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漫的童年时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裕，但童年充满了欢乐。那时候的文学启蒙是祖母的睡前故事、小学课文；艺术启蒙是乡村里的露天电影、茂腔戏；游戏有石头、砖块的参与，充满欢乐。学校不乏多才多艺又兢兢业业的老师，他们用爱心浇灌祖国的花朵。童年是岁月刻在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最珍贵的印记，是人生的春天。同时，这段岁月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特征。
本期撰稿：马新义
四岁上小学连留两级
小学课文《听妈妈的话》部分内容。
小学课文《太阳山》部分内容。
在学前教育还不完善的年代，年仅四岁还穿开裆裤的小娃娃被抱进了小学课堂。同一年级的同学们，年龄差距却很大。有趣的课文令人印象深刻，集体活动让人震撼和兴奋。
四岁娃进小学课堂 同学年龄差别很大
1950年，笔者4周岁，祖母跟母亲说：“这孩子记事了，应该叫他上学去。”当时，笔者的二弟已经2岁多，母亲照看孩子十分劳累，于是决定送笔者去诸城相州区老梧村小学上学。
这是一所新式小学，学校设在一座古老的祠堂里。院墙青砖出檐盖顶，白灰抹墙，很漂亮，北屋四间，东头一间小屋是老师宿舍，南屋四间，笔者在北屋上课。院中有一棵高大的古槐，大伞般的树荫遮了校园的三分之一。院中还有一条鹅卵石甬路，很雅致。
学校后园里有5棵高大的椿树。其中一棵椿树下竖着梯子，高高的树上有木头垫起的平台，村干部经常爬到上面，用一个喇叭筒向全村传达通知，喊声拖着长音：“五旅里——王旅长赶快到前学堂来——”因为这里常喊人开会、下通知等等，是村里的信息中心。学校对笔者来说是神圣的，但更多的是畏惧。
被祖母抱着去上学，笔者一边哭一边蹬腿挣扎。好不容易到学校门口，碰到村干部贾从高，他笑着说：“大娘，你给我，我抱他进去。”于是他就把笔者抱进校园，交给了老师王友田。王友田，字兆丰，相州人，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刚退伍不久，和著名作家王愿坚是同族、同学。当时，因为学校刚开办，一起入学的同学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十五六岁，大家都上一年级。王老师对“大同学”很严厉，对“小同学”则和蔼可亲。有时上着课，笔者想要小便却不敢出声，因穿着开裆裤，小便就顺着板凳腿淌到地上，同学们都忍不住笑了，王老师跑过来对笔者说：“以后小便要先报告，要到茅房去。”
课文内容新鲜有趣 寓教于乐适应儿童
那时的课本是山东省自编的教材，有这样的课文：“小清河长又长，山东是个好地方，青山绿水风光好，出产大豆和高粱……”还有“叮叮当、叮叮当，一打铁二打钢，打出镰刀像月亮，打出钢枪上战场”。
1951年，全国有了统一课本，第一课内容是：“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啃青草。”课文中有插图，画着羊。课本给学生们打开了有趣的窗口：有一课是《听妈妈的话》，山羊外出后，狼来了，学着山羊的声音唱着叫门：“小山羊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回来了，妈妈来喂奶。”小羊们听出不是妈妈，记住妈妈的话，不开门，狼本想吃它们，叫不开门，只好灰溜溜地走了。那画画得生动，孩子们更相信那是真的了。
另一课讲狗和公鸡住在一起，狗出门时嘱咐公鸡：“我走了，你别开门，当心狐狸把你抓走。”可狐狸在窗下唱着歌夸公鸡：“公鸡好汉子，大红的冠子，金黄的爪子，油亮的脖子……”公鸡经不住奉承，忍不住向外一探头，狐狸一把抓住了它，回头就跑，这时公鸡便大喊：“狗哥哥，快来救我……”狗走远了，救不了它。这是教学生守纪律的课。还有讲贪财无好报的《太阳山》等，很适应儿童的特点。因为笔者年龄最小，学习跟不上，连续留级两年。每每放学回到家，爷爷坐在家门口的凳子上抽着烟，开玩笑：“今年还念‘大羊大’？”笔者无言以对，红着脸跑回家中。
1951年五一劳动节，乡里开大会，搞庆祝活动，要求各村群众参加。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敲锣打鼓，民兵们背着枪，普通群众分别扛着铁锨、二齿钩子、镢头，还有扛扫帚的以及手持小旗的，小旗由红黄纸做成，有三角形的、长条形的……队伍浩浩荡荡，向乡政府驻地孙仓集中。
笔者也握着一杆三角形小红旗，趴在老师后背上左顾右盼地看热闹，感到新奇，又暗自庆幸享受到上学的好处，不上学的孩子没机会参加。会场在一个很大的柿子树林里，人们不断喊着口号，哨子声响成一片，嘟嘟吹着“一二一”的节奏，调整着队形。笔者头一次见这样的大世面，等到开会时已在老师背上睡着了。
祖母擅长讲故事
传说神话入梦来
夜晚，笔者的祖母经常一边纺着线，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她为了省油不点灯，纺出来的线却又细又匀，邻居们人人称羡。祖母把纺的线拿到集上卖，很受织布人的欢迎，出货挺快。笔者和弟弟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搓好纺线用的棉花芯捻，农村叫“箍锥（音）”，是撕开一片片棉花，用搓板搓成的。
祖母没上过学，却能讲很多故事，有神话、童话、传说，还能讲出诗答对、谜语等等。笔者和弟弟、小姑躺在被窝里，贪婪地听着，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例如，有两姐妹在家纺棉花，窗户上飞来了两只小蜜蜂，那蜜蜂唱着歌：“嗡嗡嗡，嗡嗡嗡，我给大姐二姐说个媒，不知大姐二姐应不应。”
两姐妹把蜜蜂的话转告给母亲，母亲说：“再来你们问问它，它说的这家人家，日子过得怎么样。”第二天，小蜜蜂又来了：“嗡嗡嗡，嗡嗡嗡……”姐姐问：“你说的这家人家，家境怎么样？”小蜜蜂回答：“这家人家可好了，风扫地，月掌灯，狗弹琵琶，猪吹笙。”姐妹二人把蜜蜂介绍的情况对母亲说了，母亲又说：“再来的时候，叫蜜蜂领着你们去看看，认认门。”
第二天，姐妹二人跟着蜜蜂来到那家人家，原来那家没有屋门，风刮过来吹起地下的灰尘，真的是“风扫地”；晚上点不起油灯，靠月亮照到屋里的亮光照明，确实为“月掌灯”；一只狗被饿得用爪子扒狗食盆扒得叮当响，就是那“狗弹琵琶”了；猪饿得咴咴地叫，没错，这是“猪吹笙”。
笔者和弟弟入迷地听着，被小蜜蜂的热情感动，也觉得它们的谎言编得生动幽默。另有《皮狐子精》《走进墨松林中的书生》《善恶到头终有报》《公冶长与鸟对话》等。讲完一个故事，祖母停下，问一句：“睡着了没？”我们争着说：“没睡。”“那就说一个谜语让你们猜：一个老汉子，自己过日子，全指着屁股眼子穿筚子，咱家天井里就有，猜猜看。”孩子们猜不出，祖母说出谜底，是蜘蛛结网，孩子们才恍然大悟。
笔者家北边不远处有一口古井，几丈深，几米以下全是整块石头的，传说当年打井时在石板上一点点往下凿，凿一瓢石渣，村里就给一瓢小米，整个水井像一个石瓮，可一直打不出水来。打了几年，传说有一天忽然打通了，打井人见到了地底下的人，是一位妇女，便向妇女借东西：“大嫂子，大嫂子，要把箩使。”那大嫂真拿来一把箩面的箩送给了打井人。第二天忽然井水涨满，从此再也无法与井下世界的人见面了。传说这样神奇，这想象可真大胆。每逢过年、清明节，人们都要到那井旁去烧纸、磕头祭拜，祝福另一个世界平安，祝福井水永旺。此后好长时间，孩子们都不敢到井台上往下看——以为那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那“大嫂子”还住在井下。
心系志愿军积极支前
少年时期的马新义。
参军时的马新义。
露天电影丰富了村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孩子们感受到电影的魅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村里的家家户户响应号召，为志愿军凑咸菜支前。作者后来参军加入英雄连，又转到宣传队，了解到所在部队在抗美援朝时期创作的精品节目《一粒子弹一包糖》曾回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军文艺汇演。
听说看电影全村轰动 幕布后面找不到“人”
1953年的一天，村里来了电影放映队，在学校院子里挂上银幕，全村轰动。“放电影了！放电影了，在前学堂放电影了！”人们相互传着消息，老人、孩子带着凳子到银幕前等待着。放电影却没有电，只以一个汽灯为光源。播放前，放映员大声说：“今天晚上播放的不是电影，是布影，也就是幻灯片。布影有布影的好处，不像电影一闪而过。布影管你看个够，今天给大家播放的是《志愿军英雄黄继光》。”大家期盼的电影没看上，但看布影也非常高兴，黄继光堵枪眼的英雄形象令大家深受感动。
过了一段时间，离笔者所在村2.5公里的乡驻地——解留村放真正的电影，老梧村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去看。电影是《智取华山》，华山的奇险、故事的惊心动魄、电影效果的真实令人惊叹。这是村里人第一次看电影。结束后，笔者和几个小伙伴跑到银幕下面，四处寻找着，这时放映员拆卸幕布，孩子们问：“刚才从山上滚下来的人都掉到哪里去了？”放映员笑了：“电影就是电影，不会有真人掉下来。”自此，孩子们才知道电影不过就是活动的影像。
此后看的电影多起来，笔者对这种新艺术形式的神秘感渐渐消失。那时候，笔者非常羡慕城里孩子，以为有电影院就可以经常看到电影。后来才知道，去电影院得买票，城里孩子因此看不了很多场电影。而农村孩子看电影则是免费的，而且可以一部电影看多次，放映队到各村轮流放映，只要不是太远，好看的连看五六遍。伙伴们还常模仿电影中的人物，学一些生动的对白，电影里有趣、好听的音乐也能哼几句。孩子们得出一个结论：电影不光好看，也好听。这是孩子们对电影最初的认识。
有时傍晚在宽阔的场院里放电影，放映前先播放《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鼓舞人心的歌曲。孩子们捡起两块鹅卵石敲，一个跟一个地排成一队，随着节奏愉快地跳跃着，不一会儿就一身汗，这就是孩子们最初的舞蹈。
全村行动支援前线 祖母捐了一瓢咸菜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因前线条件极其艰苦，作为大后方的农村也行动起来，支援前线。有一天，学校屋后椿树上那广播台上有人喊：“各队里抓紧凑咸菜，要一起送到乡里。抓紧了！”全村在行动，各大队都有人担着筐到各家各户凑咸菜，小学生们则在前头帮着叫门。
在解放战争时期，笔者父亲曾担任过村里的农救会长，笔者母亲当过村里的妇救会长，支前是他们熟悉的工作，带头是应当的。打相州时，笔者家驻着老六团的一个连部，战斗结束后部队从相州回来，笔者祖母没见到司号员小高，就问连长，连长把一支没有嘴的军号给了她，说：“大娘，小高牺牲了，这支号的号嘴也丢了，就留给您做个纪念吧……”
祖母推磨磨军粮也不知熬过了多少个夜晚，和当年支前的农村妇女们一样，也是在磨道里“长征”过的，因此一听说支援部队就着急。祖母赶紧找了个水瓢，掀开咸菜缸，捞出一水瓢咸菜疙瘩，还要捞，大队上的人见笔者家的咸菜也不多了，忙说：“大娘，好了好了，够了够了。”笔者看着自家的咸菜也装进了来人的筐里，心想着：“我们家的咸菜也可以出国了，也可以送到战场上了，志愿军也能吃上我们家的咸菜了。”顿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
慰问袋故事演遍军区
志愿军精神激励前行
抗美援朝战争唤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各行各业通过各种形式支援前线。这时老师教给学生们两首歌，一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二是《光荣军属王大娘》。至今，笔者仍会唱第二首：“咱村呀有个王大娘，她两个儿子都在那队伍上，一个儿子在朝鲜，一个儿子在西南，一个是保卫和平的英雄，一个是建设边疆的国防军么呀呼嗨……”
老师还组织女同学绣制了两个慰问袋。一面绣着“慰问袋”三个字，另一面绣着“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还有针钱包和一封慰问信，交给学区一起寄往朝鲜。过了约两个月就来了回信，一名志愿军叔叔在信中写道：“我和我的战友们很感谢老梧村小学的同学们，感谢你们寄来的慰问袋和针线包。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要多杀敌人，多为人民立功……”写信的志愿军说他是高密人，说“等战争胜利，一定到你们那里去看望你们”。这封信在我们眼里特别珍贵，好像与战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学生们盼望这位志愿军有一天会来到学校。可后来一直没见他来，学生们担心着，毕竟战争是残酷的。
后来才知道，老梧村真有在前线牺牲的子弟，笔者同学颜希和的哥哥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1954年回来两个志愿军退伍军人，一个是本村的孙家如，一个是大个子陈洪南。陈洪南身高超过2米，在部队是连长。他不是本村人，家庭出身是地主，当兵后与家中失去联系，退伍时没回老家，来到老梧村小学当辅导员。他讲了一些战斗故事，却从不讲自己，后来村里人偶然见过他的一些军功章，才知道他曾立过好几次战功。
多年以后笔者参军，所在三连是特等功臣连，所在三排是特等功臣排。三排曾在朝鲜战场五零零高地消灭了美军一个加强连，三排长张守义是特等功臣，笔者入伍时他已是副营长。笔者所在九班原班长周连余，抱起炸药包冲进敌人的地堡，三个美国兵按倒了他，周班长用牙死死咬住一个鬼子的手，拉响了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三连的锦旗挂满俱乐部，光朝鲜送的就有好几面。
后来，笔者到师宣传队工作。宣传队以前叫“文工队”，该文工队在朝鲜战场创作了一个“故事歌”，名为《一粒子弹一包糖》。节目讲的是志愿军收到国内小学生寄来的慰问袋，里面有一个小姑娘用零花钱买的一包糖。这天敌机来了，一颗子弹打进了朝鲜小姑娘小金枝的胸膛。节目中，战士拾起了美国的子弹，又拿出了那只慰问袋和一包糖，伴奏声中，演员激情澎湃地朗诵：“千万个战士握紧枪，千万把刺刀闪寒光，记住人民的仇恨，背负着人民的希望，保卫孩子，保卫爹娘……”演出激发了志愿军对敌人的仇恨和杀敌热情。《一粒子弹一包糖》在志愿军全军所有文艺团体演出，作为战前动员的必演节目，师文工队代表志愿军回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军文艺汇演，荣立集体二等功。当年的演员和乐手除了牺牲的和转业的，留下来的都成为笔者的领导。
与植物昆虫快乐对话
学生们种下小树苗。田源 绘
孩童时期，各种小虫子就是农村娃最好的玩具，捕捉时还需要念念有词，以此“哄骗”小虫出洞。如今想来，这些捉虫顺口溜充满了天真的童趣。在学区的手工艺展览上，各学校的“能工巧匠”们制作的精巧玩意令人大开眼界，学生们有惊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捉虫时念念有词 “欺骗”小虫进圈套
小时候，笔者的祖母每逢过年杀鸡，都要念叨一些安慰鸡的话。祖母一手抓着鸡头，一手拿着刀，口中念道：“鸡儿鸡儿你休怪，你是南园一道菜，到明年再回来。”然后割鸡脖子，似乎这样就可以使鸡无怨地赴死，宰杀也有了合理性。
大人都那样认真，小孩子也有与动物、植物对话的套路。比如，孩子们去捉一种叫“叮当儿”的小蜘蛛喂鸟，这种小蜘蛛藏在自己挖好的洞里，洞周围是结好的蛛网。雨后，珠网上结满小水珠，亮晶晶的，为了把它引出来，孩子们拿一根草棒轻轻戳进它的窝。一边逗它，一边念道“叮当儿叮当儿开门儿，你家来了亲人儿”，不一会儿，叮当儿就出来了，很容易被捉到，于是就成了小鸟的美餐。孩子们用麦粒嚼成的面筋缠在长杆子尖上，去粘“结留”（蝉），有时候杆子不够长，孩子们就念道：“结留结留倒爬，倒下来我和你俩耍。”蝉在树枝上转悠，孩子们的面筋一粘到它的翅膀，它就吱吱叫着当了俘虏，成了一道美食。
夏天，家中栽种的葫芦爬满架，朵朵白花在傍晚开得最繁茂。这时有一种叫做“蛄蝼锅”的蛾子飞来飞去，把曲卷着的长须伸向花芯，吸食花粉，孩子们每人采摘一朵花用手举着，去吸引蛄蝼锅。口中念着“蛄蝼蛄蝼锅，这是你的窝”，不一会儿，就有蛄蝼锅飞过来吸食花粉，这时只要一捏花茎就捏住了蛄蝼锅的须。任它飞着，供我们玩耍。玩一会儿再放它飞走，这些小把戏虽然有些残忍，但却很好玩。这种玩意儿给孩子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在椿树下常有一种带飞翅的、俗称叫“干沟活儿”的小甲壳虫，花生米大小。其特点是一被抓住，它就不动了，装死，不一会儿，又“活”过来爬动，再瞅准机会飞走。这是它逃生的技巧，很狡猾的。孩子们在树下玩，在裸露出来的树根上抓到这种小虫，它们就装死。这时孩子们在它的两边，一边一左一右地拍着地上的土，一边念道“干沟干沟活儿，你死我给你打刀纸，你活我给你打张箔”，反复念叨，它便会“活”过来。
有一种名叫“小油包”的蚂蚱很机灵，能发出叮铃铃的叫声，不容易捕捉。孩子们就在靠近它时念叨“小油包，打当当儿，恁娘死在小庄上”，一边麻痹它，一边慢慢靠近，于是就容易捕到它了。
还有一种叫“铜壳郎”的甲壳虫，比指甲盖大一点，孩子们捉到一对，用高粱秸上的席篾一头一个插在它们的甲壳缝隙中，然后用棘针把席篾钉在高粱杆一头。这时，两只铜壳郎就想逃跑，同时飞起，就会像电风扇一样转起来，嗡嗡作响，成为一种很好玩的玩具，直到孩子们尽兴方罢。城市里找不到铜壳郎，也无法享受这种游戏的乐趣。
除了与昆虫对话外，与植物及自然现象也可以对话。例如，有一种草，春天长出花苞，未开之前孩子们拔出来吃，甜滋滋的很可口，不过是吃着玩，并不能当食物。这种东西孩子们叫做“札印”，拔的时候还故作诚信地念着：“札印札印，今年拔了明年再还您。”认为念叨着拔不断，否则容易拔断。在坡里遇到旋风时，孩子们就高声喊着：“旋风旋风你是鬼，到南河喝口水。”一会儿旋风就转着走了。
这些游戏般的“咒语”，是从大孩子那里传下来的，不知传了多少代，把孩子们带进了童话的世界，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另外由于夸张的比喻、生动的拟人手法以及琅琅上口的韵律，也成为少年时代诗歌的启蒙。
水库边栽下树苗 与学生共同成长
老梧村支部书记孙乐义是一个为官清廉、重视文化教育的好干部。在他的主持下，给学校划出了一片靠近水库的土地，作为植树造林的基地，以培养学生们的责任感。笔者当时上三年级，全校同学各自带着树苗，栽在了这片土地上。其中有白杨树、槐树、椿树、梧桐……每个班每个人的树苗都做了标记。以后头两个月每逢星期六的时候，学生们还去浇水。一天天的，小树苗渐渐长大，一年后，那片小树林已经绿树成荫，和学生们一起成长。同学们想象多年后它们会长成大树，到自己壮年时，这片地也长成大树林了。那是大家的劳动成果，是童年共同努力的见证。可惜后来这片小树林被伐光。
参加学区手工艺展览 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有一年，老师号召学生们自己制作手工艺品，参加学区里的手工艺展览比赛，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拿出一件作品。大家热情很高，有的用泥做马车，有的用竹子扎飞机、蝈蝈笼，女同学有绣花的、做荷包的，有用麦秸编花篮的，大同学孙茂亮还做了一个放大尺，用这放大尺一头描着书上的图画，通过几个曲尺拐弯，另一端的铅笔头就会画出大十几倍的同样的图画，同学们都感到很新奇，对孙茂亮的创造力很是敬佩。
笔者用地瓜干磨了四个小轮子，用母亲做鞋用的布壳子剪成汽车的几个面，求母亲缝起来，涂成黑色，一辆小汽车就做成了，这辆小汽车还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作品送到学区，展览开幕的那天大家去参观，看到各个学校各式各样的精美作品，真是大开眼界。笔者的小汽车也摆在那里，虽然并不起眼，但仍产生了一些满足感，为自己的小玩意能参加全学区的展览感到荣耀。
活动激发了同学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激活了同学们发明创造的兴趣。后来，笔者青年时代在部队时，曾经突发奇想，利用针孔成像的原理，做出一个简易相机，用小提琴弦做弹簧解决快门曝光，还能照出不错的照片。笔者曾用这个相机给演员宋凤菊照了一张像，她很满意。这种不甘寂寞的尝试，与童年时做手工艺品的激励不无关系。
自制乐器能登台演奏
差一点做了二胡的笔筒。
老梧村有唱茂腔的传统，孩子们受此熏陶，喜欢上音乐，利用假期学习，自制乐器，通过种种试验、改良，还真做出一把二胡。大家一起练习，逐渐组成一支小乐队，还能登台演出。老梧村还有唱民歌的传统，题材丰富，劳动的间隙时常有悦耳动听的歌声。
自学音乐自制乐器
牛尾做弦拉出声响
老梧村旁有一座小山叫汉王山，山会上常常唱戏，茂腔的创始人——老满洲及女儿二嫚、孙女彩云等都曾在这里唱过戏，很多学戏的人到这里求学。受此处影响，老梧村也成长起一个实力很强的业余剧团。笔者年少时也爱看戏，却没有参加剧团的份。放寒假，学生们白天上坡拾草，晚上玩耍。
有一次，笔者和几个小伙伴商议利用假期学习音乐。笔者和孙清溪、孙金安一拍即合，拟订了一个学习音乐的计划，还制定了六条守则，规定晚上凑到一起学习音乐，无事不得缺席。学习地点在孙清溪家的南屋。学习守则中有一条是“制做乐器，达到人手一件”。大家一起研究《怎样识简谱》，学会了识谱。但制做乐器并不容易。
大家开始找材料。找不到二胡筒子，就找粗一点的向日葵的杆，锯断，打磨光，做二胡筒；没有蛇皮，就到河里抓蛤蟆，剥皮晒干后用胶把蛤蟆皮粘上；没钱买二胡的弦，笔者的祖母就搓了很精致的麻绳代替丝弦；弓子必须用竹子和马尾做成，徐永华家的果园里有一丛竹子，大家就去偷了两根竹子，两头放在锅底下的热灰中烤软，掰弯成弓的形状……但村里没有马，马尾的问题解决不了。小伙伴孙廷槐提出用牛尾巴代替，他到饲养院，趁饲养员大爷睡午觉，用一根高粱秸的根部去缠绕牛的尾巴，缠一缠，猛拽下来，就能拔下几根牛尾。反复几次，得到一小缕牛尾巴上的毛。用开水加一点碱，把牛尾洗净，烫直，绑在竹子杆上，一个弓子就完成了。
可是，这个弓子拉不响。大家去请教村里唱茂腔的人，得知需要涂上松香，可没钱买啊，有人提醒说：“东花林上扒坟，那里扒出一些松香来，已经过了不少日子了……”大家赶紧去找，找到几块散落在地上的松香。把这松香烤一烤滴在二胡筒上，拉的时候，牛尾摩擦出一些粉末，“二胡”响了，大家高兴地不得了。
东拼西凑组小乐队 熟练演奏获得称赞
有了初步成果，大家又觉得太简陋，仍希望有一截合适的竹筒，这时小伙伴孙明希说他舅舅有一个竹制笔筒，他们便去讨要。这位舅舅倒和善，很痛快地给了。笔筒上刻着精美的山水，笔者锯了两下，再也不舍得，于是另想办法，终于找到一节竹筒，又找到一块蛇皮。这次的二胡质量大有提高，音色还不错，大家开始练习，奏出一曲《送情郎》，太有成就感了。笔者的叔叔会吹笛子，大家请他参加伴奏，村里的孙明江老人会吹箫，大家去请教他，等于有了民间音乐人的指导，小乐队也就形成了。
大家记录了几首曲子，如《自由花》《送情郎》《秧歌调》等。演奏得很熟练，这时邻居家在青岛上学的孙善亭放暑假回来，又教给小乐队一首《寄生草》。乐队逐渐有了一个像样的规模。夏天的夜晚，月亮升上来了，宁静的乡村，树影婆娑，万籁俱寂。小乐队开始演奏，有的吹笛子，有的拉二胡，有的敲着瓢和茶杯打着节奏，悠扬的乐曲在静谧的月光下飘荡着，传播到各家各户，陶醉了整个村庄。没过多久，这支演奏队伍在村里小有名气。连村中第一个大学生孙殿民见了也赞不绝口。
那年夏天，村中唱茂腔戏。周围村庄来看戏的人很多，入夜，戏台前挤满了人。笔者突然听到台上有一个干部在喊自己和孙金安的名字，原来是演员正在化装，观众等待的间隙，有人提议让笔者和孙金安演奏几支曲子。这是学生们学乐器以来首次得到村干部的认可。于是，二人就回家拿来笛子，一起演奏了《自由花》和《寄生草》。台下掌声阵阵响，二人鞠了一个躬，害羞地跑下台，小伙伴们围过来，热烈称赞着。
此后两年，村中排演歌剧《三世仇》《血海深仇》，每部剧中有十几支不同的曲子，还要有调的不同，村中的人不识简谱，这伴奏任务就落在了小乐队身上，因此首次正式登上舞台，伴奏也有模有样，后来还到外村演出过。
这段自学音乐的经历对笔者后来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日后也从事过音乐行业。
老梧村人爱唱民歌
题材丰富美化生活
笔者小时候，听茂腔戏入迷，记得《钥匙记》一剧中那厉害的后娘对女儿自夸说：“老身我年轻为闺女的时候，三百小曲，二百小唱，唱的是美耳中听，如今虽说是上了几岁年纪，牙也掉了，说话也透风了，不过还能凑合唱两口儿。”这虽是戏曲的夸张，但也反映了旧时老百姓对民间歌曲的热爱与崇尚以及当年民间歌曲的繁荣。
作家王统照曾游览老梧村东的汉王山并写过一首长诗，诗中说他和同伴们在这座山上的古寺旁遇到了一名唱民歌的人，唱得非常好，王统照算是见证了老梧村唱民歌的习俗。
笔者上小学时，村里唱民歌的人还有不少，唱得最好的要数能唱200多首歌的孙树高，另有笔者的二爷爷马万福、王金福的父亲，唱戏的张方孝、孙光基、孙廷华、马新民等。笔者的父亲马德泉也会唱；堂哥马方春会唱篇幅很长的《画扇面》，就是跟笔者父亲学的。夏天，大人在场院里乘凉，唱起民歌；锄地时也常有人唱歌；冬季在编席的地屋子里，大人边编席边唱两不误，妇女们大多在炕头上边做针线活边唱。孩子们在这些场合听歌，也学会一些，大家视唱民歌为一种值得赞美的事。
民歌美化了农民生活，题材很丰富，有叙事诗式的如《闯关东》，有爱情歌曲如《盼情郎》《铺地锦》《姐儿调子》，爱国歌曲如《苏武牧羊》，有历史性歌曲如《绣花灯》《画扇面》等等。在日本鬼子来扫荡时，笔者二爷爷马万福的头顶被鬼子砍了一刀，当时昏死过去，好歹后来治好了，头上留下一道长伤疤，因此他更爱唱一些抗战歌曲，如：“上一次鬼子来扫荡呀，狗日的好厉害，放火把房子烧呀，粮食都化成灰……青抗先、自卫队，洋枪背起来呀，鬼子再来，他可是吃不开……”歌词很纯朴，唱起来也很解恨。
1945年，八路军解放了诸城，驻村的八路军老六团教的一首歌很受老百姓欢迎，笔者的老师王愿坚也很喜爱这首歌，还亲口给笔者唱过。那歌名叫《革命战士不忘本》：“同志们呀我要问问你，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吃和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咱离开老百姓，就像离水鱼，鱼儿离水活呀活不成，咱离开老百姓就不能打胜仗。老百姓爱护咱，就像爱儿郎，咱爱护老百姓，就像爱爹娘……”
太顽皮受教感念师恩
齐槐老师
小画书
小学阶段遇到一位好老师，实乃人生幸事。老师齐槐教学有方，学生犯错也不打骂训斥，而是耐心讲道理，循循善诱，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真心改正。这位齐老师多才多艺，会跳集体舞，会吹口琴，还懂中医，医好了不少人的病。毕业时，学生们对校园、对齐老师依依不舍，无比眷恋。
小画书引人入胜
常去书店过把瘾
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连环画创作、出版最繁荣的年代，那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连环画画家，大量小画书发行：中国故事如四大名著、神话故事；外国故事如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等。小画书中的景物、人物丰富多彩，把广大青少年带进一个个神奇的世界。
多数孩子没钱买小画书，有人买了，大家便互相借着看。星期天，有时下雨不用干活，笔者就和小伙伴冒雨到5公里远的相州村去，去那里的小书店看一会小画书，过一下瘾，但因为没钱买，不能看时间长了。后来这些小画书很少了，如今笔者上了年纪，仍然喜爱小画书，多年来收藏的小画书也常找出来看一看，寻找童年的感觉。
齐老师教学有方
耐心引导不训斥
到了三年级，王友田老师去小梧村完小当校长，老梧村的小学又新来了一位老师，叫齐槐，石桥子镇大近戈庄人，据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沈阳的一所中学。他中等个头，大大的眼睛，身穿板板正正的深蓝色中山装，浓黑的头发有些卷曲，用慈眉善目这个词来形容他那张经常笑着的脸再合适不过了。他为人和善，充满爱心，文化素养高，字写得很漂亮。在同学们的眼中，他不仅是一位教学有方的严师，也是忠厚的父辈、平易近人的朋友。
齐老师千方百计鼓励大家学习。他教两个班，每天早起备课，晚上批作业，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竟累得晕倒在办公桌旁。
那时，齐老师常晚上去家访，查看学生做作业的情况，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一群孩子在街上藏猫猫，笔者忍不住加入了，没做作业。正玩得高兴，忽听一个小伙伴说：“你老师从你家出来了！”笔者以为他唬人，就毫不在乎地大声说：“不要紧，就是齐老师来了我也不怕！来，接着玩！”话刚说完，想不到齐老师真的从墙角拐弯处走来了，笔者如惊弓之鸟，撒腿就跑，只听齐老师生气地喊着：“好啊！马新义，你给我回来！”笔者躲在草垛后头，心跳得像怀里揣了个小兔子，哪敢再出来。齐老师只好冲着那些树影中的草垛喊道：“好！我明天看你的作业再说！”
第二天，笔者硬着头皮，忐忑不安地走进校门，等着齐老师在班上批评。可他只是在课间把笔者叫到办公室耐心地讲：“你的奶奶、父母供你上学不容易，你应该好好学习为他们争气，有了缺点改了就是好同学……”不知怎的，笔者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从那以后便改掉了坏习惯，不完成作业决不出去玩。
齐老师能力多样
会跳舞会开药方
学校的院子是孩子童年的乐园。上体育课时，齐老师教大家拉起手来跳集体舞，他口琴吹得好，常为学生们的歌舞伴奏。那些集体舞的配乐除了中国的，还有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的民乐。在悦耳动听的口琴声中，踏着欢快的节奏，大家尽情地唱啊、跳啊，齐老师也如醉如痴，边吹口琴边晃动着身子……大约在1954年秋天，诸城北乡悄然刮起一阵求神风，说汉王山上有神灵，当时庙宇已被砸，山上只有那座耸立的古塔和残缺的庙墙、围墙。一时间，几十里外的人都来山上求“仙药”，宝塔前后、大殿旧址上挤满了磕头求药的人，山前终日烟雾缭绕。为了破除迷信，齐老师利用星期天带领同学们到山上做宣传，他并不强撵那些求神的人们，而是和颜悦色地询问病情，然后据此开出药方，送给求药的人。齐老师学过中医，医好了不少人的病，康复的人家买上礼品来感谢齐老师，他一一婉言谢绝。此后，慕名而来的病号多起来。
毕业典礼满怀伤感
挥泪作别老师同学
1956年夏，笔者所在班（四年级）要毕业了，毕业典礼那天，阳光格外灿烂，照得古槐树上的叶子闪动着一片片金光，但同学们的心情却非常沉重，眼看就要离开亲爱的齐老师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会开始后，课堂上响起了齐老师教的那首昂扬而又深情的歌曲《毕业歌》：“七月的熏风，吹送着花香，祖国的大地闪耀着阳光。迈开大步，走向生活，条条道路为我们开放。再见吧！亲爱的母校，再见吧！亲爱的老师。再见吧再见吧！我将要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青春放射光芒……”笔者极喜爱这首歌，没有口号，句句是真情的表达，它激励大家去开创新的人生，一生都不会忘记。
伴随着激情洋溢的歌声，一些同学流泪了，张丽英、孙方坤等几个女同学泣不成声，这是大家在向老师告别，向一生中唯一一个金灿灿的童年告别。同学们哭并非完全因为多情，这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一些同学至此永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全班30多个人只有11个通过考试升入了离家2.5公里远的小梧村高小，齐槐老师也调走了，此后多年没有他的音信。
开心赶年集买到风筝
作者与李树菩老师（右）合影。
新式年画《梁山伯与祝英台》。
快要过年了，一听要跟着大人赶年集孩子就乐不可支。年集很是热闹，过年用的年货琳琅满目，深受大家喜爱。卖窑货的摊位上，挑选窑货的人敲出叮叮当当的响声；鞭炮市动静大，最是热闹，还有条货市、风筝市、对联年画市等。
跟着大人赶年集 琳琅满目真热闹
儿童时代记忆最深的还有赶年集，一听大人要领着去赶年集，孩子们就乐不可支。农民忙活一年，有钱没钱的都要买点年货过年；或卖点什么，叫做操钱过年。
那时年集上总有几个说书摊，直说到下午散集以后。打铁的有时有几伙，多是三人一起打，师傅使一把扁型的锤，打起来当当地响，叫响锤，也是指挥锤，三人打起来就形成了“叮叮当、叮叮当”的响声，很好听，能传四五里远，听到这锤声，就知道铁匠来了，家里有需要修理的农具就拿去修理。
集上总有几个卖窑货盆儿的摊。过年了，一般家庭都要添些日用品，有陶制盆罐，有烧水壶、盆、水缸等，各种罐，还有在锅底热水、保温的炖罐子，买窑货的人都要用烟袋头敲着盆罐、以试烧的火候、结实程度，侧耳听着，挑选质量好的窑货。那声音有高有低，大家都在敲，那声音像一个交响乐队。
草编市上有各种草编，如保暖的蒲袜、毛窝子鞋（一种蒲绒毛在外的草鞋，适应雪地、泥水地上行走）、光滑的草凉鞋、高低不等的蒲团，这种蒲团最适合妇女摊煎饼、做饭。卖草编的人用杆子挑着，叫卖着，也有的在墙上挂着，各种草席一卷一卷排成排，有花的、大红色的，供人选购，因为家家户户铺炕席，大多是过年换新席，现在铺席的少了。
线穗子市也很热门，大家买线织布、织洋袜子，集上总有几个织洋袜子的。老梧村的孙明仓家就有织机，是从国外进口的，操作时，只见织袜人用手摇着，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倒转，那一圈勾线的针上下跳动拉着线，很快就能织出袜子来，可粗可细，可长可短，十分有趣。
在条货市，有长形车用粪篓、大筐、小筐、粪筐、三角架筐、粪篮子。柳条编的箢子、簸箕，箢子有斗箢子、三升箢子、二升箢子……也有小孩过百日送的非常精巧的小耍箢……五花八门。
在风筝市，有八卦、蝴蝶风筝等，祖母卖了线，有了钱，给笔者买了一只牛郎织女的风筝，笔者非常喜欢，和弟弟们一直放了好几年。
对联年画市是年集上最忙的地方之一，那时春联全凭手写，内容除了吉利话，还重视道德，追求诗意。如“忠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又是一年芳草绿 依然十里杏花红”“堂上金萱茂 阶前玉树荣”；连猪圈的门联也不乏幽默感：“大耳元帅府 长嘴将军城”等。也有卖过门钱的，是各种彩色的精美剪纸，过年贴在门楣、窗楣上，风吹飘动，喜气洋洋。年画市更是五彩缤纷，传统年画有用作供奉祖宗的家堂轴子，买时还要说“请”，还有“年年有鱼”“农十忙”以及历史故事等。新式年画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及戏剧装故事、赞美新生活的画等，这种画不是单色平涂，线条和色彩更写实，刻划得细致，人物生动、鲜活，称为洋画子。
鞭炮市是最热闹的地方，大小鞭炮、二踢脚响个不停，放花的泥垛子像比赛一样喷吐着金花，争夺着顾客。儿童玩的滴滴金也不可或缺。有儿歌道“滴滴金，小爆仗，嘎叭嘎叭两后晌”。
李树菩老师多才多艺
擅长绘画指导合唱
笔者在高小——小梧村学校的班主任叫李树菩，诸城城里人，是当年省立第一师范艺体专修科毕业生。
小梧村学校的班级多，老师也多，课余时间老师们常一起打篮球。高个头的李老师在场上显得格外机敏活跃，围观的同学们不断为他喝彩。
绘画也是李老师的专长。每逢“五一”“六一”等节日，出墙报大多由他画报头，他用水粉画的那些手拿鲜花、载歌载舞的少男少女色彩艳丽、栩栩如生，令同学们赞叹不已。有时他也给学生画像，同学们围着他，眼看着他用铅笔把一张张特点鲜明、惟妙惟肖的素描完成，在惊奇中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上音乐课时，他有时拉着二胡让大家跟着唱。有的歌曲他分几部分组织合练，在他的指挥下，一部分同学唱歌，另一部分按节奏唱着锣鼓点伴奏，这种合唱形式产生了活泼有趣的效果，使学生们初次体验到合唱艺术的魅力和艺术创造的欢乐。大家为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而感到自豪。节日里开完娱乐会唱完歌，大家正兴奋不已的时候，李老师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剪好的纸屑，撒向空中，出其不意，红、黄、蓝、绿，满天金星飞舞，落在同学们中间，象征着七彩的青春，象征着斑斓的未来。
李老师很爱护学生，见有学生中午带的饭是地瓜叶菜团子，他就拿自己从伙房打的饭与这学生换着吃，学生不换，老师就说换换口味，学生只好换了，但心里明白老师的情意，端着碗偷偷地流泪。
1957年，李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后又平反。
30多年后，笔者打听到李老师的下落，到相州镇高直村他的家中看望他，努力追忆他当年的模样，但漫长的岁月、生活的坎坷已改变了他的形象。李老师背也驼了，腰也弯了，原来潇洒的风采已无影无踪。他也认不出笔者了，谈起当年，他感慨不已。为了让他高兴，笔者唱起了当年他教的歌，他惊奇地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唉！我都忘了。”
1999年，笔者又去看望李老师，闲谈中，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笔者本想多抽几天时间找李老师谈谈，替他整理一些回忆资料，可一直未能顾及，如今他走了，笔者只有在怀念中默默自责。
游戏种类多疯玩不够
推大车子的庄稼汉。
那时的儿童时代游戏不少，花样繁多。玩冰轱轮、打瓦等，场面热闹。这些游戏锻炼得孩子们更机敏、灵活，赋予了孩子冒险精神。大人们推大车子十分讲究技巧，还得有力气，孩子们有样学样，便有了“推大车子”的游戏，自制游戏工具，四个孩子轮流玩，在游戏中模仿大人推大车时的口令。
儿童游戏花样繁多
组队玩耍得到锻炼
儿童时代的游戏多姿多彩，花样繁多。校园里那棵老槐树下，孩子们就玩了不少游戏，如弹玻璃球、踢沙袋、藏猫猫、砍扁豆豆、跳房、赶球，跳绳等。藏露棍——每人弄一根槐树枝，藏在树周围，如果找到了，那树枝上有几片树叶就在背上捶打几下。下雪后也有打雪仗的、滚雪球的、堆雪人的……热闹非常，有时候也玩老鹰抓小鸡等。
冬天小伙伴们一起去拾粪，可以玩冰轱轮，两个人用粪叉子在湾里铲个冰轱轮，在轱轮两边用绳子串起来，背着粪篮子，两人一起推轱轮，比谁的轱轮大、谁跑得快，常常玩得满头大汗。
晚上做完作业或者放假期间，孩子们会在土堆上玩占山为王，游戏分两组人马，土堆上边的人喊着：“雉鸡翎，耍猫熊。猫熊开，把你的队伍发过来！”你攻我守，抢占制高点为胜。
打瓦的游戏用具是片状石头或砖块，打王八坐官儿，角色有大王、保绅衙役、牛子以及大王、保绅的座——供他们坐着执政，有时挨打的牛子也设座。每个职位都有一块立着的石头，叫支头，每人拿一片石头，平甩出去打倒支头。支头是立起来的，比如一块砖立起来，各种角色分前后排列，越是权力大的支头距离越远，打倒的难度就大。人人都想打倒大王或保绅，若想打这些官的支头，却不小心打了官座的支头，那出击者就要当座，和牛子座一样，趴在地上让大王或保绅坐着发号施令，衙役前边有一个支头是挨打的，叫牛子，是都不愿碰到的倒霉支头，如果别人把好的职位都打光，那留给最后的人就是牛子和牛子座。打了座的人就得趴在地上让人坐。大王一说“开打”，两个衙役便打一会儿，捶打牛子的脊梁。若是人多，就设置双层衙，前两个衙役先打，打一会儿，大王就会说“拉过来”，这时就由后边两个衙役拉过来捶打，大王说“拉过去”，后边两个衙役又把牛子推到前边，让前边两个衙役继续捶打，看差不多了，大王就跟两个保绅商量：“怎么样？饶了他吧？”保绅同意就说声“好”，再玩下一轮。在游戏中，孩子们明白有权不可滥用，当了大王有打人的权力，如果你不轻易饶人，下一轮别人也不轻饶你。下一轮最底层的牛子可优先出击，可以先打官座的支头。打不着才轮到后边的人。从低等往高等排，机会均等，等级森严，公平合理。
这些游戏充满了机敏、灵活、冒险精神和智慧。棋类游戏就更多了，五杠、四蹦、下三、堵瘪屎牛等等，有20余种。这是祖宗的创造，是留给孩子们珍贵的礼物。
拉大车子考验体力 孩子游戏里学口令
在诸城，曾经世世代代使用过大车子这种运输工具，也叫二把手车，条件好的家庭都有。使用范围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但在潍坊、临沂地区使用很普遍。
我们的先人靠大车子替代了背扛、肩抬等效率低下的劳作，为生活提供了方便。据老人们讲，大车子使用到1966年，到1967就没有了，被两轮的地排车替代。至今，农村的生产工具有的可以找到，如耕地的犁、打水的辘轳……但大车子难找，重要原因是这种大型农具在成立合作社时全部归了生产队，后来不用了，队里都不留了，个人没权收藏，也就无法保存。
大车子由前后两人推，前头用牛或骡子拉着，有一人帮赶牲口，两人推车子，缺一不可。
大车子在农村用途很广，可以在顶上安上棚子或罩上席子，做娶亲、迎送客人的轿车；农用时，送粪肥用秫秸薄帐子铺在两边，装满后再搭上帐子，防止漏粪；推秫秸时，装车后呈八字型，直达到后车把后头。最难推的是麦子，一是装得太高，不易掌握平衡；二是后面推车的人只能从车中间的大轱轮缝隙中看到一点路，这种车，前边的推车人叫前车户，后边叫后车户。
推前车户的人要会喊口令，必须讲清楚车前面的地形，以便让后车户及时把握，根据情况灵活处理。比如，遇到下坡，左边偏低就喊“下崖古，慢大溜儿，里脚里坡。留着、留着……”后车户一边应着，一边用劲撑着套在两只手腕上的“粘住”套扣，两根“粘住”就会从两边夹住车轮，达到刹车的目的，同时根据前车户的提示，注意左脚下的地形。“粘住”是两根插在大车轮的两边的木柄，前方后圆，靠后的一头用绳子挂在两只旧鞋上，套在后车户的手腕上，需要刹车时，两腕用力往外撑，粘住就会夹紧车轮以减速。
如果前边有片淤泥，车轮会陷进泥里，或者走沟底，两条腿伸不直，前车户就事先喊：“两蜷腿哟。”后边的人就“啊啊”地答应着，一唱一合，像号子。麦车垛得高的时候，前车户要高声喊，否则后边的人隔着麦车听不见口令，会出麻烦的。有的小路两边是小沟，中间成鱼脊状，前车户就喊：“单挑！”提醒后车户儿别失了脚。
推大车子要有襻，套在脖子上承担车的重量，对于人的脖子来说，有时是超负荷的。特别是后车户，重量太大，每个村都会见到脖子后鼓起一个馒头状肉瘤的人，这都是被襻压的，叫“襻疙瘩”。他们是出过大力的人，那是苦累辛酸的证明。庄户人骄傲的资本不多，能推大车子是一种荣耀，人们还常以不能推大车子为耻，常说：“‘创’不上支襻还算个男子汉？”
从推大车子这一农活里衍生出一种游戏，也叫“推大车子”。笔者与小伙伴们到岭上割草时，顺便到岭沟里割一些葛藤，回家拧了做成拉绳（秋后也用地瓜秧子做）。前边一人把拉绳套在脖子上用两肩拉，当“牛”或“大骡子”，后边两人背对背挎起胳膊，把拉绳挂在后头的“车户”腰间，这样一套“大车”的规模就全了。前边帮牛的拿树条子帮拉车的赶“骡子”，嘴里不时地喊着：“驾，咿，唔嚎唔嚎……”当“骡子”的人就使劲拉，后头两个驾车的人根据地形一呼一应地喊着：“下崖古，慢大溜……”“留着、留着噢……”一辆车四个人玩，有时组合几辆，拉车、推车、帮牛的角色轮换着玩儿，在月色好的晚上常常玩出一身汗，尽兴方罢。
这种游戏不知传了多少代，笔者这一代虽然学会了推大车子的一套口令，但到了能推车的年龄，大车子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时代已与那种沉重的体力劳动告别了，游戏也就失传了。
本期图片由马新义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