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保三原名马鉴堂，曾化名张炳炎，生于1888年10月，山东省寿光县牛头镇人。192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1964年2月病逝于济南，享年77岁。
满怀豪情 伸张正义
马保三的祖父、父亲都以务农为业，勤劳一生。10岁时，父亲将他送入私垫。他聪颖好学，喜爱绘画，在廪生赵文炳的指导下，书画水平进步很快，小小年纪就在当地有了名气。
马保三只上了六年私塾，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此后，他种过地，开过小布店，挑过轱轳担子。曲折的生活道路，促使他广泛接触社会实际，了解群众的苦难。“长夜难明赤县天”，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农民的纷纷破产、国家的悲惨情景，深深印在马保三的心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他以新的启迪，萌发了正直豪爽、痛恨黑暗和反抗反动势力的意志。年仅20多岁的马保三，曾多次参与反抗旧政府的斗争。其中最有名的是他怒殴县长的事件。那时，牛头镇的农民积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在巨淀湖畔的荒地和滩涂上修建了千亩多台田。这些台田和滩涂，竟为官府和豪绅垂涎，他们时常挑起夺地的纠纷。1921年，国民党县长赵思忠带领武装人员来到牛头镇，划界插标，硬要掠夺400亩地作为“学田”。这一蛮横行为遭到村民强烈反抗，大家推举马保三出面交涉。赵思忠依仗官势，蛮不讲理，甚至破口大骂。马保三按捺不住胸中怒火，向前一步，将这个“县大老爷”打倒在地。在场的村民也蜂拥齐上，将插标人员痛打了一顿。赵思忠迫于众怒难犯，灰溜溜地回了县衙，牛头镇的民众莫不称快。后来，赵思忠虽然凭借法权将400亩台田强行划走，但当地农民每到麦收时节，便在马保三推动和组织下到官府地里抢收。在这场斗争中，马保三得到了寿光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张玉山的鼓励和帮助。张玉山经常到牛头镇与马保三密商对策，使斗争持续了四五年。通过斗争，马保三增长了不畏强暴的勇气和领导群众的智慧，同时也赢得了民众的拥护。
树立远大理想 在激流中勇进
马保三在带领群众反抗官府的斗争过程中，与张玉山结成挚友。张玉山送给马保三二七大罢工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还给他讲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重大意义。在张玉山的帮助教育下，马保三原来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逐渐上升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1924年8月，经张玉山、李铁梅介绍，马保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为实现远大的理想而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入党后，马保三为开展革命工作，在村西的台田上盖了一间土房子，以看洼、看园地为名，在那里秘密进行党的活动。为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慨然卖掉自己的一块场院地，用这笔钱作为他入党后的奉献。他为积极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在本村发展了7名党员，建立了牛头镇第一个党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
1926年8月，第一届中共寿光县委会成立，马保三为县委宣传委员，并任县农协主席。之后，他积极领导和发展农民协会，开展抗粮抗捐斗争。他除在本村发展了30多名农协会员，成立村农协外，还和其他县委委员共同努力，两年内在寿光县发展了千余名农协会员，在20多个村建立了村农协。当时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痛苦不堪。农协发动群众抗粮抗捐，马保三坚定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早在1924年；他就参加了张玉山领导的寿光六区抗粮抗捐，驱赶区董（即区长）侯乃萱的斗争。张玉山指定马保三为组织斗争的“案头”，由他出面揭露区董侯乃萱贪污粮款、鱼肉人民的罪行。马保三和党员范德玉，跑几十里路把反对区董贪污粮款的传单贴到县府大堂上。经过斗争，终于把区董侯乃萱赶下台。1926年，军阀爪牙黄凤岐派人到牛头镇征税，在马保三、赵一萍指挥下，农协会员把征税的人扣押起来。以后，这伙人再不敢到牛头镇横行。马保三还带领本村农民到羊角沟捣毁了垄断食盐销售、高利盘剥农民的盐局子。马保三的这些斗争活动，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称赞和拥护。
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五卅惨案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在这种形势下，马保三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全县的抗日斗争。1925年，他与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辛景章（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召开了全县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声援五卅工人罢工斗争的大会。同年秋，有两名日本浪人窜到巨淀湖，强迫牛头镇的农民为他们撑船进湖打鸟。马保三见此情景顿生一计，示意农民分驾两只小船，各载一名日本浪人驶入巨淀湖。船到深水区，船上的农民同时行动，将两个不法浪人翻入水中淹死。同年11月，一个日本人到村里收购铜元。马保三便与几个党员和群众一起动手，扣押了他的自行车，赶走了这个日本人。
在北伐战争顺利进展的形势下，中共寿光县委于1926年9月召开会议，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可以用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张玉山、马保三、李铁梅、李灼亭、褚方珍等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保三和张玉山、李铁梅等参加了国民党寿光县党部的领导。1926年10月，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在崔家庄双凤学校举办了国共两党骨干分子训练班，马保三是训练班主持者之一。在这一时期，马保三还经常到学校中宣传北伐战争、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放足等问题。牛头镇这个穷乡僻壤，在他的宣传推动下，呈现出一些新气象：学堂里用孙中山像代替了“至圣先师”的孔子牌位，用“新共和”课本代替了原来的《百家姓》、《千字文》；有些青年妇女不再缠足，封建迷信受到冲击。
离乡背井 继续战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马保三被迫离乡背井，出走朝鲜。在朝鲜汉城，他住在同学陈化之的药铺里，和华侨经常来往，结识了养马岛人杨赞臣和朝鲜进步人士赵东明。马保三协助他们深入华侨中间，以朝鲜亡国的惨痛历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为了保护华侨利益，1928年3月，他和赵东明、杨赞臣组织了“中华劳动组合”。这个群众性组织由小到大，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不安。他们强令解散组织，并准备逮捕马保三。杨赞臣得到消息后，立即送马保三到仁川躲避，不久，马保三由仁川辗转回到哈尔滨，经同乡介绍，去黑龙江省汤原县山林狩猎所工作。马保三一有栖身之处，就抓紧进行革命活动。在这里，他结识了当地共产党员裴守卿，并发展了狩猎队队长于祥为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东北人民纷纷组织义勇军，反抗日本侵略。马保三和于祥等人以山林狩猎队为基础，组织起“汤原县自卫队”，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1932年，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派人把这支自卫队改编为“东北义勇军汤原山林游击队”，马保三任队长，于祥任副队长，裴守卿任政委。这支游击队活跃在佳木斯一带，后转移到内兴安岭山林中，不断打击敌人。在鸡心沟一次战斗中，裴守卿牺牲，马保三左腿受伤。1933年3月，于祥设法送马保三到哈尔滨医伤，引起日本警察的怀疑，马保三被迫于1933年6月返回寿光。
铁骨铮铮 傲雪青松
马保三回到家乡不久，由于叛徒王程九出卖，1933年8月与中共寿光临时县委书记杨化村同案被捕。同年10月，他被押到济南山东省会公安局拘留所、省法院看守所等监狱，在狱中和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寿光被押时，国民党县党部头子辛景章以"老相识"面目来劝降，要马保三“顺应潮流”，做“识时务”的“俊杰”，“不要为共产党作无谓的牺牲”。马保三一面说自己早已离家，与共产党没有联系，一面严词驳斥，说：“我干革命就是顺应潮流。为了工农大众的解放，为国家免于危亡，早把生命置之度外。”语言铿锵，使辛景章张口结舌。
在济南狱中，他受到多次刑讯，经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但始终坚强如钢。同他一起坐过牢的刘仲益（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回忆说：“保三同志在狱中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他不怕敌人严刑拷打，不受敌人软化利诱，同敌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对同狱的同志非常关心，经常鼓励大家进行斗争，还把自己的一份饭分给吃不饱的同志吃。”同他同时在国民党省党部受过审的王永周说：“马保三在大堂上，把国民党头子张苇村顶得无言答对。”1934年5月，马保三被保释出狱。
马保三出狱后，有一段时间未与党取得联系，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如傲雪青松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到1935年间，他领导村民对乡长马秉修进行了斗争。马秉修欺压百姓，派粮派款，贪污自肥，民愤极大。马保三带领群众查封了乡公所的账目。阴险恶毒的马秉修到县府诬告马保三：“纠合共产党，闯入乡公所，撕毁账目，抢走金钱，”请县长“严惩”。于是，这场斗争转为一场“官司”。马保三与马秉修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揭露他贪污公款、欺压民众的劣迹。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旧县府不得不撤掉马秉修湖东乡乡长职务。马保三名声大振。
1936年，马保三经群众推举任湖东乡乡长。他在任职期间，为本乡农民兴利除弊，办了不少好事：查清了地富大户的不少黑地，公平赋税；利用反霸退赔的贪污款，发展教育事业；整修牛头镇东门外大桥和道路，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他还宣传男女平等，支持青年反对包办婚姻的行动……抗战前夕，他以乡长身份经常到集市发表讲演，号召人民坚决不做亡国奴。在与党失掉联系的时候，马保三以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一切，表现出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高风亮节。
抗战兴起 高举起义军旗
1936年秋，寿光县委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正式成立，恢复党的组织活动。193 7年七七事变后，省委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展抗日武装”。
10月下旬，中共寿光县委在马保三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张文通同志传达了省委关于分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步骤。因为牛头镇是寿光有名的大村镇，这一带地广人稀，濒临芦荡千顷的巨淀湖，进可以迎击敌人，退便于保存自己，又有马保三为乡长，便于号召和组织群众，乃决定以牛头镇为起义中心。同时决定将起义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并一致推举马保三为支队长。马保三不负众望，在领导和组织起义中，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
马保三利用合法形式在牛头镇举办“民众训练班”，吸收了80多名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培训骨干。他组织"民团"进行军事训练，并给他们做报告，宣传抗日。他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个成语故事，鼓动人们：“只要大家齐心，拿起武器，日本鬼子来了也不怕。鬼子地理不熟，人也不和，必然是到处挨打。”他广泛开展社会活动，筹措枪支武器，为起义进行人力物力的准备。
11月中旬，马保三根据县委意见，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湖东乡抗日后援队”。后援队成立的第三天，崔家庄党员李步坦向他报告：南河乡农学校的十几名乡丁，正押送一批武器向县城运送，现正在崔家庄休息、吃饭。马保三得到报告，即派八名后援队员到古城村北公路上埋伏，截取这批武器。当运送武器的车辆到达时，后援队战土出其不意，将车拦住，十余名乡丁措手不及，只好乖乖地交出了武器。次日，国民党县长派军队包围了牛头镇乡公所，搜索一番，毫无所得。临走之前，他们扬言限期交出枪支，否则武力解决。过了几天，县府果然派南河区队长带领武装前来要枪。为了避免武装冲突，马保三把这个区队长请到乡公所和他展开了谈判。谈判中，他历述"日寇杀我同胞，占我国土，亡我中华，全国人民应团结一致抗日，不应携械逃跑，更不应同室操戈，箕豆相煎。"并要求对方以抗战大局为重，支持抗日。当时马保三还安排后援队战士轮流背着当时唯一的一支匣枪，出出入入，倒茶送水，显示部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给对方造成精神压力，使之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区队长在马保三开导下软了下来，说"怕回去交不了差"。马保三当即答应给他几支破枪，让他有了"下台的梯子"。
在夺枪胜利鼓舞下，后援队接连出动，缴获了羊角沟盐警队的30多支枪，收编了一支土匪武装，获得10余支枪，队伍日益壮大。
12月中旬，崔家庄、王高、台头、洋头等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相继建立，武装起义条件成熟。12月29日，游击队集结牛头镇，正式举行起义，公开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旗帜。马保三以支队长名义发表了《告同胞书》，号召人民"有人出人，有牛出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积极支援抗日战争；同时向寿光县长宋宪章发出通告，要他"以抗战大局为重，共赴国难"。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马保三把家中的存粮拿出来充作军粮，动员全家人为部队做饭、烧水。在他的带动下，当地群众纷纷献粮、献款，踊跃报名参军。
1938年1月，山东省委派来的长征干部韩明柱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到达八支队，分别担任副指挥和政治部主任，加强了八支队的领导。2月5日，这支刚组建一个多月的游击队，就在寿光城南三里庄的公路上伏击了日寇的汽车，击毙日军官兵3人，缴获汽车一部、长短枪两支、指挥刀两把和其他军用物资一批。不久，部队又在三合庄全歼伪军60余人。2月中旬，朱家庄子地主武装阻挠抗日，与八支队为敌，马保三只身冒险进入地主武装驻地，向他们宣传抗日。接着八支队进入朱家庄子，不费一枪一弹，缴枪50余支，八支队声威大振，青年纷纷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
转战胶东鲁中
1938年春，中共鲁东工委决定八支队东进昌潍，会合七支队，一起开赴胶东，一则支持胶东八路军，一则整顿发展部队。这件事，对于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队伍成立不久，战士多是农民出身，乡土观念较重，不愿远离家乡。马保三与八支队的领导人，一面深入部队进行思想工作，一面带头动员自己的家人参军东征。马保三让四子马秀山和年仅12岁的长孙马家祥随队出征。在马保三一家模范行为的带动下，队伍的整编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1938年3月，八支队开始东征。
韩明柱的到来，把红军的建军经验和优良传统带进了八支队。韩明柱处处和战士打成一片，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马保三对韩明柱十分尊重，他不顾年老体弱，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在马保三和韩明柱领导下，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东征途中纪律严明，表现良好。
八支队于4月到达潍北，同七支队合编，组成"鲁东游击队指挥部"，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鹿省三任政委。（鹿被害后张文通任政委）然后部队继续东进，与胶东地区党所组建的抗日游击队会师黄县。
部队经平度新河镇，到达掖县西部。在掖县沙河，指挥部与胶东特委及掖县和黄县党的代表商议了鲁东游击队继续东进，帮助胶东党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行动计划。
在黄县，马保三率领的七、八支队，帮助胶东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分别解决了或击溃了一些地方反动顽固武装，巩固、扩大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了八路军的声威。七、八支队本身也在胶东党和人民的支持下，扩大了队伍，改善了供给，加强了装备。部队由原来不足千人扩大到6000余人，拥有钢枪5000余支。八支队与李梅生一起争取了龙口水上警察局长纪永芳起义，从而一举解放了胶东重要港口龙口。接着光复黄县城，消灭了汉奸王景宋部，同时粉碎了招远焦盛卿部的进犯。部队在黄县举行入城仪式，军威严整，浩浩荡荡列队入城。马保三在黄县城内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揭露日寇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八路军爱国爱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捷报频传，青年纷纷参军，八支队迅速发展到4000余人，钢枪3000余支，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
形势发展令人振奋，鲁东游击队指挥部与胶东第三军、掖县三支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3支队伍组成"胶东抗日联军"指挥部，由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林一山任政委。
1938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调七、八支队去鲁中，与四支队共同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马保三与其他领导同志坚决服从省委决定，立即作了部署。在回师西征途中，穿越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在寿光境内的驻区时，张景月曾派兵阻拦，马保三冒险前往与张景月面谈，终于说服了张景月，部队得以顺利通过。9月下旬，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王尚志、李笑文、张景南、宋雨田、高竹筠、杨湘南等11个"司令"，麇集于长山县焦家桥一带，企图将长途行军立脚未稳的七、八支队一举消灭。指挥部研究后决定先发制人，在三支队配合下，由韩明柱率部队长途奔袭焦家桥，给反动武装沉重打击，迫使他们逃到小清河以北。此后又乘胜袭击了日军盘踞的周村。事隔不久，日军发动了对清河区的疯狂大"扫荡"，副指挥韩明柱带领部队在长山蒙家庄与日伪军2000多人遭遇，激战终日，毙敌伪200余人，韩明柱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马保三为失去英勇善战并肩战斗的战友，心中非常难过。他含着热泪号召全体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向鲁中挺进。这支部队在马保三率领下，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于1938年12月下旬胜利到达鲁中的博山、淄川、临朐、南麻一带，完成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给予的"调往沂蒙开辟沂蒙山区中枢根据地"的大转移任务。在转移进军中，年过半百的马保三与青年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搞伙食的同志总想给他做点好吃的，马保三严加拒绝，说："你们切不可这样做。"他一有空闲，就深入战士中间，讲故事，谈家常，亲密无间。对战士的违纪行为，他却毫不马虎，总是认真对待，严肃处理。
1938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建立。1939年春，七、八支队编为山纵第八支队（不久改称一支队），马保三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从此，这支武装在山纵直接领导下，转战沂蒙山，驰骋鲁中南，粉碎了日寇无数次"扫荡"。10月25日，在临朐五井战斗中，毙伤俘来犯的日军30余人、伪军100余人。《大众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次战斗是"模范的胜利战斗"。
一支队屡立战功，成为山东抗日主力部队之一。马保三在这个支队的创建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作为部队司令员，十分注意集体领导，发挥每个领导成员的积极作用。他特别注意同外来干部的团结，对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青年领导干部，也是十分尊重的。他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之所长，如对几任副司令，就充分发挥他们的军事特长，放手让他们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对年轻的政治委员，也是处处尊重他们的意见，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时，始终得到他们的充分合作和支持。这支部队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是与指挥部的团结友爱，特别是民主作风、集体领导、各尽所长分不开的。他治军严明，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八支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军民关系总是水乳交融。他善于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帮助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他谈话生动有趣，善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与马保三共同战斗过的领导同志回忆说："他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够同各方面的人打交道。当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和各方面的人士协商抗战，为部队筹集粮草，在群众中宣传贯彻党的主张等，在这方面发挥了他的特长，做出了显著成绩。"
廉洁奉公 事事不忘群众
1940年，马保三调离部队，从事政府工作。此时敌后抗战进入极其艰苦的时期，为团结全省人民，坚持抗战到底，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部署，于1940年7月26日到8月26日在临沂县青驼寺召开联合大会。会上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简称省临参会，是全省统一的民意机构）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是全省最高政权机关），马保三当选为省临参会副参议长、省战工会委员和山东省出席"国大"代表。这次大会不久，1941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为加强政府的领导成立了政府工作委员会，马保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在山东分局领导下，马保三主持省临参会的日常工作。他密切联系乡贤宿老、士绅名流、教派代表，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团结抗日贡献力量。
马保三倾听各方意见，关心群众工作。在他主持参与下，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其中有保护农民利益的租佃与借贷、改善雇工待遇、改善小学教师待遇、惩治贪污、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烈士家属和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条例。这些条例对于支援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拥军优属和促进根据地经济、文教、军队等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
1942年，刘少奇到山东视察工作，在临沭县朱樊村召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省战工会李竹如、省临参会马保三听取汇报。少奇同志对山东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严肃指出在根据地建设上存在的弱点和缺点，明确指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不能只向群众要东西，更重要的是给群众东西，否则，有水干鱼净的危险。少奇同志的指导，使山东工作来了一个大的转变。这次会见给马保三以深刻影响，在以后的工作中，他特别注意关心群众利益，听取群众呼声。1944年，他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关心群众利益和发扬民主这两个问题。他谆谆告诫到会同志："要关心群众利益，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谈到发扬民主，他说："中国抗战胜利需要民主，战后的新中国也必须是民主的新中国。"他一再强调，这两件事都必须加倍努力去做到。
抗日战争期间的山东省临参会，在马保三同志主持下，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特别是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943年9月1日，在山东省临参会首届二次议员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曾致电该会称："贵会坚持敌后，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为民族伸正气，为全国作榜样，凡属国人，莫不钦佩。……"对山东省临参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马保三被选为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不久后日本投降，会议未能举行，他中途返回。8月15日，他签署了省临参会发布的《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保证最后胜利的紧急号召》，号召全省人民"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坚决反对"渝宁合流，日蒋交防"，号召敌占区人民"配合八路军夹击敌人，逮捕汉奸，保护公共财产"，以争取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中国解放区救济会成立，山东解放区救济分会也应运产生，马保三兼任分会会长。马保三认为，救济工作不仅是发放发放救济物资，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他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说："我们现在直接与救济物资打交道。这些东西是公家的，是救济受灾群众的，不要见了眼红，要有抵抗力。见到吃的，比如糖，你就应像见了毒药一样，不要去吃它。"马保三在这一工作中深入实际，作风严谨，使救济分会顺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务。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大举进攻，马保三根据山东分局指示，撤退到东北大连。
坚持原则 战斗到最后一息
1948年，济南和山东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60岁的马保三按组织的安排从大连回到山东。1948年3月9日，他接到让他出任青岛市市长的决定。6月2日，青岛解放。他和向明等领导同志一起进入青岛。他日夜操劳，忙于在摧毁旧政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和革命秩序，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在10个月任期内，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件事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心。
一进入青岛，他就为自己约法三章。他向秘书交代："我们进入城市，掌握了政权，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我们要秉公办事，不徇私舞弊。凡是有亲朋好友找上门来要工作的，第一要接待，第二要婉言回绝。"有一次，一位族弟来找他要工作，他诙谐地说："我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回家好好种地干活。"就这样坚决排除了世俗的缠绕。
生活上，他保持艰苦朴素，不搞特殊。解放初期，党政机关仍实行供给制，按规定他吃"小灶"，机关决定为小灶每天加点鸡。他知道后，嘱咐秘书："吃小灶已经很好了。我们还要艰苦奋斗，不能脱离群众。若问你时，你也不能答应，你若接受，就是帮我的倒忙。"
他奉公守法，公私分明。调离青岛时，机关给他送来两只皮箱、两只樟木箱子，都是接收来的旧东西。他让人原封带回这些箱子，说："我带什么东西进青岛的，还带什么东西走。公家东西一点不要。不是嫌不好，而是不应该。"
1950年春，马保三调离青岛到济南筹备成立省政协（全称"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3月8日到16日举行的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此后，在省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上，他都当选为副主席。自1956年5月起，他还担任了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长。
马保三晚年体弱多病，但他仍坚持工作，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在与"大跃进"、"反右倾"等"左"的错误的斗争中，他直言不讳、旗帜鲜明地提出意见。他的正确意见，当时被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受到了批判。在这种压力下，他没有放弃原则，仍坚持意见，顽强斗争，没有向错误低头，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很少出门，在院子里种菜、植树，自喻为"似工非工，似农非农"，以表自己的郁闷心情。他的问题直到1960年才得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