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印跋
模山又有公孙弘印跋，录之，亦可为志乘考证之资。其 文曰：
顾亭林《山东考古录》一书，最为精核。独以公孙弘为 鲁国薛人非齐人，殊为武断。叶子佩《山东考古续录》驳之， 当矣。抑余又有说焉。《史记 ·列传》之体，但言某县人，无 冠以郡国者。独于《弘传》云：“菑川国薛人”。盖马迁恐人 不知薛县有二，误以为滕薛之薛，特加“菑川国”三字以别 之，此所以称良史也。亭林以“菑川国”三字为衍文，有负 作者苦心矣。《传》中言家贫牧豕海上，又曰齐人多诈，皆可 证弘为菑川国人。今昌乐县有孤山，志乘云：弘尝读书于此。 故老相传，当不诬也。
去岁赴潍，友人李君以公孙弘印为赠，铜质几尽，钮亦 缺，字尚完好，篆法淳古，是西汉物。询所得，云：“纪城出 土 。”纪城，西汉为剧县，菑川国都也。菑川领县七，五凤中 ， 王终古有罪，削四县，但存剧、东安平、楼乡。楼乡不详所 在，东安平即临淄之石槽城。薛县之废，当在此时。
《康熙通志》以今之淄川县为汉之菑川国，亭林《考古 录》尝辨之，《乾隆通志》仍沿其误，《咸丰府志 ·地理沿革》 考核綦详，独遗却菑川国，则沿旧《府志》之失而不觉也。
光绪十六年，《益都县志》局初开，余尝作书于法小山先 生，略谓菑川人物，经师若杨何（原注：见《儒林传》及《艺 文 志 》。），名臣若公孙弘，方技若公孙光（原注：即太仓公淳 于意之师 ），皆卓卓可传。《通志》、新旧《府志》俱遗之，《寿
光县志》亦不载。岂非一大缺陷哉？小山先生深韪其言，《人 物志 ·小序》略引其端，以为他年修《府志》张本。今“平 津侯印”又于纪城出土，亦可为“菑川国薛人”作一证也。
译文
模山还有一篇公孙弘印的跋文，抄录如下，也可以作为地方志考证的资料。其文如下：
顾亭林的《山东考古录》一书，最为精当确切。唯独认为公孙弘是鲁国薛人而非齐人，这非常武断。叶子佩的《山东考古续录》反驳了这一观点，是恰当的。不过我还有另外的说法。《史记?列传》的文体，只是说某县人，没有冠以郡国名称的。唯独在《公孙弘传》中说：“菑川国薛人”。大概是司马迁担心人们不知道有两个薛县，错误地认为是滕薛之薛，特意加上 “菑川国” 三个字来加以区分，这就是司马迁被称为良史的原因。顾亭林认为 “菑川国” 三个字是多余的文字，辜负了作者的苦心。《公孙弘传》中说公孙弘家里贫穷，在海边放猪，又说齐人大多狡诈，这些都可以证明公孙弘是菑川国人。如今昌乐县有孤山，地方志记载：公孙弘曾经在这座山上读书。所以老人们相传，应当不是虚假的。
去年去潍县，友人李先生把公孙弘印赠送给我，铜质几乎完全锈蚀，印钮也缺失了，字还完好，篆法古朴，是西汉的物品。询问它的出处，说是：“在纪城出土。” 纪城，在西汉是剧县，是菑川国的都城。菑川国统领七个县，五凤年间，菑川王终古有罪，被削减了四个县，只留下剧、东安平、楼乡。楼乡不知道在哪里，东安平就是临淄的石槽城。薛县的废弃，应当在这个时候。
《康熙通志》把现在的淄川县当作汉朝的菑川国，顾亭林在《山东考古录》中曾经辨析过这个错误，《乾隆通志》仍然沿袭了这个错误，《咸丰府志?地理沿革》考核非常详细，唯独遗漏了菑川国，这是沿袭旧《府志》的错误而没有察觉。
光绪十六年，《益都县志》局刚开始设立，我曾经写信给法小山先生，大致说菑川的人物，经师如杨何（原注：见于《儒林传》和《艺文志》。），名臣如公孙弘，方技如公孙光（原注：就是太仓公淳于意的老师），都是非常卓越值得传颂的。《通志》、新旧《府志》都遗漏了他们，《寿光县志》也没有记载。难道不是一个大的缺陷吗？小山先生非常赞同我的话，在《人物志?小序》中略微引用了这个观点，作为将来修订《府志》的依据。如今 “平津侯印” 又在纪城出土，也可以作为 “菑川国薛人” 的一个证据。
备注
顾亭林在《山东考古录》中认为公孙弘是鲁国薛人而非齐人，作者认为这一观点武断。叶子佩《山东考古续录》对此进行了反驳，作者表示认同，并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
对《史记》记载的分析
作者指出《史记?列传》的体例一般只说某县人，不会冠以郡国之名，但在《公孙弘传》中特别提到 “菑川国薛人”，认为司马迁是担心人们把薛县误认为滕薛之薛，所以加上 “菑川国” 三字以作区分，体现了司马迁的良史用心。而顾亭林认为 “菑川国” 三字是衍文，作者认为顾亭林辜负了作者的苦心。
从《公孙弘传》中 “家贫牧豕海上”“齐人多诈” 等内容也可佐证公孙弘是菑川国人。
公孙弘印的发现及意义
作者提到友人赠送公孙弘印，铜质几尽，钮亦缺，但字尚完好，篆法淳古，是西汉物，出土于纪城。纪城在西汉为剧县，是菑川国都。通过对菑川国历史沿革的分析，进一步论证薛县的废置时间。
作者还指出《康熙通志》《乾隆通志》《咸丰府志》在关于菑川国的记载上存在错误，光绪十六年，作者曾致信法小山先生，强调菑川人物如公孙弘等在志书中的重要性，如今公孙弘印的出土可为 “菑川国薛人” 提供证据。
（鄌郚刘文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