县伪大队长范启爽部将其抓捕。由于过去党组织对范做过大量统战工作，范权衡利弊，于次日以假“活埋”的方式，将其暗暗释放。刘智堂脱险后去沈阳暂避。1942年6月，他回家乡途中，路经益都，被汉奸队抓捕，在敌人严刑审讯面前，始终未暴露身份，敌人无奈，只好将其释放。在益都经过奔波，刘智堂终于找到了益临工委，工委考虑其再回昌乐不便工作，安排他在益都仁河区富旺庄以开药铺为掩护开展边沿区党的工作。1946年3月，昌乐县委在临朐县大高庄主持召开昌乐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昌乐县参议会，刘智堂当选为县参议长。同年6月，张天佐配合国民党第八军大举进犯解放区，形势恶化，党组织调他到地委机关当医生。昌潍解放后，地委派其到益都东门里药社负责（兼中医）。1955年，刘智堂因病回地委组织部病休，1959年逝世。
王德升
王德升（1913～1946） 昌乐县北岩乡北岩北村人。自幼家贫，以农为生。解放初期，任北岩村农救会长。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12月，他联合本村6户农民成立北岩村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任组长。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10月，他带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使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进一步集中，有利于生产发展。1956年，他带领部分劳力参加整治黄河大会战，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出席了山东省劳模代表会议。这年他带领成立北岩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1957年11月，任北岩村党支部书记。1958年“大跃进”，其被认为“右倾”受到“拔白旗”的错误处理.到公社繁殖场当饲养员。1959年恢复工作。他上任后不计较个人得失，带领全大队人苦战一冬春，建成东河水库，扩大了水浇面积。1964年，北岩分村，王德升任北岩北村党支部书记，同年因病去世。
吴曰德
吴曰德（1898～1967） 别名吴二怪，昌乐县乔官镇吴家庄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扛活度日。1938年吴日德参加革命，在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工作，后到大山种吴家庄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组织群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并发动群众筹集枪款，为建立抗日武装而奔波。当时，吴家庄一带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引起以张天佐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派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种形势下，组织上派吴曰德去沂蒙山区，参加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任马保三司令员的秘密交通员。吴曰德经常扮作哑巴、疯子，深入敌战区和日军据点，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有一次，他在获悉敌军情报后，被日军特务发现，为摆脱敌人的跟踪，使情报及时送到司令部，他跑进厕所，用手捧起人尿喝。敌人看他是个疯子就放弃了对他的监视跟踪，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建国后，他不计个人名利，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后年老体衰，党和政府安排他长期住县政府招待所休养。1967年，吴曰德去世。
刘善本
刘善本（1915～1968） 昌乐县包庄乡泊庄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好学善思，敢于发表见解。1932年，考入北大附中，时值“九·一八”事变，出于爱国热忱，萌生航空救国思想，于1935年入读国民党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毕业后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作战参谋，几次飞赴抗日战场。后来部队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向后方撤退，刘善本甚感痛心。1945年刘善本赴美深造后，驾机归国途中，又被“就地待命”的命令滞留在卡拉奇6个多月，反动当局之心昭然。其间，刘善本阅读了《资本论》和《西行漫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斗争史实，激发了他弃暗投明的强烈愿望。1946年6月26日，他请缨由昆明往成都运军火，驾机直抵延安。刘善本的义举，受到党中央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1946年9月，刘善本参与创办人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任副校长；1947年创办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任校长，为人民空军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1949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善本历任航空兵某部师长，空军军训部第二部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副教育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刘善本与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1968年3月10日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75年中共中央为其召开追悼大会，追认为革命烈士，高度评价了他光荣的业绩。
杜光舟
杜光舟（1914～1968） 昌乐县鄌郚镇王家庙人，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1957年光荣出席了山东省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和全国绿化会议，在北京受到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杜光舟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靠卖粽子维持生计。解放后，他过上了幸福生活，对党和政府无限感激，决心跟党革命到底。
1952年，杜光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王家庙办起由20多户农民参加的金山互助组。1954年冬，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他联合附近12村，成立了金山高级农业社。1958年1月撤区划乡后，杜光舟任金山党总支书记。根据本地特点，他带领全体社员大干一冬，建成了金山第一座蓄水7万立方米的水库，并建扬水站一座，渠道2000米，灌溉面积900多亩。自1963年开始，他把发展经济的重点放到多种经营和工副业上，走以工补农、农副结合的道路。他组织全乡20多名有技术特长的农民进行专门培训，因地制宜，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办起石灰窑、胶补修配厂、织袋厂、打绳厂、磨坊、油坊等工副业，年纯收入4万多元，增加了集体和个人收入，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中，杜光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8年春，含冤去世。
高佃文
高佃文（1903～1968） 昌乐县阿陀乡阿陀村人。昌乐解放后，他积极参加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春，他组织本村8户农民成立阿陀村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他们实行劳力、耕畜、农具三结合，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当年获得大丰收，亩产粮食比单干户高102斤。1953年底，全村发展到7个互助组，占全村农户的85％。1954年，带头成立“高佃文初级农业社”。次年，他又联合阿陀周围8个村，503户农民成立“和平高级农业社”。冬春，他带领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了生产条件。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重视发展林果和工副业。他带领村民种植刺槐、柳树8000棵，套栽苹果、山楂2600棵，美化了环境，增加了经济收入；成立了装卸队、建筑队，年纯收入2万元。1956年高佃文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1957年，他连续两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出席了省劳模代表会。此后，他一直奋战在农村，为党和群众贡献自己的力量，1968年逝世。
郄秋浦
郄秋浦（1882～1972） 名澄然，字秋浦，昌乐县昌乐镇东管庄人，地方名中医。他少年勤奋好学，天资聪敏，20岁中秀才。废科举后，郄秋浦弃学从医。他阅读了大量典籍，根基深厚，学《内经》、《难经》等，均能深悟强记。尤对《伤寒论》、《医宗金鉴》和陈修园医书二十四种，研究颇深，晚年仍背诵自如。他曾以《伤寒》、《金匮》原方原量，治愈许多危症病人；常用风引汤治疗成人中风、小儿痫症，疗效显著。对老年性疾病的治疗，郄秋浦常取法于《薛氏医案》、《景岳全书》，采用温补之法缓图其功。对妇科病症他则取法于《万氏女科》、《胎产心法》等。其处方用药，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有章法。如治风寒感冒，他喜用桂枝汤原方原量，辄奏奇效。并立论：桂枝汤中大枣12枚，为方中之药，不可忽视；服药后必喝1碗稀粥，是为方中之使药，否则药效将减半或全失。再如用炙甘草汤，郄秋浦认为方中以生地为君药，用其原量1斤（汉制，约48克），炙甘草原量4两（约12克），清酒为方中之使药，须按原方中酒水各半同煎，则医治心脏疾患甚验。
行医时，他注重药材炮制，对药材产地和优劣真伪，亦有丰富的鉴别经验，从不用伪劣药品。每处一方十分慎重，字字正楷，清秀端庄，药物概写通用名。每开完一方，他总要细心查看，直到无误。其严谨的医家风格，对后者启迪颇深，也深为求诊者钦佩。他一生以济世活人为宗旨，性情恬淡，刚直不阿，待人诚实，严以律己，从不弄虚作假、巧言令色。他常说：“我这一生，创新不多，多取法前人，靠准确认症，选方中病。”其历几十年行医生涯，登门求医者达官显贵固然不少，然穷苦农民居多，他总是一视同仁。如遇重危急症，无论严冬酷暑、寒风暴雨，他都有求必应。“七·七”事变前，民国昌乐县政府县长王金岳，派护兵叫郄先生出诊，当时候诊病人多，当问知县长是一般咳嗽时，他又专心为在坐的病人看起病来，直至诊完才随护兵出诊。县长等烦了，生气地说：“我叫你快来，为何怠慢？”郄先生回答说：“我的天职是看病，谁有病就给谁看，不分高低贵贱。那么多远道而来的病人等候着，难道还得先来给你看病不成？”气得这位县长目瞪口呆，因郄秋浦乃地方名士，县长对他也无可奈何。有好多病人，手中一时无钱，他都先医付药，年底无力偿还者，则一笔勾销。当地农民曾赠“国手无双”匾，悬挂其大门之上。
1955年，昌潍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举办中医进修班，郄秋浦应聘任教，后任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医师。此间，他编写了医著《妇科验方》等，并兼任山东省中医学会理事。“文化大革命”中，郄秋浦曾一度蒙冤迁回故里，身心受到摧残。1972年11月，郄秋浦含冤去世。1979年，人民政府为其平反昭雪。其遗著由门生潍坊市人民医院保健科副主任医师萧敬之整理为《郄秋浦医案》存世。
冯彦忱
冯彦忱（1904～1974） 字鸿升，昌乐县乔官镇乔东村人，三级教授，系山东省现代医学外科专家。自幼矢志学医，24岁入齐鲁大学医学院攻读西医外科，1933年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南京中央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1936年任外科主治医师，1941年任副主任医师，1947年任主任医师；解放后，任青岛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主任。1951年2月，冯彦忱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任大队长，赴朝鲜从事战地医疗；回国后，一直在青岛医学院任外科教研室主任、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主任。其对外科基础理论颇有研究，尤专长泌尿外科，著有《膀光镜检查法》及诸多论文。他生前曾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民盟青岛市委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政协委员、青岛市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青岛市外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并曾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4年12月8日，病逝于青岛。
刘玉秀
刘玉秀（女）（1896～1979） 昌乐县包庄乡泊庄人。她童年因生活所迫，10岁即做了“童养媳”。昌乐解放后，刘玉秀全家过上了幸福生活，她对党和政府有深厚的感情，积极参加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她将大儿子送部队参军，此后又将小儿子送到部队，被誉为“军属模范”。
1958年春，刘玉秀带领13名妇女，早出晚归，6天翻地15亩，比男劳力多翻5亩。夏收中，她更是积极带头劳动，曾4次晕倒在田间。因尝尽没有文化的苦头，她平时很注重学习，摘掉了文盲帽子，为全村学文化树立了榜样，被誉为“学习模范”。多年来，她积极参加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在国家及省、市、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部队指战员中，作过多次报告和演讲，起到了很好的模范作用。
1956年，刘玉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1959年赴京参加全国烈军属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979年，刘玉秀因病去世。
孟千里
孟千里（1907～1977） 原名孟繁钟，昌乐县北展乡孟家淳于村人。他幼年随父读书，1919年入本村冬学学习，后在家务农；1925年，去济南振兴大土产庄做工，同年东渡日本经商；1928～1930年，曾任胶济铁路护车队车警。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其大哥、中共昌乐党组织创始人孟繁锷的影响下，他加入了抗日队伍的行列。为深入开展对敌斗争，昌乐党组织决定成立抗日武装。时值国共合作，为使抗日武装得到国民党当局认可，中共昌乐党组织派他与孟广松前往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抗日游击司令部交涉入编事宜，昌乐抗日武装被编为山东省第八区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1938年1月，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宣告成立，孟千里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队长。十七大队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仇视，他们不断制造摩擦，排挤、打击十七大队。为壮大抗日武装，抗日别动队第十七大队与中共党员刘汉三创建的抗日别动队第三十二大队合并。张天佐攫取昌乐县政后，对十七大队百般刁难，总想拔掉这颗眼中钉。不久，昌乐党组织派赵西林、孟繁锷去潍县与八路军鲁东游击队七支二大队协商合编事宜。张天佐趁此机会，谎称“点名发饷”，武力收缴别动队枪支，强令解散，制造了“北展事件”。1938年3月，孟千里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七支二大队，后编入山东纵队一支队。
1938年10月，孟千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班长、副排长，沂南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山东纵队特务营四连排长、特务团政治指导员、特务团游击二大队队长、第二旅独立营政治指导员，诸城县大队政委、滨北军分区附属所政委、胶东军区第五军分区独立团三营政治教导员，藏马独立营政治处主任、副政委、胶东军区新兵团副政委、华东警备四旅十团副政委，步兵一○○师二九八团副政委，山东军区新兵第三团副政委，华东新训第一团政委，胶东军区集训团政委，山东军区警备十团政委、第四干部文化学校政委等职。1955年5月，他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1958年2月，孟千里任山东省昌潍专署副专员。虽年过半百，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仍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1977年9月18日，因病逝世，终年70岁。
尹宗礼
尹宗礼（1890～1978） 昌乐县北展乡王家庄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鲁中地区著名的地下交通员。他常年跋涉于昌乐县、沂蒙山区和坊子铁路沿线，通过党的地下情报站、联络点，秘密收集敌人的军事情报，为昌潍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尹宗礼出身贫苦，以农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7月，他奉昌乐党组织指示，去八支队汇报情况，忍受饥渴、长途跋涉，在邹平、长山一带找到八支队司令部，汇报了昌乐的斗争情况和昌乐党组织请求派员领导组建抗日武装的要求，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38年12月，中共昌乐县委成立，尹宗礼任县委政治交通员。1939年9月，县委书记刘慈源被害，他与组织部长赵西林去二地委汇报县委遭破坏的情况，请示工作。他们装扮成烟贩，秘密行动，在安丘地下联络站沈宝然帮助下，安全通过敌占区，到达二地委驻地沂源。根据地委领导指示，他们重新成立了昌乐县委。不久，他被调任二地委政治交通员。1940年，张天佐在昌乐制造白色恐怖，昌乐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他陪同县委书记去二地委汇报情况，后调任鲁中区党委政治交通员。1943年春，尹宗礼奉命到坊子敌占区，参与建立坊青工委，在坊子至青州铁路沿线秘密开展工作，任工委政治交通员，兼西王村党支部书记。1944年8月，尹宗礼任昌潍工委政治交通员，兼坊青工委政治交通员。在长期地下交通工作中，他练就一套应付敌人的过硬本领。一次，他带重要军事情报去鲁中，途中刚从一个村子出来，迎面碰上伪潍县自卫大队。在这紧急时刻，他灵机一动走到正在干活的农民身边，低声说：“兄弟，我和你一起干吧。”同时用手暗暗向前方一指，并把农民的苇笠戴到自己头上，干了起来，这位农民心领神会，他机智地躲过敌人，把情报及时送到鲁中军区党委。1948年春，潍县战役打响前夕，他扮作小商贩、小炉匠、短工，活动于城区、农村，通过各种渠道，与党的地下联络点、情报站接触，机智地将有关敌潍县、二十里堡飞机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防御工事等重要情报及时送到山东兵团司令部，受到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表彰。昌潍解放后，尹宗礼调任坊子农场场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在山东省农林厅、总工会、青岛工人疗养院工作，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名利。1956年退休，1978年4月病逝。
王化贤
王化贤（1910～1978） 昌乐县五图镇徐家庙子村人，县第一个果树栽培行家，方山园艺场技术工人。
1936年，王化贤在本村建苹果园一个，占地8亩，植苹果树80余棵，这是他最初研究果树栽培技术的试验场地。
1949年春，他到方山园艺场工作，担任园艺场技术导师。此间，他刻苦钻研果树栽培技术，掌握了育苗、修剪、施肥、防治病虫害等果树管理技术。1950年，他创造了患腐烂病果树的接根、换皮、接枝等新技术，在全县普遍推广。这一新技术，使园艺场的果树改造率达90％以上，增强了果树的生命力，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他还创造了用柴油代替农药治毛虫的新方法，解决了当时农药短缺和资金不足的困难。他对技术从不保守，经常到外地指导、传授，受到群众好评。
1964年，王化贤出席昌潍地区林果技术经验交流会，作了技术表演，受到领导和与会人员的赞扬。1966年，他又出席了昌乐县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78年去世。
李逢源
李逢源（1901～1982） 昌乐县乔官镇韩家阳阜村人。1908年随父母逃荒到昌乐镇郭家庄定居；1948年昌乐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农民成立东村农民协会，任会长，带领贫苦农民投入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联合本村6户农民成立“李逢源农业生产互助组”，实行劳力、耕畜、农具三结合，以工换工的协作办法，解除了困难户的忧虑，使互助组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在李逢源互助组影响下，全县兴起大办互助组的高潮。1952年冬，他办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东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劳力统一组织、土地统一耕作、耕畜农具统一使用的“三统一”生产管理制度，与社员一起制定初级社章程，选出社务委员会。为了粮食增产，他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进行合理密植，加强田间管理，及时防治病虫害。1953年东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当时当地空前的农业大丰收，粮食平均亩产229.1斤。他根据社员的生产技术水平和身体状况，合理分工，做到人尽其力，各有所用，并实行“按件包工，按劳评工，死分活评”的记工评分办法，使工分和效益直接挂钩，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李逢源为昌乐农业生产合作化做出了重大贡献，1954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了山东省劳模会议。1955年，全县兴办初级社进入高潮，他联合东山片郭家庄、东村等10个自然村860户农民，办起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带领社员大兴农田水利，奋战三冬春，打机井、大口井50余眼，建小型水库2座，总灌溉面积2500余亩，改善了生产条件。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李逢源十分重视发展工副业生产。他以马车运输、弹压棉花为基础，新上木器加工、养蜂等十几个工副业项目，年纯收入3万多元，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社员经济收入。1955～1957年，他连续3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57年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8～1965年先后任东村大队大队长，郭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1965年，他因年高体弱辞职，带领村林业队员垦荒50多亩，植刺槐3000余棵、果树300棵，为建立孤山林场奠定了基础。1982年，李逢源谢世，享年81岁。
张希望
张希望（1920～1983） 昌乐县朱刘镇圈子村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连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参加过众多战役、战斗，是人民军队的一位优秀指挥人才。
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希望长期致力于军队的教育训练工作。50年代初期，他被选派去军事学院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获优等生称号，被留校任教。此后，他历任空军学院战役法教授会主任、空军学院战役法教研室主任，空军军政干校副校长等职，并多次作为空军院校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张希望受到残酷迫害，原有病情加重。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积极参加了空军学院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他不计个人恩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宽大胸怀和优秀品质。
1983年9月16日，由于病情恶化，经医治无效于北京病逝，终年63岁。
赵可友
赵可友（1908～1988） 昌乐县平原乡平原村人，自幼务农，1944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赵可友率汶河区武工队活跃在汶河两岸，使敌人闻风丧胆。1945年春，平原村处在敌占区边沿，又是八路军的游击区。他以开杂货铺作掩护，从事八路军与地方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工作，逢集日，把敌军情报，及时送到八路军手里。一次，一连伪军冲进平原村，以“搜查八路”为借口，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勒索钱物，把村子搞得乌烟瘴气。两个伪兵抢去张大娘为儿子结婚准备的两床新被子，并把老人踢得口吐鲜血，昏倒过去。赵可友同张家二兄弟商定除奸计策，装扮成拣粪老汉来到村头。那两个汉奸一出村，他纵身一跃，抡起粪叉，把一个汉奸打倒在地，夺下枪支。另一个被张家二弟兄活捉。1946年春，他受汶河区委派遣，到杨店集夺取敌军枪支。经过侦察，他摸清敌军连长“王不清”逢杨店集必带伪军上集抢东西的规律。一个集日，赵可友和武工队员小何扮装成“父女俩”来到集上，贪酒好色的“王不清”带着十几个士兵，急忙尾随这“父女俩”走出村外。在武工队员配合下，他们击毙伪连长，消灭敌兵12名，缴获匣枪、步枪10余支。入秋，为粉碎伪四团向百姓逼粮的阴谋，根据区委指示，他带小分队夜间插入敌占区，贴标语、撒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军队逼粮的企图，发动群众藏好粮食和重要物资；警告伪乡、保长，能抗则抗，能拖则拖，如果横行，决不饶恕。一天，赵可友得知台东村伪保长酷刑逼迫群众缴粮2万斤，并准备运往四团一营驻地红河村。他一面请示中共安丘县委（当时平原属安丘）派武装增援，一面于深夜率武工队摸进台东村保公所，吓得伪保长潘峰跪地求饶。他一把抓起潘峰说：“我留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快找人把粮食送到汶河区政府！不然，我要你的命！”狡猾的潘峰当面应诺天明即办，背后却暗中着人给伪四团报信。不多时中共汶河区委派平原村民兵，把2万斤粮食全部运走。武工队迅速隐蔽在台东村头准备战斗。天刚蒙蒙亮，两连敌兵来到台东，被县独立团和汶河区武工队打得扔下几具尸体狼狈逃窜。赵可友活捉了伪连长辛永善。台东战斗，毙敌30余人，俘敌44人，缴获各种枪支51件。
解放后，赵可友率汶河区武工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连长；1951年转到寿光任侯镇武装部长；1954年复员回家，组织农民办起平原初级农业社第六社，次年转入高级社；1957年始任平原村党总支书记。他带领群众科学种田，大兴农田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充分发挥集市优势，发展工副业，办油坊、砖窑等20多个，年纯收入6万余元。在他的领导下，全村很快富裕起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60年，赵可友出席山东省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此后，他一直奋斗在农村，为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幸福日夜操劳，1988年去世。
秦佩珩
秦佩珩（1914～1989） 昌乐县包庄乡李家庄人，生前任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河南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兼中国民主促进会直属河南省支部主任委员、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河南省统战学会常务理事等职，是我国较有影响的经济史专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传略选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词典》和《河南省地方志·人物志》。
秦佩珩自小就读于益都第四师范附属小学，后转读于青岛汇泉中学、济南东鲁中学、德州山东省立第十二中学，1934年入北平育英中学，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除主修经济学外，兼修文学、史学。大学期间，他写了散文集《椰子集》，并在《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深受郭绍虞、齐思和、邓之诚等教授的好评。1941年夏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受聘于天津达仁商学院、天津工商学院、四川大学、川康农工学院、成都光华大学、华西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其间，他发表了《经济史研究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辽代货币新考》等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埋情记》、《春蚕集》等诗文集，还发表了诸多宣传抗战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文章。1948年，他应聘为西北大学教授兼系主任，不久赴长沙任湖南大学教授。
秦佩珩1953年赴武昌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1956年任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博览群书、勤奋耕耘，在古代经济史领域中，特别是明清经济史研究方面，著述丰富，先后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明代经济述论丛初稿》、《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等专著，在国内史学界享有较高声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虽年逾花甲，但壮心不已，先后赴云南、西北、东北等地调查边疆经济史资料，并为国家培养了数批硕士研究生。同时，他还担任大量社会工作，为党的统战工作做了积极贡献。秦佩珩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获河南省“优秀教师”称号；1988年被评为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其作品1987年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89年6月29日，秦佩珩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于郑州，终年76岁。
张天佐
张天佐（1906～1948） 字仲辅，山东省寿光县官家庄人，曾就读于省立第十中学，毕业于山东警官学校，历任国民党利津县警备营连长、自卫团长、警察分队长等职；1932年考入山东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公安局长班，期满后充任坊子区公安分局长；1936年任昌乐县公安局长，1937年6月，到庐山暑训团受训，加入国民党“复兴社”、“军统”特务组织。
“七·七”事变后，张天佐回昌乐继任公安局长。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昌乐城，民国县政府昌乐县长王金岳企图携带枪款逃离昌乐，张天佐扣其枪款，将其驱逐，攫取了昌乐县政权。国民党寿光县政府县长宋宪章及随从逃经昌乐时，张天佐截获其枪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
张天佐窃取昌乐县长职位后，投靠山东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被委任为山东第八区游击第四总队长兼昌乐县长，开始了对昌乐达十年之久的血腥统治。
1938年夏，他清查户口，编制保甲，多次划分行政区域，成立政训处，编练自卫团，不断强化对人民群众的统治；8月，成立由政府要员、地方绅士组成的动员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他令各区、乡镇成立动委会，在民众中组织“青年救国团”、“妇女救国团”、“儿童爱国团”、“老年队”等团体，强迫他们轮流值岗盘查，传递消息。之后，他又组织“防匪工作队”、“锄奸小组”、“防谍小组”等特务组织，在边区设立封锁线和盘查站，使全县形成一大情报网，3年中残杀无辜不计其数，仅在仓上东河就活埋百姓近千人。1941年9月，张天佐成立县训所，兼任队长，训练乡保长、自卫队长、经济干事等人员，培植军政骨干。他在昌乐中学实行军训制度，设立“三青团山东支部昌乐中学分部”，大力发展国民党、三青团组织。1943～1944年，他组织“暑期服务队”，参与清查共产党人及进步分子的活动，昌乐成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授予的“模范县”。1938年1月，由共产党领导的（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山东第八区抗日别动队十七大队在北展宣告成立。3月，张天佐乘别动队主要领导去潍未归之机，以“点名发饷”为由，将别动队队员诱至北展小学，武力强迫别动队队员缴枪解散，制造了“北展事件”。同年9月，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八支队第二十九大队在耿安成立。为实现国共合作，中共昌乐党组织多次与张天佐谈判，但他顽固地坚持“防区统一”、“给养统一”，对二十九大队百般刁难，并秘密召开党政军会议，拼凑10个巡回小组，组织反共力量。12月，张天佐派两个营的兵力包围二十九大队，以“私起枪支”、“危害治安”为借口，强令二十九大队离开昌乐县境。为顾全大局，二十九大队被迫转移。昌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再次被张天佐一手扼杀。1939年初，他制定《异党及不良分子调查表》，分发各地，秘密查报，大力发展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实行“五家连坐”，组织暗杀团，对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开始了疯狂大屠杀。同年9月，中共昌乐县委书记刘慈源被其暗杀。自194 0年3月7日—6月11日，中共昌乐五区区委书记于临凤，八支队留守战士王凤祥，地下宣传员于新文、刘兰阶，地下联络员宫际堂等党员干部20余人惨遭杀害。同时，30余名群众也被无辜杀害。张天佐的大屠杀，严重削弱了昌乐的抗日力量，革命暂时陷入低潮。
1942年9月，张天佐升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继续兼任昌乐县长。不久，日军奥村旅团对昌乐进行大扫荡，张天佐慑于敌威，意与敌媾和，又怕承担“汉奸”的罪名，遂派二营长张震寰以五团长的身份投降日军，张天佐则以“曲线救国”为由对部下作开脱。此后，日军即在昌乐撤点减员，并协助张部剿杀共产党人，张也配合日军对解放区进行扫荡。
张天佐驻潍城后，继续推行“五人连保”、“五家连坐”政策，赤裸裸地公开惨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其驻潍城两年多，被杀害者达5000多人，仅大于河车站附近就活埋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无辜群众1000多人。1946年9月，张天佐指挥建立昌（乐）潍（县）安（丘）警戒线，指使赵仲诺、孙玉田部进犯边沿区，大规模烧杀掳掠，残害百姓，仅赵仲诺部，40天内在城关附近即杀害900多人。1947年起，张天佐驱赶昌潍人民充当内战的炮灰，日抓壮丁达1000多人，最多时一天达13000余人，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计其数。1947年7月，国民党第八军李弥部在临朐城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因其策应有“功”，受到蒋介石嘉奖。
1948年4月，华东野战军进攻昌潍，张天佐企图负隅顽抗，并声称“誓与昌潍共存亡”。4月27日，城破，张天佐逃到潍县城东，毙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