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乐地区早期党的工作
——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的片断回忆
赵西林
在庆祝我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传来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的喜讯和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学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回顾自己解放前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一段革命历程，越发感到党的伟大，更加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九二七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加之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于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后来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岗山会师，建立和发展壮大了工农红军，有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才使革命又逐步走向高潮。
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二年，是山东昌乐地区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一九二七年十月，昌乐地区党小组正式成立。其成员有孟凡锷、尹志刚、刘存山和我，组长是孟凡锷。党小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在昌乐地区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军阀战争。我们这个党小组直属中共潍县中心县委领导。县委为了加强对昌乐地区工作的领导，曾派王全武同志来昌乐对我们进行具体帮助。他来到昌乐后，在北展街西头的湾东沿赁了一所房子，开办洋药房，以此作为合法职业掩护，开展党的活动，指导昌乐地区党的建设工作。
那时我们党小组和潍县中心县委联系，完全靠着政治交通员姜公坡等来保持。姜公坡是潍县大寨人，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干革命很坚决，为人既忠实可靠，又勇敢机智。他父亲很顽固，得知他参加革命后，便到官府去告发。当时潍县反动政府曾张贴布告，画出图像悬赏捉拿他。从此他便与家庭破裂，脱离父子关系，经常住在我家(昌乐赵家淳于)和杨家淳于及北李家河，一心投靠革命，经常向我们传达中心县委的指示。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在昌乐地区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昌乐中心区委，其领导成员是：孟凡锷、尹志刚、
刘存山和我，由孟凡锷任区委书记。我们仍受中共潍县中心县委领导。区委的主要任务依旧是在昌乐地区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军阀战争。
为了掩护党的活动，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都必须有个合法的公开社会职业。孟凡锷经过多方争取，由国民党昌乐县政府批准，在北展街建立了一所小学，并担任校长。这是当时昌乐城外唯一的一所小学。我开了个“华兴油房”。我们利用这些合法的社会职业，来掩护来往同志和聚会，秘密地开展党的工作。
我们曾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例如办夜校，组织贫农积极分子、特别是进步青年上夜校，通过夜校宣传共产主义和党的主张，联系党外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再如学习社会上流行的“当会”的办法，搞了一般群众组织——“经互会”,以利党员聚会，联系群众开展党的活动；参加的对象都是经过选择的、有觉悟的贫雇农和进步青年。通过这些合法群众组织，秘密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对那些觉悟高、有入党要求、具备入党条件的就吸收入党；对一些不具备入党条件的就吸收他们参加共青团，壮大党的外围组织；不够共青团员条件的就作为党外同情者。
到了一九三○年，全国的革命形势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化，客观上对革命的发展极为有利。山东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在中央身居要职的李立三等同志，只看到“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而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便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有一次上级政治交通员向我们传达说：为了更有利地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苏区红军必须要有飞机，因此应在党员和进步群众中发动捐款买飞机。我们昌乐地区党组织为了响应
这一号召，便在短期内募集了一百多块现大洋，派政治交通员姜公坡等往潍县中心县委去送。谁知他们从我家走后，行至隋姑山，姜公坡被吴家庄一个姓刘的坏蛋开枪打死，他身上带的捐款也被全部劫去。姜公坡同志的牺牲，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
为了准备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我们昌乐中心区委于一九三○年又吸收了一位具有丰富武装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刘焕彩。他是昌乐耿安人，与孟凡锷是亲戚。他原在冯玉祥部下当团长时便入了党，后因暴露才不得不跑回老家。经过党组织对他了解、审查，吸收他参加了中心区委的领导。这个同志很有活动能力，并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了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他在本村耿安开了个“旭日烟社”,做土制烟卷。烟卷的牌子也叫“旭日”,意思是旭日东升满地红(即未来的中国是红色的天下)。
昌乐中心区委自从吸收刘焕彩参加领导后，便为昌乐地区党组织重视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我们区委的其他领导
成员都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并且由于学习不够和其他一些原因，我们从理论上说，也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一些重要论述，不懂得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意义。我们只是在现实斗争中有一种朴素的认识：敌人为什么能统治我们，镇压群众?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枪。因此，我们也必须搞到枪，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那时山东土匪较多。为了搞到枪支干革命，1931年我们让刘焕彩通过关系把共产党员杨勋普打入当地土匪王小孩那里摸情况谋取其枪。有一天晚上，杨勋普趁王小孩熟睡之机，把他打死，缴获两支短枪。从此，我们昌乐地区党组织才第一次有了向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武器。
当时中央苏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山东农村白区党的口号则是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潍县茂子庄有个地主恶霸、国民党员王玉德，非常反动，曾勾结官府捕杀我共产党员。中共潍县中心县委委员王全斌(与他同村),就是他勾结敌人杀害的。潍县中心县委为了除掉这个恶霸，便组织昌乐地区和潍县的几位同志，用从土匪王小孩那里缴获的两支短枪，把这个坏蛋击毙在他自己的烟地里，支持了群众的斗争。
这时昌乐县淳于乡民团团总王士林，发动地主、富农买土造步枪“防匪保安”,其实是想扩充自己的力量称霸一方。在他的发动下，
十几个村子买了三、四十条土造步枪。为了夺取更多的枪支干革命，我们便布置党员暗中掌握这些枪支。打土匪，地主、富农子弟不敢去，我们党员去，以便熟练地掌握这些武器，
准备将来武装起义时使用。后来，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拉抗日别动大队第十七大队时，这些枪就被我们拿到手了。
第二次左倾错误由于时间较短，对我们昌乐地区党组织没有带来多大破坏，所以那时昌乐地区的党组织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到一九三二年时昌乐地区在中心区委领导下，共建立了二十几个支部，不少村子都有党组织，党员发展到三百人左右。当时有许多工作开展的比较好的支部，如耿安党支部，几乎是半公开，有“小莫斯科”之称。该村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还有共青团的组织。那里的“旭日烟社”,青年中大部分都是共青团员。
一九三一年，在第三次左倾错误指导下，上级指示山东农村党组织要在这年的旧历八月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昌乐地区中心区委也执行了这一指示，召开了第五区的支部书记会议，决定于旧历八月十七日晚在黄山集合举行暴动，当时参加者有三百多人(包括临朐县的一部分)。由于在这前一天益都县的暴动失败了，我们得知这一消息，经过研究分析，又得到上级的指示，所以停止了进一步行动。
这次大规模的集合尽管是在夜晚秘密组织的，可是已经暴露了目标。敌人虽然没有当即采取行动，但在一九三二年秋山乐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的同时，昌乐地区的党组织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的反动头子亲自带领反动军警到处逮捕共产党员。我们的中心区委书记孟凡锷被捕去了，使整个地区的党组织一度处于瘫痪。这也是我们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执行王明左倾错误决定所造成的沉痛教训!
(抄自1981年7月16日《青岛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