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八十年代山东青年作家群
左建明
今天和大家谈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山东青年作家群”，主要是小说创作。涉及的仅仅是跟我同期而且比较熟悉的作家，或者说可以作出自己判断的作家。那一时期，作为一个亲历者，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历历在目，有一种浓浓的沧桑感。当初在“黄埔一期”读书的时候，和大家的年龄差不多。现在最小的也有50多岁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座的各位，能不能获得自己的成果以及成果的大小，这二三十年的创作时间至关重要。
“山东青年作家群”在当时是怎么提出的呢？好像是北京有位人士先提出来的，后来山东作协的《作家信息报》请人就“山东青年作家群”写了文章，慢慢地，“山东青年作家群”就叫开了。“山东青年作家群”内部有共同的集体特征，有共同的元素，这个非常重要。
从1978年开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等等，叫文学思潮也好，叫文学不同的阶段也好，总而言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轨迹是十分清晰的。不像现在，现在说不清，道不明，是个多元化的时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山东青年作家群”有一种集体的认知、集体的坚守。
山东青年作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的时候，在市场经济培育发展的时候，关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坚守了人文主义的理想，也就是道德理想。这种道德理想在山东作家的作品中一再被强调，这种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写了一篇某一主题的小说，时间一长，容易被忽略，被遗忘，如果你沿着这个主题接着写出第二篇小说，大家就有印象了，认为你这个作家有想法，当你按自己的路子写了第三篇，大家就会认为你在这方面有追求，有特色，甚至说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现在有些青年作家，写了某一题材某一主题的作品之后，就不再强调了，他觉得别的东西很好，就去写别的，或是怕重复，有意避开了他第一部的特点，这样就不容易让读者和评论家们形成印象。山东作家坚守道德理想扛大旗的，是王润滋。他除了写《卖蟹》，又写了《鲁班的子孙》，后来又写了一组《三个渔人》。同一个主题，他用好几个中短篇来强调它，于是形成了“王润滋命题”。当时《文学评论》有文章评论“山东青年作家群”的道德理想，其中就提到了“王润滋命题”。它主要强调重义轻利，而不是见利忘义，对弱者，对穷人充满人文关怀。张炜，大家都知道，他写《秋天的愤怒》《一潭清水》等，很明显就是坚持人文理想，坚持道德理想。强调无论社会怎么变化，道德理想不能丢失。矫健的《老人仓》《老霜的苦闷》《农民老子》等等，也有好几篇，也是在强调。当时我也有意识地写了几篇，比如《黄河故道的娘儿们》、《新翻的土地》、《秋雨》等。有人评论山东作家过于理想化，过于保守，还是停留在那种传统理想的层面上，没有适应改革的大潮，已经落伍了。他们认为，现在要讲经济，讲经济建设，经济高于道德，道德应该让位于经济。其实，道德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现在讲的人文关怀也是这个意思。经济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事情，是政治家们去关注的事情，而文学家们，则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当时，兰州有个《当代文艺思潮》的刊物，挺有锋芒，曾经发过一篇文章，把山东的作家基本上“扫”了一遍，认为山东作家陈腐，保守，“农民意识”，不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势。当时在山东引起强烈反响，使山东作家在集体认知之外又有了集体坚守。
王润滋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只要中国还有一个农民在受苦，我就要为他写作”。 张炜曾说过“决不妥协”等等，大家抱有一种集体的抵抗姿态，这是一种群体特征。这种特征现在再也看不到了，现在的作家没有当时的那种环境，现在是自己写自己的。这种集体特征还表现在读书方面。当时是一个狂热的读书年代，大家读书，互相传染，互相推介，包括蒲宁、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杰克?伦敦、斯坦培克、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读书最多、读得最勤奋的是张炜和矫健。那时大家见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最近读什么书。一旦有好书出版，大家争相去读。这种阅读实际上都渗透到个人的创作中去了。所以，回头看，很多作品都有那些外国作家的影子。另外，由于私交密切，大家还常常互相锤打构思，点评初稿。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交流？那时大家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一起出去开会，参加各种活动，甚至互相串门，带着稿子互相看。有一天傍晚，王润滋突然从威海赶到聊城，来干什么？一是看朋友，二是看稿子。当晚我就找了圈里的朋友，在我家一起看《三个渔人》，看完了就谈想法，谈感受，谈意见，非常认真，有些意见谈得也非常尖锐。记得有次在河南，在我的房间里和张炜谈《秋天的愤怒》。我说那个李芒在原野上行走的场景，写得棒极了，拉二胡那一节更精采，但小说没有纵深，没有起伏。李芒和小织两个年轻人强烈地反对他的岳父，从一开始就是愤怒，到最后还是愤怒，中间没有情节的曲折变化，好像在一个平面上滑行。张炜趴在床上，静静地听。不管意见准确不准确，他是极用心的。坚守道德理想的创作，有时会引你进入一个误区，就是用一种思想，一种意念来编排故事，设计情节。就像一块冰糖放在水里，但是没有化开，虽然水里有糖，但喝起来却不甜。我曾经对张炜说，《一潭清水》，理念的糖块没化开。理念的糖块化开了，仍然是一杯透明的水，什么也看不见，喝起来却很甜，这样的小说就更高级一些了。对此，并非认识不到。照矫健的话说，先拿它两个奖再说！事实上，在《老霜的苦闷》、《老人仓》获奖之后，矫健“轻轻一跳”就跳到《小说八题》去了。这时，他杯中的糖块就几乎看不见了。有一次在济南开会，我和润滋、张炜正在房间里聊天，突然看见矫健只穿一件大裤衩子兴冲冲地闯进来，拿着我的稿子大声喊：左建明的小说超过老哥(王润滋)啦！接着就读我的《冬猎二章》的一段文字。润滋就笑咪咪地坐在沙发上听。那情景真教人难忘。八十年代中期，陈宝云先生就曾对我说过，“建明的小说，思想大于形象。”这也许是“山东青年作家群”的阶段性不足。八十年代是一个奔跑的年代，文学在奔跑，作家在奔跑。沉静不够，沉思不够。可以反省历史，很少反省自我。可以反省社会，很少反省文学。但那个时代充满激情，充满活力，朋友凑到一起，真诚相待，谈文学，谈创作，谈构思，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温暖。这些就构成了“山东青年作家群”的一种内在的品质。所以“山东青年作家群”不仅仅是一种地域的概念，大家虽然表现手法、语言、风格各不一样，但在表现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相当一致。
如果讲印象的话，张炜就像是在原野上疾步行走的“李芒”，润滋给我的感觉就是海边的一个头发刚直茂密的红面大汉，“我本山中草，根自石下生。结得几粒籽，还落此山中。”尤凤伟给人的感觉就像位老大哥，他年龄稍长，为人正直。他曾经为一位因工致残的农民工打官司，无果而终。后来他写《泥鳅》，我想与此也有关系。矫健的印象有点复杂，狡狎与天真共舞，灵气与愚钝齐飞。吃着馒头，想着花卷。十分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