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陵置社碑》辨伪
邹水杰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摘要：被几种大型权威碑刻汇编收录的《营陵置社碑》,拓本来源均为国图的 章钰专藏，原石不知藏处，碑帖专家鉴定其为伪刻，但没有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 从碑文来看，碑额题名存在对民间所设“置社”与县官所立“公社”混淆之问题。 造碑者对汉代以土台、石主或树丛作为祭社坛墠的制度不了解，暴露出造碑者对东 汉官社制度的知识缺陷，是作伪的明证。碑文所记与汉代地方官制明显不合，其中 县令对县丞、尉用“动”这种命令式词语不合当时的文书惯例；在官吏籍贯限制方 面，该回避本籍的长吏没有回避，必须用本籍人的属吏出现了外郡县人，这也是造 碑者难以掌握的汉史知识。至于将与曹掾相对的“曹史”误为“曹吏”、杜撰出“功 曹掾”与“制度掾”、给营陵县增设“祠祀掾”,以及误用“三老”、“啬夫”等细节 上的错误，都表明造碑者不会是生活在汉代的当事人，而是后代的作伪者。
关键词：《营陵置社碑》;伪刻；官社制度；地方官制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查阅汉魏时代石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由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的《北京图书馆藏 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秦汉部分)》中，收录有《营陵置社碑》的拓本，标记为“章106”, 并有题记：“东汉熹平三年(174)十月二十三日刻。碑在山东昌乐。拓片阳及额通高136 厘米，宽38厘米；阴高110厘米，宽38厘米；两侧均高107厘米，宽14厘米。隶书。”①按 正文前的“凡例”,“章106”指章钰专藏第106号拓本。章钰，清末民初着名学人，藏书家。 张尔田先生所撰《先师章式之先生传》谓其：“聚书二万卷，遍读之。尤长于金石、目录及 乙部掌故之学。”②章氏死后，其遗孀王丹芬遵嘱将部分藏书捐赠给燕京大学图书馆，但大部 分只是寄存于燕京大学。解放后，其子章元善将寄存于燕京大学的图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③国图为章先生旧藏金石拓本建立了“章钰专藏”,冀亚平先生所辑《国 家图书馆章钰藏拓题跋集录》中，本碑拓序号为“章专O一O六”,有目无题跋。④故不能从 着录文字中得知拓本的来源。在国图网站上，《营陵置社碑》被列为“特藏古籍”,隶属于“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简牍所见秦汉边陲地区的郡县化研究”(项目编号：20BZS027)。 作者简介：邹水杰，男，1971年生，湖南新化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 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①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秦汉部分)》第1册，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9页。以下简称《北图拓本汇编》。
②顾廷龙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燕京大学图书馆1938年铅印本，2007
年，第5页。
汪桂海：《章钰四当斋藏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始末》,《文津学志》第4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年，第275-279页。
④冀亚平：《国家图书馆章钰藏拓题跋集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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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精华”。①《北图拓本汇编》“凡例”中明确指出：“伪刻不录。”说明章氏和国图金石组均 认为此碑拓为汉代真碑拓本。
由于《北图拓本汇编》的影响，相继有书收录此碑拓。2008年毛远明汇编校注汉魏六 朝碑刻时，也将其收入，同样写有题记：“碑在山东省昌乐县，四面刻。拓片阳及额通高136 厘米；阴高110厘米，宽38厘米；两侧均高107厘米，宽14厘米，隶书。额题《营陵置社 之碑》,亦隶书。”②毛远明在《自序》中强调《校注》的目的是：“争取为学界提供一部资料 齐备可靠，体例严整科学，便于释读、检索和利用的断代碑刻文献总汇。”③在《总目提要》 中，他标明直接采用《北图拓本汇编》的拓本，④但在《校注》正文中没有说明资料来源。 可见，他承袭北图金石组之说，认为此碑为可靠之汉刻。
2013年，经山东石刻专家几十年整理、发掘、研究的成果《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出版，
第一卷《秦汉碑刻》收有《营陵置社碑》,但在“题记”中，原石收藏单位的描述改为：“原 在山东昌乐县，今不明藏处。”⑤虽然编者没有说明拓本来源，根据本书正文前“编辑凡例”, 《全集》所收拓本“多是据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拓本新拍摄的，少数来自其他图书”, 再与《北图拓本汇编》收录的图版相对照，本碑的图版很可能即来自《北图拓本汇编》。不 过山东省的专家们经过实地考察，确认原石不在昌乐县。这也说明北图金石组当时只是根据 某种记载标出收藏地，并未经过实际确认。⑥
综上所述，这三种大型碑刻汇编中的《营陵置社碑》图版，均来自章钰旧藏拓本，现藏 于国家图书馆。前两种标明原石藏于山东昌乐县，但通过山东石刻专家的考察，原石并未藏 于昌乐县。从文献着录的来源看，这方碑拓就很可疑，但由于这些专门大型碑刻汇编的收录， 影响极大，很多文史研究者将其作为真实汉刻加以引用和研究。②
其实早在1980年，王壮弘为方若《校碑随笔》作增补时，就在“伪刻”表中增补：“营 陵置社碑并阴侧。”但他未说明理由。后马子云在《碑帖鉴定浅说》中明确指出：“山东某 县宋氏曾伪造两汉碑二通，一为《李固碑》,一为《营陵置社碑》。”在“新旧伪造各代石刻” 表中，他指出：“营陵置社碑，熹平三年十月廿三日，阴、侧亦刻字，民国廿年山东宋某造
①见国家图书馆网站“营陵置社碑”条：营陵置社 碑，2022-05-11读取。
②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12月，第2页。
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自序》,第8页。
④毛远明编着:《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50页。
《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着,万良主编：《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第1卷《秦汉碑刻》,青岛： 青岛出版社，2013年，第246页。
此前或因东汉营陵故城在山东昌乐，因而认为原石应该在昌乐县，故有此说。
①如近年出版的专着中，引用此碑者有郭浩：《汉代地方财政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215-216页；陈星平：《东汉碑额书法艺术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第179页；黄文 杰：《秦汉文字的整理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57页；董宪臣：《东汉碑刻异 体字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360、362、364页。孙继民在叙述汉代地方掾属时也利用此 碑指出县僚属有“户曹掾”、“议曹掾”、“功曹掾”、“祠祀掾”、“制度掾”、“户曹吏”等，三老两人，啬夫 一人，主记室一人等。孙继民：《元氏所出十六国后赵时期界封刻石小考》,载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广
州文博》第14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97-98页。但他对掾属名称和设置未加辨析，容易引发 误导。
③方若原着,王壮弘增补：《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第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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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津，藏处不详。”①书画鉴定专家马宝山说山东宋某：“通经善刻，依靠熹平石经残石几 能乱真。”马先生指出，他的伪造技术骗过了校碑名家方若、部分日本学者，甚至连上海博 物馆也曾收入他伪造的一块石经；他伪造的《李固碑》被人重价购得，将拓本捐与北京故宫 博物院。②虽然很多碑刻鉴定的论着都沿用这种说法，将《营陵置社碑》定为伪刻，但由于 他们没有展开讨论，这些说法并未为广大文史研究者重视。毛远明指导的硕士生江岚在2007 年4月提交的硕士论文“历代碑刻辨伪研究综述”中引王壮弘、马子云之说，列《营陵置社 碑》为伪刻，但在2008年12月出版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中，毛先生仍然将此碑收入。 因此，从内容上对此碑进行辨伪，便更加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
马子云说伪造此碑的宋某精通经书，伪造了几十方熹平石经，骗过了金石大家方若。④现 现在看来，《营陵置社碑》的作伪，也骗过了金石收藏家章钰和许多汉碑与汉史研究者。但 宋某终究对东汉制度不熟悉，碑文中出现了若干与制度相关的错误。本文拟从汉代制度出发， 指出此碑的问题所在，进一步确认此碑之伪，便于广大研究者认清伪作。
二、碑文所记社祠与汉代官社制度不合
为方便读者了解碑文全貌，先将全部碑文追录于下：⑤
(碑额)营陵置社之碑
(碑阳)盖闻功加于民，祀以报之。天子祀天地，诸侯祀社稷，庶人祀五祀，皆所 以崇德报功，敦本反始也。古者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民得安居，因 祀以为社。天子立之为大社，诸侯立之为国社，大夫而下及庶人立之为置社。《诗》曰： 以社以方，我田既臧。置社之谓也。周因于殷，殷因于夏，三代相承，未闻有所损益。 我高帝龙兴，改秦淫祀，定天地山川社稷宗庙之正典。世祖承命，遵循旧制。及元和三 年，始为天下郡国置社稷，吾营陵之社，即其一焉。春祈秋报，岁有常秩。旱干水溢， 祈祷辄应。四境之民，咸受其福。讫今墙垣颓败，坛墠废圮。熹平三年，营陵之河东山 坠。韩君讳翼，字公辅。天资勤敏，恭俭温良，深达事神保民之义。县内
(碑阴)旧典，因羊思礼，靡废不举。是年大有，君侍秋祠，叹曰：“神降嘉福， 屡有丰年。社祠失修，非崇德报功之义。”乃动丞张原、尉孙扬等，因循旧兆，兴废起 颓，于熹平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壬戌工成，勒铭斯石0,以垂来世。辞曰：
弈弈灵社，式为后土。平我九州，育我百谷。禽兽遁迹，群物安处。先民报功，建 立兆域。降及于今，缵戎前绪。率由旧章，百废俱举。营工既定，荐其时熟。时熟维何? 或剥或亨。燔炙芬芬，牺牲案盛。乐俱入奏，舞以象功。神之格斯，亨我香馨。降其多 福，国家和平。灾害不侵，五谷熟成。岁其有年，民以安宁。
①马子云：《碑帖鉴定浅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第92、94页。
②马宝山：《书画碑帖见闻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80页。关于《李固碑》之伪，施蛰
存结合东汉官制与李固、杜乔的史事作了辨析。参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卷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第299页。
③江岚：“历代碑刻辨伪研究综述”,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指导教师毛远明。
④马子云：《碑帖鉴定浅说》,第91页。
录文主要依据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部分文字据图版有所订正。左右侧官吏题名按栏排序。异体 体字改用通行字。 毛远明释文作“庙”,未作注释，见《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2页。细审图版，当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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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陵令河东山阳韩君，讳翼，字公辅。 丞淳于张原，字德平。
(右侧)左尉豫章南昌孙扬字元举；右尉琅邪姑幕韦湛字孟惠；祠祀掾东海兰陵周 良字子仲；户曹掾平寿吴宜字孝祖。(第一列)
户曹掾平寿陈秉字公巨；议曹掾淳于张通字君达；功曹掾刘复字伯文；功曹掾刘明
字子昱。(第二列)
(左侧)制度掾杜弘字子光；主记吏袁熹，议曹吏刘兆，户曹吏马章。(第一列) 户曹吏李贤；功曹吏李温，功曹吏刘祥，三老杜方。(第二列)
三老武尚，啬夫张信。(第三列)
碑额题名为“营陵置社之碑”,碑文中注明是“社祠失修”,县令动吏“因循旧兆，兴废 起颓”,而不是初始建社，则此处“置”非动词，而应是“置社”为一名词，也合于碑文中 “置社之谓也”的说法。①然碑文所记，真是汉代的置社吗?
正如碑文中所引，《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 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郑玄 注：“大夫以下，谓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 里社是也。”②孙诒让针对《周礼·地官·大司徒》“设其社稷之遗而树之田主”指出：“王侯 乡遂都鄙之社，并为公社，置社则为私社。”从上述材料可知，王侯及官府在县乡所立的社 为公社，而平民百姓自发设于里中的是私社。“置社”就是这种在里中的私社，汉代文献中 也称“里社”。故《陈留东昏库上里社铭》的颂辞曰：“凡我里人，尽受嘉祥。”①库上里社中 祭社和受福均只为库上里之人。《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⑤陈平所分里社之祭肉，也 是在库上里中均分，与他里无关，也与县乡官府无关。⑥
查《续汉书·地理志》,营陵为北海国属县。⑦《后汉书·酷吏李章传》也载：“时北海 安丘大姓夏长思等反，遂囚太守处兴，而据营陵城。”③明确北海之下有营陵城。有关郡县的 的社祭，《续汉书·祭祀志》载建武二年：“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 《汉书·平帝纪》有“立官稷及学官”,颜注引臣瓒曰：“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其后又 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此始立官稷。光武之后，但有官社，不立官稷。”①则可
①李樯也在读《营陵置社碑》中认为“置社”为社名，“置”并非作动词设置讲，且本碑是重修社词，非创 社。李樯：《杞芳堂读碑记》,杭州：西泠印社，2014年，第122-124页。
②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01-1202页。
③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92-693页。 ④蔡邕着、邓安生编：《蔡邕集编年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3年，第2479-2480页。
③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陈留郡东昏县注：“《陈留志》曰：故户牖乡，有陈平祠。”《集解》引惠栋曰：
“圈称云，故阳武户牖乡。”范晔撰，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虚受堂本，1984
年，第1227页。则陈平时代的户牖乡在东汉已升格为东昏县。
①范晔撰，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第1242页。
范晔：《后汉书·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2496页。 范晔撰，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第1137页。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355页。对于臣瓒说的分析辨证，可参看王柏中： 《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35-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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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东汉郡县都设有官社。碑中营陵县所设之社，由营陵令“侍秋祠”,①且“四境之民，咸 咸受其福”,理应为县所置官社，也即《史记·封禅书》“因令县为公社”中的“公社”,②与 一里之人共同所立的“置社”(私社)性质不同。因此，碑额本身就有问题，这是由于造碑 者不懂汉代“置社”与官社之分而造成的。
碑文云：“及元和三年，始为天下郡国置社稷，吾营陵之社，即其一焉。”然《续汉书·祭 祀志》“增祀”条载：“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诏曰：‘山川百神，应祀者未尽。其议增 修群祀宜享祀者。’”③非但时间不对，且续志所载乃章帝时增修宜祭祀的山川百神入祀典， 而非始置郡国社稷。碑文又误。
碑文云“讫今墙垣颓败，坛墠废圮”,后文又称“社祠失修”,乃“因循旧兆，兴废起颓”, 修缮完成后，“勒铭斯石，以垂来世”。然汉代社稷乃以社稷坛进行祭祀，有时也以土、石或 树木为象征物。《淮南子·齐俗训》载：“有虞氏之祀(王念孙云，祀当为礼),其社用土…… 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周人之礼，其社用栗。”④说明从很早开始，祭 祭社所用之物就有变化。《史记·陈涉世家》载：“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 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索隐》引《墨子》云：“建国必择木之修茂者以为丛位。”并 引高诱注《战国策》云：“丛祠，神祠也。”则战国、秦时官社和私社的标志都可以为一棵 茂盛的大树或一片丛林，称为丛祠。又《周礼·春官·小宗伯》“帅有司而立军社”,郑玄 注：“社之主盖用石为之。”贾公彦疏：“案许慎云：‘今山阳俗祠有石主。’彼虽施于神祠， 要有石主，主类其社，其社既以土为坛，石是土之类，故郑注社主盖以石为之。”⑦通过郑注 注和许慎之语，东汉山阳地区的军社和私社有以石为社主的现象。国家图书馆藏有《汉梧台 里石社碑》的碑额拓本，现存“梧台里石社碑”六字，③应指临淄梧台里以石为社，立碑撰 文颂扬梧台社神。而《史晨前碑》载：“夫封土为社，立稷而祀，皆为百姓兴利除害，以祈 祈丰穰。”①则东汉桓帝时代的鲁国，郡社乃封土为社。即使皇家所立太社稷，也是“方坛， 无屋，有墙门而已”。1?可以看出，汉代所立的社，或用土，或用石，或用木，这种土台、 石主、树丛作为祭社的坛场，都可称为社祠，并非有楼阁类的建筑物，1?因而不会有“墙垣”,
①永兴元年(153年)《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记孔庙：“侍祠者孔子子孙大宰、大祝令各一人， 皆备爵。”洪适：《隶释》卷1,收入《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1985年，第 18页。延熹六年(163年)《桐柏淮源庙碑》记有：“春侍祠官属：五官掾章陵刘新、功曹史安众刘瑗、主 簿蔡阳乐茂、户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新野梁懿、功曹史郦周谦、主簿安众邓嶷、主记史宛赵旻、户曹 史宛谢综。”洪适：《隶释》卷2,第31页。
②裴驷《集解》引李奇曰：“犹官社。”《史记》,第1649页。
范晔撰，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第1130页。
④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7-358页。
司马迁：《史记》,第1353-1354页。
马新：《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文史哲》1998年第5期。
①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447-1449页。
编写人员据《水经注》所记，断为熹平五年(176年)。《北图拓本汇编》第1册，第168页。惟碑之存 所，记为：“碑在山东临淄。”而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记为“现藏山东省石刻艺术馆”(第5册，第1604 页)。然此碑现陈列于山东博物馆新馆。
碑拓的流传可参考张鹏飞：《汉梧台里石社碑考》,《<水经注〉石刻文献丛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版社，2015年，第271-274页。
⑩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4册，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230页。
11《续汉书·祭祀志下》,见《后汉书集解》,第1137页。
12田天对秦汉祭祀中的时、庙、祠进行了区分。参见田天：《时·庙·祠：秦汉祭祀建筑的形制与区分》,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附录一，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334-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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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碑者以本时代的知识上溯而致误。①
三、碑文所记制度与汉代官制不合
碑文的硬伤还出现在有关地方官制的混乱与错误。有关县吏的籍贯，碑文对令、丞的记 载为：“营陵令河东山阳韩君，讳翼，字公辅；丞淳于张原，字德平。”河东为郡没有问题， 但山阳为县邑，却非河东郡属县，而是一直属河内郡。如肩水金关汉简有：“河内郡山阳有 利里张万。□”(73EJT24:270)②明确张万是河内郡山阳县人。《米脂官庄牛季平墓题记》为： 为：“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季平造作千万岁室宅。”③这位 西河郡平周县的牛季平，在顺帝永和四年(139年)时，任职河内郡山阳县的县尉。《汉故 光禄勋东平无盐刘府君碑》记刘曜的祖考为山阳令，说明山阳为设令的大县。④两汉山阳县 在河内郡，河东郡是没有山阳县的。⑤出现这种错误，想必是造碑者未及核对。
县丞同为朝廷任命的长吏，按照东汉异地任官的籍贯回避原则，一律不得用本籍人，甚 至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也不得对相监临。东汉后期出台“三互法”,导致“禁忌转密，选用 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蔡邕上疏：“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 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结果是“书奏不省”。①说明朝廷宁愿让官职久缺， 也不愿突破“三互法”的限制。因此北海国营陵县的县丞不得由北海国所属任何一县之人担 任，但碑文所记淳于县是营陵的邻县，同属北海国，明显不符合“三互法”的规定。造碑者 知道籍贯同郡的可以不列出郡名，但不知道东汉长吏异地任官的籍贯限制原则，出现了大错 误。营陵县令、丞的这种籍贯错误，都表明碑文不是当时人所为。
东汉县中属吏，除京畿特制外，其他地区均只能用本县之人，由县令长自行辟署。但碑 中出现了4位县掾分属东海郡兰陵县、北海国平寿县和淳于县，显然有悖东汉之制。严耕望 遍检了东汉史籍和简牍、碑刻的县吏籍贯，表明籍贯限制得到了严格执行。③近年新出土的 东汉三国简牍显示，由本籍人士任职县属吏几乎没有例外。
东汉县属吏中，县廷各曹与某曹掾相对应者为某曹史，如户曹应设户曹掾与户曹史，而 非为户曹掾与户曹吏。本碑中与各曹掾对应的均为某曹吏，明显于制不合。虽然汉代文献中 也出现过以掾吏代掾史的情况，但将对应各曹掾的某曹史全写成某曹吏的现象，只有此碑。
①有关汉代社的研究，可参看宁可：《汉代的社》,《文史》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12页。
劳翰指出：“东汉以后，只有残存的‘置社’尚在社会活跃着，变为城隍和土地的信仰。”见劳翰：《汉代社
祀的源流》,《史语所集刊》第11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1987年，第55页。
②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上册，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17页。
③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79页，图第78
页。
④洪适：《隶释》卷11,第135页上。
⑤东汉另有山阳郡，属于兖州。
严耕望指出：“(东汉)郡国守相及县令长丞尉例不用本郡人甚明。”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籍贯 限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0年，第349页。李解民先生对西汉后期东海郡县级长吏的籍贯作了统 计分析后指出：“126名长吏中的确没有一人的籍贯为东海郡。县级长吏不用本郡人的原则，体现得非常严 格。”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载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 论》,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6页。
⑦范晔：《后汉书·蔡邕传》,第1991页。
严耕望指出，东汉县掾史例用本县人，“不得用辖境以外之人”。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籍贯限制》,
制》,第352页。 《汉郡掾吏张玄祠堂碑铭》有“州郡礼招，署致掾吏，沉静寡欲，不求荣禄”之语，《汉文范先生陈仲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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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各曹的设置，除去必须的纲纪、门下和部分列曹外，可因事设曹。①县中一般的祭 祀事务，常常由户曹掾史或廷掾兼管，如《伯夷叔齐碑》载：“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史，登山 升祠手书。”②即使有朝廷的使者前来祭祀首阳山，陪同的也只是郡县户曹掾史，这是官僚科 层制下的职掌分工所致，户曹本就主民户及礼俗诸事。而专设祠祀掾史，必须是县内有重要 的祭祀事宜需要处理才会增设，如常山元氏县因增加无极山神和白石神君的祭祀，才设祠祀 掾史专理其事，③否则也只是廷掾和户曹处理。前引《汉祀三公山碑》载，在安帝元初四年 (117年)之时，只是由廷掾和户曹史祭祀；在《汉三公山神碑》记录的质帝本初元年(146 年),仍然是户曹史和廷掾处理，①只有到了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增祀无极山和白石神 君后，加上原有的三公山、封龙山、灵山之祀，祭祀事务繁剧，二碑的记载中才出现了祠祀 掾史。由此可见，专门祠祀吏的设置，必须是县内有重要或繁重的祠祀需要。某些县即使有 名山大川之祀，但事务不是太多，也可能由郡县吏轮流侍祠，如《桐柏淮源庙碑》载：“春 侍祠官属：五官掾章陵刘诉、功曹史安众刘瑗、主簿蔡阳乐茂、户曹史宛任巽。秋：五官掾 新野梁懿、功曹史郦周谦、主簿安众邓嶷、主记史宛赵旻、户曹史宛谢综。”虽然南阳郡有 淮源庙需要尊神敬祀，但庙祠之责由各属吏轮流执事，而未专设祠祀掾史。史籍和碑刻中少 见祠祀掾史，也是由于本来就很少设置的缘故。⑥营陵县没有重要的祭祀事务，社祭之事毋 需专门的祠祀吏处理，更不可能异地辟除东海郡兰陵县人为祠祀掾。
“制度掾”一词，来源于《续汉书·百官志五》“县乡”条“各署诸曹掾史”本注：“诸 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①迄今文献中只此一 见，也未有见郡县设有“制度掾”一职者。徐畅通过考订指出：“制度掾非单一指代，指接 受长吏指派，到基层分部巡行，处理具体事务的郡、县属吏。”可见，制度掾是指一种类型 的属吏称谓，而非单一的曹掾。造碑者从《续百官志》中拈出这一少见的名称列上，可谓聪 明反被聪明误。
汉代郡县功曹在文献中或简称功曹，或全称功曹史。从西汉后期的尹湾6号汉简名刺 木牍记录来看，投给师饶的名刺正面文字，木牍一四为“进卒史师卿”,一五为“进东海大 守功曹师卿”(一七同),一六为“奏东海大守功曹”,而师饶投谒名刺的自称在木牍二二为
弓铭》也有：“遣官属掾吏，前后赴会，刊石作铭。”分别见《蔡邕集编年校注》,第499、369页。“掾吏” 可能即是“掾史”,但也有可能是后世刊误或蔡邕之笔误。
①参见拙文：《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后收入《两汉县行政研 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109页。
②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75《蔡邕》,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879页。
元氏县有六名山，《白石神君碑》所记有五：三公山、封龙山、灵山、无极山、白石山等。参见徐玉立主
编：《汉碑全集》第5册，第1722页。
④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2册，第553页。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3册，第953页。
因此严耕望叙述郡府组织时，将户曹与祠祀掾史列为一曹，并指出：“其郡国境有先圣先贤庙及名山大川 者，则别设专吏以守祠之。”见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郡府组织》,第130-131页。但从《无极山碑》 与《白石神君碑》所列祠祀掾史的情况来看，应为元氏县属吏，而非常山国属吏。
①范晔：《后汉书》,第3623页。
徐畅：《续汉书百官志所记“制度掾”小考》,《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
笔者检索、统计了秦汉文献中的郡功曹(史)125处、县功曹(史)30处，只《隶释》卷17中录有《益 州太守无名碑》中列有：“功曹掾建伶□泽字文口，主□OO0□字□□,从史牧靡□口字元白，从史桥 栋口□字□□,故吏牧靡孙口。”但从洪适的记叙来看，题名本就不清晰，以致连行数都数错，因而文字识 错、录错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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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守功曹史饶再拜谒”,投谒长安令的名刺反面为“东海大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 拜”(二三反)。①综合这些往来名刺上的称谓可知，东海郡“功曹”师饶，其正式的职衔为 郡“卒史”,即木牍二《东海郡吏员簿》太守府“卒史九人”之一，而其具体职名则为“功 曹史”。②汉碑中也多见“功曹史”,如《合阳令曹全碑》《巴郡太守都亭侯张府君功德叙》等。 等。郡吏中与功曹史对应的是五官掾，县吏中与其相对应的是廷掾，郡县吏中并不存在“功 曹掾”。③此碑中有刘复、刘明二人为“功曹掾”,后又有李温、刘祥二位“功曹吏”,明显来 来自不明汉制的造碑者杜撰。康熙年间褚千峰所伪造《汉故陈君之碑》碑阴同样列有“故功 曹掾”。不明汉制，是为造假者的通病。④
汉代县中只设一名县三老，县下各乡均设一名乡三老。从尹湾汉简《集簿》可知，这一 制度得到了严格实施。⑤因此当碑文中出现二名以上三老时，必须明确是县三老还是某乡三 老，如《苍颉庙碑》中记有“衙县三老上官凤季方三百，衙乡三老时勤伯秋三百”,《部阳 阳令曹全碑》碑阴中有“县三老商量伯祺五百、乡三老司马集仲裳五百”。②但县社之祠，由 由县令亲自侍祠，一般不关乡三老事，因此只需一名县三老参加。此碑中列有杜方、武尚二 名不记等级的三老，明显是不详制度而误。
最末的“啬夫张信”,指向不明。在东汉时代，乡中设有乡啬夫(或乡有秩),如《后汉 碑阴门生等题名》中的“莲勺左乡有秩、池阳左乡有秩、池阳集丞有秩”,《鲁阳都乡正卫 卫弹碑》中的“阳泉乡啬夫韩牧。都乡啬夫尹口。唐乡啬夫张闳。瞿乡啬夫庞口”,还有《平 《平邑汉阙》中的“乡啬夫”四等；或如《成阳灵台碑阴》中的“守皇屋啬夫仲民”。1?文献
①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3-137页，图版为25-34页。 ②蔡万进指出：“其实际情况是墓主师饶的身份为‘卒史’,因其分掌功曹，故又称‘太守功曹’、‘功曹史’, 因太守府诸曹中功曹最为紧要，故又称‘主吏’。”蔡万进：《尹湾简牍所反映的汉代卒史署曹制度》,载李 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O○二、二OO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2页。 ③县中功曹史的研究参见拙作：《简牍所见秦代县廷令史与诸曹关系考》,载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 研究二O一六春夏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2-146页。《史记·萧相国世家》载：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索隐》谓：“《汉书》云‘何为主吏’。主吏，功 曹也。又云‘何为沛掾’,是何为功曹掾也。”(第2013页)然唐人司马贞此注中出现的“功曹掾”实误， 参见拙作《“萧何为主吏”考》,未刊稿。
④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金石经眼录》,苏广明照文津阁四库本钞，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第48-49页。 牛运震补说谓：“在沂州东南四十里。雍正六年为土人所埋藏，不可复拓。”又见牛运震《金石图说》甲下， 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2册影印光绪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942页。杨守敬 跋曰：“牛运震《金石图》云雍正间，碑出兰山。初出土时，邰阳褚峻手拓数本，再往则土人埋之矣。或谓 即褚氏伪造。阮文达又深信为真。余从诸城刘氏得此本，有泾县赵琴士图记。琴士故收录家，着有《金石 文钞》。细审此碑，剥落痕迹与古刻豪发无二，篆额尤极古劲。如果褚氏有斯绝技，将《隶释》所载已佚之 碑，何种不可伪作。乃为斯从古无闻之残碣乎?原石既不存，恐真鉴者以不得见墨本为恨，故镌之于木， 略存梗概，俟好古者察焉。”杨守敬：《望堂金石》,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4册影印宜都杨氏飞青
阁刊本，第2840-2847页。则杨守敬即已听说为褚伪造之说。王壮弘列入伪刻目，马子云明确指出《陈德 残碑》为康熙年褚千峰(即褚峻)造。马子云：《碑帖鉴定浅说》,第94页。
东海郡38县、邑、侯国，共设38名县三老；170乡置有170名乡三老。参见《尹湾汉墓简牍》一正，
第77页。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3册，第918页。
①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5册，第1805页。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2,收入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光绪丁亥行素草堂刊本，1982年，第17846页下。
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一论先秦两汉的单一假一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5
135页。
①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1册，第161页。
11洪适：《隶释》卷1,第16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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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有在不明上下文中单独以“啬夫”言者。汉碑中凡单独出现有秩或啬夫的，都能在前文 找到是哪个乡所设，如《汉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中单独的“有秩”乃因前文出现“平乡”, 明显为“平乡有秩”,①《孝子董蒲阙》中的“掾李纯、有秩张成”即由前文“孝子澄乡宜利 利里董蒲”而指“澄乡有秩”。②此碑中出现了啬夫，但前文全然未提及任何乡，是为不明制 制度而误植于此。
另外，碑文提到营陵县令欲修社祠，“乃勃丞张原、尉孙扬等，因循旧兆，兴废起颓”。 汉代县级长吏一般设有令(长、相)、丞、尉，均为朝廷任命。③虽丞、尉为令长佐贰，但在 在这类日常行政项目中，一般不会出现县令长“动令”丞、尉做某事的命令式词语出现。在 其他的东汉碑刻中，多有主官或长吏敕令或部署、安排属吏去完成某项工程之语，如《部君 开通褒斜道记》:“大守钜鹿部君，部掾冶级、王弘，史荀茂、张宇、韩岑等兴功作。”④《汉 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表》:“长广汉王君，建和二年冬，任掾杨口，攻治破坏。”⑤《汉武都 太守李翕西狭颂》:“勃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审，因常繇道徒，烧破析。”《西岳华山庙碑》: 碑》:“京兆尹动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①《成阳灵台碑》:“时济阴太守魏郡审晃，成阳令 令博陵菅遵，各遣大掾，辅助仲君。”《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郁阁颂》:“乃俾衡官掾下辨 仇审，改解危殆，即便求隐。析里大桥，于今乃造。”③这些全都是长吏派遣属吏去执行，可 以用勃、部、任、遣、俾等命令、祈使语气的动词。顾炎武云：“勃者，自上命下之辞。汉 时人官长行之椽属，祖父行之子孙，皆曰敕。”“明确了“动”是以上命下的命令语辞。如果 令长、丞、尉同时出现，一般并列记于碑文之后，如《汉祀三公山碑》:“长史鲁国颜汜， 五官掾阎佑，户曹史纪受，将作掾王筋，元氏令茅厘，丞吴音，廷掾郭洪，户曹史翟福，工 宋高等，刊石纪焉。”?《无极山碑》:“常山相南阳冠军冯巡字季祖，长史颍川口申屠口字
□口，元氏令京兆新丰王翊字元辅，丞河内□口□□口，左尉上郡白土□口字口口，祠祀掾
□贤廉香，口掾和口口□口口，祠仁德掾樊淑，史吴宜，小吏吴黑。”?《白石神君碑》:“光 和六年，常山相南阳冯巡字季祖，元氏令京兆新丰王翊字元辅，长史颖川申屠熊，丞河南李 邵，左尉上郡白土樊玮，祠祀掾吴宜，史解彻,石师王明。”13均未有县令长动令丞、尉之 语。尤其是县尉，因为祭祀事务非其职掌所在，一般只是参与者，县令长不可能命令县尉去 直接主持这类事务。此为造碑对汉代行政运作方式不明而致误。
碑文末尾的官吏列表中出现了“左尉豫章南昌孙扬字元举；右尉琅邪姑幕韦湛字孟惠”, 说明营陵县设有左右二尉，但正文中却只列出“尉孙扬”,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行文规范。
①洪适：《隶续》卷11,第395页下。
②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上海：博古斋影印本1924年，卷19,第4页。
③参拙文：《秦汉“长吏”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①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1册，第107页。
洪适：《隶释》卷4,第52页上。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4册，第1327页。
①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4册，第1105页。 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册，第336页。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册，第147页；洪适：《隶释》卷4,第53页下。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1,收入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2册，第9200 9200页。本条材料感谢匿名审稿人检示! 11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1册，第289页。 12洪适：《隶释》卷3,第46页上。
13《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册，第175页；洪适：《隶释》卷3,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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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县长吏中有设尉一人，也有只设左尉或右尉一人，还有同时设左右尉二人，少数还有不 设尉的情况，皆为当时常制。①但只要县中设有左尉或右尉，行文中都必须指出是左尉还是 右尉，而不能直接用“尉”指代其中某一人。像《西岳华山亭碑》有：“府丞渤海刘固叔长、 功曹史杨儒曼先、主簿湖杨馗伯冯、供曹掾杨基伯载、史陕许礼文化、县丞陇西彭和伯怡、 左尉陇西甄璆叔曼。”②即使没有出现右尉，也要写明甄璆是左尉。而《都乡孝子严举碑阴》 列出的则是“丞广汉属国王杜字文柜，右尉楗为南安周位字惠照”,③不见左尉，但也要写明 明周位是右尉。这种情况，不了解当时的制度语境和行文习惯，是很容易出错的。
四、结语
通过将碑文内容与东汉社祀制度进行比对、考证，可知《营陵置社碑》碑文中存在对民 间私家的置社与县官的公社混淆不清的问题；由于对上古秦汉祭社用土台、石主或者树丛的 情况不明，因而碑文中既有“社祠”,又用“坛墠”,还出现“墙垣”的表述，暴露出造碑者 对东汉社祀制度的知识缺陷，是作伪的明证。碑文中同样体现出在东汉职官制度方面的重大 问题。这不仅仅体现在县令对县丞、尉的命令式词语“勃”不合当时文书惯例，更多是与东 汉地方官吏的籍贯限制大相矛盾，该回避本籍的长吏没有回避，必须用本县人的属吏出现了 外郡县人，这也是造碑者难以掌握周全的汉史知识。至于将与曹掾相对的曹史误为“曹吏”, 杜撰出“功曹掾”,将表示一类属吏称谓的“制度掾”误作一种职官，给毫无需要的营陵县 增设祠祀掾史，以及误用“三老”、“啬夫”等细节上的硬伤，都表明造碑者不会是生活在汉 代的当事人，而是后代的作伪者。认清《营陵置社碑》为伪刻，有利于初学者正确了解汉代 制度，避免误习伪造材料而形成对汉代历史的错误认识。
载《西部史学》第9辑，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5-28页。
①参看拙着:《两汉县行政研究》,第72-78页。
②洪适：《隶释》卷2,第27页下。
③洪适：《隶续》卷11,第394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