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如何摧残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
黎 津 平
"文革"开始后，中国上至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下至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其以下各级政治领导体制，均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尊重和执行，党内民主政治生活也极不正常，人民的民主权利无法行使，社会动荡不安，国体、政体以及国家安全均受到严重威胁。总结这些沉痛教训，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领导体制受到严重冲击
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告成立，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其职责是负责文艺界的整风等文化革命问题。针对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姚文元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无限上纲，含沙射影矛头直指彭德怀和吴晗等同志的情况，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界的大批判活动加以约束，希望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等人的所谓"反党罪行"，宣布撤消《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决定设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比中央政治局还高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成情况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但在"文革"开始还不到三年，这个小组就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了，而这五个人又全部是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的最重要的组成人员。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起草、制定了一大批极其重要的甚至是指导全党工作的影响极为恶劣的文件，如起草了于1966年5月16日由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系统提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大动乱做了重要准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该文件于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以通过，提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在"文革"期间迫害老干部，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制造理论依据；起草了起到"文革"辩护书作用的由林彪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这个文件极力肯定"文革"的必要性和所谓重要意义，全面肯定"文革"一系列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使"文革"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起草了在党的"九大"上得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该文件把毛泽东思想片面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功劳，把党的领袖的所谓接班人林彪明文写入党章，严重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还把党员权利全部砍掉，并取消了党员预备期，为造反派突击入党夺权大开方便之门等等。以上这些文件在起草过程中，一律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负责具体起草，完全将由周恩来同志负责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排斥在外，后来还逐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中央文革小组公开亮相，同时也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被迫停止工作是在1967年初。1967年1月，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指挥下，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上海市委的领导权被造反派夺走。为此，1月11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在署名问题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正式署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居然能够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相提并论，平起平坐，完全打破了以往中央文件只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大中央机构联合署名的惯例，这实际上已经向人们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已经急剧上升，已经具备了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地位。
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同时也得到了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同志的认可。毛泽东同志在1967年2月初，在一个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公开讲："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而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等同志，由于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被诬陷为发动"二月逆流"，全部受到批判，由此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被迫停止工作。随后，江青抓住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讲话，进一步夺取了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领导班子的组建权力。
中央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能够取代作为我党领导、决策和执行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在"文革"期间政治体制遭到破坏的最典型事例。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一个违反宪法和党章的非正式组织，在文革期间进行了大量罪恶活动，对中国政治体制破坏也最为严重。
二、军管会代行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领导职权，政治体制扭曲变形
在"文革"之前，军队已经开始介入政府部分行政管理工作。1963年，国务院石油部、水电部等政府各部门，开始学习军队做法，在政府部门大量成立政治工作机构，并由复员军人或从军队调来的人员担任领导工作，这就使军队对政府行政事务有了一定影响力，但这时军队的影响力基本局限于政治方面。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开始全面介入政府工作。在1967年初的上海"一月革命"恶劣影响下，全国30个省、市、区中，除台湾省以外，其余29个省、市、区全部陆续被造反派夺权，全国各地陷入无政府状态，打砸抢烧杀现象严重，局势一度失控。对此，毛泽东同志决定动用军队解决问题，以稳定局势。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认为军队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并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1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军队全面介入政府管理的理论准备。
中央随后还做出了派军队对地方领导事务实行军事管制的规定：凡是对运动领导发生困难的地区，各种档案和机密资料一律交军区代为保管；派军队维护国际旅客联运列车秩序；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对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另外，中央还专门派军队接管了民用航空系统，军管了长江航运局、铁道部、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对各级邮电、广播电台、消防部门等也实行了军事管制。可以说，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国家级机构，都成了军管对象，这些地方的权力几乎全部移交给了军管会。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正式做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军队开始大规模介入政府管理工作，总计在"文革"期间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达到280万人。
在"三支两军"行动中，直接涉及政治领导体制的仍然是"军管"。在全国各地造反派几乎夺取了地方政府全部权力的时候，军管会成为代行省、直辖市、自治区及其以下各级党政领导权的主要行政机构。
虽然军管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解决了部分地区的无政府状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军管会事实上代行了国务院一些部委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领导职能，甚至连作为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都被军事管制，丝毫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更不符合国家行政领导体制，武装力量成为"文革"特殊时期扭曲变形的行政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政治体制格局，破坏了从中央到地方政治领导体制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其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国的政治体制
按照"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但第三届全国人大却从1964年一直延续到1975年1月，时间长达10年之久，而且《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但自从1966年7月7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联席会议，并决定人大和政协会议不定期延期召开后，在此后长达8年零6个月的时间里，人大和政协竟然没有再召开过一次会议。人大和政协全部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却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宪法》规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竟然被迫害致死；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职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竟然被诬陷为"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而受到冲击；当时的全国人大115位常委中竟然有60位被扣上"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受到冲击，许多人被排挤出国家权力机关。
从领导人的角度来看，人大已经不能正常行使自己的职权。由于长期无法召开人大会议，《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法律"、"决定国民经济计划、审查和批准预算和决算"、"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各项权力全部落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当家作主的所有民主权利也同时落空，既严重破坏了我国政治领导体制，也损害了人民民主权利。
其次，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受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无论是《五一六通知》还是《十六条》，都把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运动重点，而以知识界为基础的各民主党派也在劫难逃，民主人士受到迫害，严重背离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破坏了民主政治建设和统战工作的正常开展。在统战部门工作的同志则被诬陷为"投降主义路线"、"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受到冲击。为了缓和民主党派与红卫兵的矛盾，免遭更大冲击，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各民主党派被迫向红卫兵"交印投降"，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全国政协机关也被迫关闭，停止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及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体制的核心，这两大机构被迫停止工作，是我国政治体制在"文革"期间受到的最大打击，它严重动摇了我国的政治领导体制，威胁到了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也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权利。
四、公安政法机关被砸烂，国家政法领导体制受到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摧残
在"文革"期间，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民事审判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则干脆被撤消，在这个特殊时期，法律监督工作没有了，由此可见"文革"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工作的破坏性究竟有多大。
而作为专政机关的公安工作也同样受到严重破坏。"文革"开始后，作为林彪死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紧跟"文革"的战略部署，使公安机关受到很大冲击。对于红卫兵开展的破四旧、大抄家、乱揪斗、打砸抢烧杀等违法犯罪活动，谢富治以公安部的名义下发《关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把全国性大动乱说成形势大好，要各级公安机关放弃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责，支持学生和左派群众，并规定可以送支援的大字报，也可以派人声援，遇到左派群众打人也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但是，各地公安人员冲破了谢富治的限制，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对于各地发生的武斗和冲击党政机关等违法行为，进行了坚决制止，1966年8月20日，在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学生包围市委时，在场的派出所长及时鸣枪示警，阻止了学生冲击市委的行为。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的公安人员也都及时制止了红卫兵冲击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行为，维护了社会秩序。
但谢富治却斥责公安人员的这些执法活动是"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在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以公安部名义下发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的报告》，要求各地公安机关遵照执行，其中规定：不准出动警察干涉学生造反；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警察被打不准还手等。由于有了这些清规戒律，各地普遍出现了造反派冲砸公安机关，冲击监狱和劳改场所，要求公安机关交出档案材料等针对公安部门的打砸抢事件，许多地方公安派出所被砸，公安干警被打伤，红卫兵还多次直接冲击公安部，严重破坏了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并直接威胁到公安人员的自身安全。但谢富治却在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以公安部党委名义下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报告》，认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好事，公安机关要坚决支持他们的行动。从此，红卫兵及造反派打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旗号，更加肆无忌惮的大肆冲击各级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被揪斗现象屡有发生，甚至在谢富治同意下，北京造反派组织"政法公社"还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开始对公安机关内部进行冲击，社会秩序更加动荡不安。
在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后，造反派又公开要求夺取公安机关的领导权，而公安部长谢富治也在1967年8月7日在公安部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说："要砸烂公检法，整个17年来的公安工作，相当多的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的，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2]于是在全国各地刮起了一股砸烂公安机关的歪风，许多公安部门无法工作，公安干警被随意揪斗甚至残害。在全国公安机关几乎都被砸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全国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32位军、师、团级军队干部来到公安部，掌握了公安部机关的部、局两级重要领导权。在地方，各级公安机关领导权也被大批军队干部所掌握，作为专政机关的公安部门进入了被军事管制的更为特殊的历史时期。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这个文件是由谢富治、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共同制定的，其中充斥大量错误规定，并特别规定：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都以反革命罪严加惩办。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不满的也一律治罪的情况，结果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等职务的罗瑞卿大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和局长凌云等人，因为调查几起反革命匿名信事件时，查阅过30年代出版的报刊杂志，接触到了江青的一些历史问题，于是江青就诬蔑公安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要求追查。
谢富治不顾事实，竟然诬蔑所谓"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革命黑调查，结果罗瑞卿和徐子荣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已经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以及接触过这一案件的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和办案民警30多人也全部被逮捕入狱，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杨奇清也被诬蔑犯有"盗窃档案罪"而予以逮捕。总计公安部8个副部长中的7个、49个正副局长中的43个、166个正副处长中的63个，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受到打击迫害。北京市公安局被诬蔑为一个反革命集团，其领导班子被诬陷为"以叛徒、特务为核心的反革命班底，长期与美蒋特务合谋精心组成一个庞大的间谍特务网"，领导班子中全部10名正副局长、155名正副处长中的72名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4名正副局长、16名正副处长被逮捕入狱。
上海市公安局1700多人受到迫害，113人被整死。总计在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共有34400多人受到打击迫害，1200多人被迫害致死，3600多人被打伤致残。正常的公安工作也被任意歪曲，受到无理指责，如把保卫和警卫首长安全说成是"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对敌人进行侦察、情报工作，说成是"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建设侦察力量，说成是"搞反革命别动队"、"特情专政"，把制定和执行各种治安管理规章，说成是对群众"管、卡、压"，把运用政策、法律制服敌人，说成是同敌人"和平谈判"，把对犯人加强劳动改造和实行给出路政策，说成是"资敌、养敌"、"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等等，致使公安工作几乎全部被迫停顿下来，各地公安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3]民主与法制也同时遭到极大摧残，公、检、法机关几乎全部被砸烂，大批司法工作人员受到野蛮打击迫害，有些还被迫害致死，正常的政法领导体制也受到毁灭性破坏，原有的政法体制不复存在，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各种打砸抢烧杀现象层出不穷，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现象得不到应有打击，人民民主权利无法保障，甚至连帝国主义以及台湾国民党所进行的特务间谍活动也越发猖獗而不能得到有效打击，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文革"被彻底否定，被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动乱所破坏的政治领导体制才被拨乱反正，中央政治局重新成为党的决策核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民主权利切实得到尊重和保障，民主与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公安政法机关真正发挥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重要作用，我国政治的法制化和民主化程度有了提高，同时，"文革"的惨痛教训也教育我们，像"文革"这一类给整个民族和国家带来可怕灾难的所谓"革命"再也不应该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