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循吏杨玉堂
杨玉堂（1792-1856），清代寿光仉家庄人，一生都在四川任职。初官永宁，继官荥经，道光十五年（1835）补兴文知县，后调署安岳，升峨边厅通判，又升绵州知州，道光二十八年（1848）官嘉定知府，道光三十年（1850）官潼川知府，又官夔州、龙安。一生宦蜀，三任绵州，皆有惠政，颂声载道。四川十几部方志留其名或载其政绩，绵州百姓为其建生祠，入寿光乡贤祠，春秋祭祀。寿光地方志对杨玉堂的记载很简单。前些年，一本名为《皇清诰授朝议大夫署四川龙安府知府显考缜亭府君行述》的手抄面世，为杨玉堂之子杨金相撰文，洋洋洒洒万余字，详细记述了杨玉堂的生平事迹，本期以其为底本，结合寿光及杨玉堂所任县、厅、州、府各方志，杨公祠遗存碑刻和杨玉堂著作《邮筒草》，对杨玉堂的一生进行了简单梳理。
本期撰稿：张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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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蜀为官 开局不易
杨金相所记杨玉堂生平。
《荥经县志》中记载的杨玉堂。
杨玉堂考中举人后，等到40岁，才有机会获得官职，担任四川永宁知县，然而所任之处并不好治理。他整顿吏治，饥荒年为百姓申请开仓放粮。他审案勤勉，全县没有积压的案件，诉讼也越来越少。杨玉堂因做事认真扬名官场。调任荥经知县，他剔除积弊，对各铜厂、铅厂进行监督管制，由此秩序井然。
年届四十终获官位
被笑穷酸不以为意
杨玉堂（1792—1856），字缜亭，号丹南，清代青州府寿光县仉家庄（今寿光市侯镇南仉庄西村）人。“丹南”，即丹河之南，因其村位于丹河南岸，故有此号。高祖杨华裔，字绍甫，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曾任高唐州学正。杨华裔的兄长杨芳裔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举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曾任顺义县（今北京市顺义区）知县，著有《谷兰文稿》。孙家庄杨氏是寿光历史上的著姓大族，《寿光乡土志》列为寿光六大家族之一。
杨华裔辞官回乡后，由寿光孙家庄（今营里镇孙家庄）迁居仉家庄。杨玉堂之父杨象乾，母朱氏、继母李氏。兄弟四人，长兄杨玉阶，字升甫；二哥杨玉田，字韫石，邑庠生；弟杨玉城，字西垣，候选从九品。杨玉堂排行第三，原配刘氏，后娶孙氏，继子杨金相，贡生。
杨玉堂从小聪慧过人，爱读书，博闻强记，性格温和，见义必为。22岁考取秀才，此时因家道中落，故到乡校教学。24岁，应潍县进士傅廷兰的邀请，到其任职的扬州府宝应县担任幕僚。傅廷兰，字馨谷，又作欣谷。清潍县傅家庄（今寒亭区高里街道傅王村）人。乾隆六十年(1795)举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河南新郑县知县，未半年，以丁忧去职。又历江苏宝应、吴江县知县。所至矢勤矢慎，吏畏民怀。任宝应县时著《开下河议》，对治河筑坝颇有建树；又禁鸦片，认为禁卖不如禁买。二说皆未见实行。杨玉堂在江南，与傅廷兰相伴，切磋交流，见闻日广，对其以后为政有深刻影响。第二年，杨玉堂回乡参加乡试，未能考中。
嘉庆二十三年（1818），杨玉堂26岁，考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大挑一等。所谓大挑是清朝乾隆年间制定的一种科考制度，为的是让已经有举人身份但又没有官职的人有一个晋升的机会，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六年举行一次，挑选的标准多种多样。道光十一年（1831），杨玉堂终于取得候选资格，前往四川。伯父、叔父一同前往，有官员、士绅笑话他们衣食俭朴，一副穷酸样，杨玉堂并不在意。道光十二年（1832），40岁的杨玉堂被正式任命为四川永宁县知县（今叙永县，隶属四川泸州市），开始了为官四川的生涯。
为官永宁整吏治 审案公正不拖延
永宁县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过渡地带的中低山区，土壤贫瘠，百姓穷困。原本隶属于贵州威宁府，但因去府千里，而永宁县的衙署又与四川叙永厅同在永宁，加之永宁县的百姓散处于四川江安、纳溪、兴文等县，管理不便。雍正五年（1727），在四川官员的建议下，就把永宁县从贵州划入四川。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可知永宁县的治理难度还是很大的。
杨玉堂到任后，首先整顿吏治，“慎取与，明赏罚”，每次外出办差，要求杂役的伙食供给等费用都要自备，不许骚扰百姓。上任不满一个月，就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他还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每月课试学生，不仅管饭，前几名还有奖励，而这些费用都是他自掏腰包，“一时弦诵兴歌彻于境”。
不久之后，他遇到了上任以来第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日，永宁县和江安县交界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二死一伤的案件。死者家属分别向两县报案，并指明凶手为陈六和林海棠。江安县令夏某为了争功，立即缉捕二人并严刑逼供，使两人都认了罪。夏某又迅速发出结案报告，然后才将全案相关人员押送至永宁县审办。杨玉堂审讯后觉得案件有可疑之处，于是暗中访察，发现此案是陈六一人所为，与林海棠无关，林海棠是屈打成招。杨玉堂极力为其脱罪，结果与夏某发生抵触，只好提出赴省重审。当时张日晸（1791—1850）任首府，负责处理此案。
张日晸字东升，号晓瞻，是清镇（今贵阳清镇市）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道光十三年（1833）调任成都府知府。张日晸历经7个月的详细调查审讯，结果与杨玉堂判断一致。从此，杨玉堂办事认真的作风在四川官场传开。
永宁县有济仓，贮谷千余石。道光十三年发生饥荒，谷价大涨，贫苦百姓受冻挨饿，杨玉堂请求上级开仓放粮，平价出售，上司却犹豫不决。杨玉堂说：“饥民嗷嗷待哺，何忍坐视？”上司无言以对，只好批准，救活了数以万计的百姓。杨玉堂为官“以诚实为本，以国事为家事，以民事为己事，不扰民，不留狱”。10天左右一定派人到监狱，查看是否有关押还未审理的案件。因此，全县没有积压的案件，诉讼也越来越少。
道光十三年四月，杨玉堂卸任永宁知县。此时，“四厅”（直隶厅）之地发生骚乱，总督令他赴峨边查办夷务。当时正值盛夏，河水暴涨，但他没有一句怨言，欣然就道。
同年十月，杨玉堂调任荥经知县。荥经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是控扼川滇、川藏的交通要道，曾是中国南方丝绸之路的首要驿站和重镇，因此监差、藏差络绎不绝，百姓负担很重。又因为荥经县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开办有铜厂、铅厂，因此不法之徒时常作乱。杨玉堂一方面剔除积弊，使百姓的差役负担节省大半；一方面派专人对各厂进行监督管制，并派办事老练的差役捉拿犯法作乱的人，各厂因此管理有序，秩序井然。至于教育和刑狱则一如永宁县。他担任荥经知县一年多，然后回省等待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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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操劳 治官为先
光绪二十三年《续修安岳县志》中所记杨玉堂。
1915年《峨边县志》中记载的杨玉堂。
光绪十三年《兴文县志》中记载的杨玉堂。
一纸调令，杨玉堂到“缺之苦为通省第一”的兴文县上任，他劝课农桑，整顿学校，日夜操劳。临县的盗贼被送到兴文县，他也会接下案子依法办理。安岳县素有“健讼”之风，他到任后，总是快速处理，以免拖累人证。升任为峨边厅抚彝通判后，他先从官兵入手治理，边境安宁。
不怕苦差为官兴文
获“泽溢境外”之颂
道光十五年（1835）二月，兴文县令空缺，“缺之苦为通省第一”，即是出了名的苦差累差。之前，委任状屡次更换，待受任官员不是托关系换差，就是坚决不上任。淄川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王培荀，也曾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调任兴文县。他在《听雨楼随笔》中写道：“山邑荒僻，苗夷杂处，民蠢蠢与鹿豕伍。”此话虽直白，但应是实际情况。等到杨玉堂被任命为兴文县知县，知府张日晸也为其感到惋惜。杨玉堂却坚定地说：“是邑虽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敢不尽心整顿乎！”
九月一到任，杨玉堂便深入民间，寻访百姓疾苦。劝课农桑，整顿学校，日夜操劳。书院没有经费，雇不起教师。杨玉堂慨然说道：“我以前做过塾师，那就让我重操旧业吧！”从此，政事之余，他又兼任起塾师。一月两大课，五日一小课，亲自批阅文章。学生中不仅有本县学子，还有邻县九姓土司长官任氏族人也慕名而来，官署一时成为学堂。因此省下的费用，再加上一些案件罚入学田的收入，书院从此有了固定经费。
兴文县的临县是江安县，江安县有人抓到盗贼，送到了兴文县。下属说：“这是江安县的事，我们不好越俎代庖。”杨玉堂却说：“作官原宜为民除害，何分畛域？”于是命人立即接下案子，依法办理。不久后，江安县士绅、百姓送来“泽溢境外”木匾，表达感谢崇敬之情。
有一名姓石的妇女，50多岁，与小叔子打官司。石氏老实可欺，不会说话，只说一生没见过她丈夫。杨玉堂于是让妻子孙氏将石氏请入内宅，让妻子与她细细交谈。原来石氏的父亲与她丈夫杨文远的父亲是“老亲”，所以定下儿女亲。两人快要成婚的时候，杨文远却因院试未中，遭受思想打击，离家出走。两家商议先过门，等到杨文远回来再举行仪式成婚。刚开始杨文远还有音讯，几年后公公去世，杨文远也客死他乡。父母、婆婆都劝石氏改嫁，但她坚决不同意。婆婆还有两个儿子，但因母子不和，早就分家了，婆婆跟着石氏生活。石氏照顾婆婆20多年，并过继了从兄之子杨在川为子嗣，全家依赖石氏纺织为生。婆婆去世后，因为继子不是丈夫两个弟弟的孩子，所以经常发生矛盾。杨玉堂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叫来杨文远的两个弟弟，进行了批评教育，还给石氏出房费银，上报礼部，建贞节坊。杨玉堂还亲自作《贞女诗》一篇，称赞其为“巾帼中烈丈夫”，并制成诗屏予以表彰。此事之后，百姓知义，乡里人开始敬重石氏。
升任峨边厅抚彝通判 整顿边防疆域定型
道光十七年（1837），杨玉堂调任安岳县令。此地盛行“健讼”之风，也就是好打官司。这种诉讼之风在新官上任时往往会达到高峰。一是一些百姓对原判不服，会试图重翻旧案；二是奸顽好讼之人觉得新官初来乍到好欺负，有机可乘，于是故意兴讼，以谋取利益；三是在前任州县长官任上已递交词状却未得到处理的百姓，也会在此时递交催呈，催促新任州县官及早审理其案件。
杨玉堂上任之后，每到“牌日”，新旧呈文约有七八十件，五日不下百余状。他总是快速处理，不拖累人证。他每天坐在公堂上，嘴上传达，手中批阅，从辰时（7时至9时）一直忙到申时（15时至17时）才退堂吃饭。有人劝他节制，不要过度劳累。他却说：“作官者清闲一日，不知惹乡间多少怨嗟，耗细民几家财粟，吾焉得自逸而忘闾阎疾苦乎！”杨玉堂为官安岳九个月，诉讼越来越少，于是他仍回兴文县担任县令。
道光十九年（1839），经吏部考核，杨玉堂政绩优异，冬月赴京朝见皇帝。道光二十年（1840）春，经过山东寿光老家，短暂停留，六月又回到四川。总督因为杨玉堂熟悉边疆事务，于是升其为峨边厅抚彝通判。峨边厅设置于嘉庆十三年（1808），是一个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集地，长官为通判，品级为正六品，高于县官的正七品。
峨边厅三面都是未归附的夷地，夷人时常出没，抢掠百姓，袭击官军。他们气焰之所以嚣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边防松弛，官兵懒散。杨玉堂一上任，便团结军营，激励将士。他手书堂联与官兵共勉：“去褊心，去私心，去机心，将心比心，相与同心；不喜事，不怕事，不留事，各事其事，自然无事。”他还劝乡间建碉堡、设关卡、办团练，配发武器，每日操练，赏罚分明。同时要求“质彝”（彝族人质）各保要路，发生动乱则进行重罚。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有夷人千余人从二道坪出巢，当时下着小雨，突然雷声大震，击毙夷人四名，震死十余人。夷人知道出师不利，于是立即返回。乡民就地建雷神庙，都认为是杨玉堂的恩德感动了上天。从此之后，信义彰显，夷人潜伏，边境安宁。
道光二十三年，业乃家族等6支夷地主动恳请改土归流，认粮纳税，遵依王化，收入版图，与汉民一体当差。杨玉堂申报批准，赏赐姓名，查造户口，编联保甲，峨边厅疆域至此定型。按惯例三年提升，但杨玉堂整整做了五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卸职。为官峨边，他先从官兵入手治理。杨玉堂在《致署仁寿县恒季安》信中说“治匪必先治差”，即治理匪患，必先治理差官，这或是峨边一役的深切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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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一方 责无旁贷
清同治三年《嘉定府志》记载的杨玉堂。
《直隶绵州志》中记载杨玉堂政绩。
杨玉堂代理绵州知州时，此地属于“冲繁难”的要缺，前期积累了许多大案。杨玉堂上任后，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清牌甲，练团勇，修堰塘，整学校”，社会风气大有改善。升任嘉定知府后，杨玉堂在帮办夷务上积极配合，对各个隘口逐一考察，分析形势，制定策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代理绵州知州 改善当地社会风气
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杨玉堂代理绵州知州。绵州之缺不同于其他地方，是“冲繁难”的要缺。
需要说明的是，清雍正间，由广西布政使奏准，分定全国州县为“冲、繁、疲、难”四类，以便有针对性地选派官吏。交通频繁曰“冲”，行政业务多曰“繁”，税粮滞纳过多曰“疲”，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县称为“最要”或“要缺”，一字或无字的县称为“简缺”，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三种）为“要缺”，二字（有冲繁、繁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六种）为“要缺”或“中缺”。当然，各个地方的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治理情况有所变化。遇有简缺，由吏部月选，即抽签决出；要缺则不由吏部月选，而是由该省督抚于属员中拣选补授。除绵州外，杨玉堂为官的兴文县为简，夔州府为冲繁难，龙安府为繁，荥经县为冲繁，嘉定府为冲繁，峨边厅为要缺，潼川府为繁难，安岳县为繁难，多为要缺、中缺。杨玉堂“廉能可任”，于是正式任命，品级为正五品。
绵州是交通要地，下辖德阳、安县、梓潼、绵竹、罗江五县。因长期受到“啯匪”“拉搕”等问题困扰，积累了许多大案。“啯匪”又称“啯噜”，成员称“啯噜子”，是自清乾隆以后在四川社会上出现的一股黑恶势力，他们平时在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上，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严重危及民众安全及社会稳定。所谓“拉搕”则是指四川科场上盛行的一种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在于考官对科场乱象治理不力，一些士子眼见作奸犯科之人逍遥法外，不免要对监考者心生不满，于是他们拉帮结派，聚集一伙不法之人，等候在监考人员的必经之路上，将其团团围住，声称要他们交出贿赂钱财。监考官员被逼无奈，只得雇佣数十名身强力壮的大汉充当保镖，这也导致了双方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有时甚至出现伤亡。不管是部分士子还是监考官员，他们采用的方法都是不合法度的，甚至危害社会稳定，有时还会造成无辜人员受害。
面对如此局势，杨玉堂一上任并没有大动干戈，实行严刑峻法。相对于某观察使的“尚严武”，他则“别真伪”“为等次”。“别真伪”即实事求是，查明情况，不搞一刀切。“为等次”即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待祸首，重治其罪；从犯视情节进行不同程度的宽大处理。与此同时，杨玉堂还“清牌甲（户籍制度），练团勇，修堰塘，整学校”，制定法规刊刻印发，晓谕四境。最终，“歼巨魁”，无辜之人得以活命，社会风气大有改善。
升任嘉定知府 帮办夷务平定祸乱
道光二十八年（1848）八月，杨玉堂升任嘉定知府（从四品）。前任知府邵勷，是山东济宁州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二十年（1840）任嘉定知府。邵勷在任八年，却落了个公私两亏的下场，以致滞留五个月不能走。杨玉堂倾囊相助千金，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又据《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嘉定府邵勷因表率无方，且有别项案件，请以同知降补，归部选用。
清代嘉定府，府治设于乐山县，辖乐山、峨眉、洪雅、夹江、犍为、威远、荣县共七县和峨边一散厅。乐山、犍为两县与夷地接壤，夷人经常外出大肆抢劫，当地官员往往束手无策。杨玉堂上任时，正值前任青州太守李乐亭留在家乡督办夷务。李乐亭是四川乐山人，举人，曾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青州太守。上司写信嘱托杨玉堂协助办理夷务，主要任务还归李乐亭。有人高兴地对杨玉堂说：“自此地方官稍宽责备矣！”即以后地方官可以稍微放松，出了事也可以少挨批评。换言之：李乐亭主管夷务，出了事由他顶着，没有地方官的责任。杨玉堂听后却神情严肃地说：“李公本地绅耆耳，现今边防糜烂，李公将焉致力，我有地方责，安忍以宪意便心存推诿乎？”这年秋天，夷人进犯边境，骚扰铜子街、五渡溪等地，杨玉堂亲自带兵前往平叛，一直等到夷人回到老巢才收兵。
这年底，边境又不安宁，杨玉堂派乐山李县令偕同武官前往巡防，而李县令竟然自作主张，于除夕返家。杨玉堂得知后，失望地说：“如果都像李县令这样，如何保卫边防？”当夜，他亲带士兵赶赴边境查看，但还是晚了一步，边境已被劫掠一空。杨玉堂非常痛心，把过失归于自己，对边民进行抚恤，对李县令从宽处理，令他办理善后事务。之后又倡建碉堡，使民自卫，并带头捐款五百金以备急需。他还对各个隘口逐一考察，分析形势，制定策略，亲力亲为。
在帮办夷务上，杨玉堂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踢皮球”，而是积极配合，尽职尽责；在李县令玩忽职守这件事上，作为上司杨玉堂没有“甩锅”，而是归过于己，对下属宽大处理，令其将功补过。他为官不推诿，于此两事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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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佑生民 廉洁奉公
清光绪二十三年《潼川府志》中记载的杨玉堂。
《邮筒草》中有关杨玉堂督办粮饷的记载。
杨玉堂积劳成疾，患上怔忡疾，升任潼川府知府后，在剿灭白莲教时力主查明真实情况，不愿用百姓的性命交差。在杨玉堂的努力下，只有潼川得以保全。他奉命前往夔州驻守，并督办粮台，主动将自己与下属及同僚的工钱、饮食均由养廉银中支出，不染公款一分一毫。
再任绵州积劳成疾 为官潼川保境安民
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俞知府到任，上司因为杨玉堂熟悉嘉定情况，仍让其协助处理夷务。九月下旬，杨玉堂回到绵州任上，不久请求皇帝询问、接见（任命程序之一）。道光三十年（1850），从京城回到四川，二月回到绵州。
杨玉堂平时遇到复杂案件时都会心神不宁，徘徊不定，反复思考、推理，以致废寝忘食；又加五年边防，两年嘉定，无论是清理积案，还是督办夷务，经常夜以继日，导致心血亏损，患上了怔忡疾（心悸）。这年春，朝廷令督抚举荐官员，总督已将杨玉堂列入举荐名单，并写有“守洁、才裕、安详、老练”的推荐语。守洁，即能保持廉洁的操守；才裕，是说他才能充裕，能堪大任；安详，指他遇事从容、稳重；老练，则是说他为官经验丰富，办事老道。杨玉堂想到从政十余年，一半时间为夷人耗损心血，怔忡时常复发，力不从心，心生退意，于是请道员马艺林代为辞请，但是没有批准。
道光三十年九月，杨玉堂升任潼川府知府。清代潼川府辖：三台、射洪、盐亭、中江、遂宁、蓬溪、乐至、安岳共八县，号称“巨郡”。前任知府因为浪费，导致公项亏损。所以这次上司坚决选任能够力行节俭，以身率下，廉明公正的官员。杨玉堂被选中。
杨玉堂一上任，凡是府衙陋规一律清除。咸丰元年（1851），咸丰帝登基特开辛亥恩科，杨玉堂被调任“内监试”（掌纠察阅卷事），结束后，仍回潼川。当时，各省奉旨剿灭白莲教，绵州有个叫“古精力”的人，平时以妖言惑众谋生，上司得知后，密令潼川、绵州各属县进行缉捕。刚开始查无踪影，官员为了交差，株连械斗百姓100多人。同僚、下属官员都认为特殊时期，事关重大，应该把这些人押送到省里进行审办，官员也可以免除责任。杨玉堂却悲伤地说：“彼案内连累甚多，苟非廉得其情，一概发解能保生还乎？我岂忍以民命迎洽上宪之意？”意思是：“这个案件连累的人太多了，如果不能查明真实情况，进行甄别，就把这些人一概上交，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我怎忍心用百姓的性命来向上级交差呢！”但是，最终他们也没有听从杨玉堂的建议。后来“古精力”从陕西回到绵州，被捉拿归案，案件才最终了结。此案，金堂县（属成都府）百姓被牵累的人最多，搞得全县人心惶惶。川西南一带，因搜查捕拿罪犯，兵差往来不断，达数月之久，搞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只有潼川得以保全，这都是杨玉堂的功劳。
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至明朝监察御史的寿光人魏琯，于清顺治二年(1645)归顺清廷。历任湖广道御史、大理寺卿、兵部督捕右侍郎等职。一生多与刑狱打交道，在处理案件中，他始终以“民命至重”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法司盖以民命至重。”杨玉堂在“古精力”一案中，没有按照上级的意思办事，没有按照同僚的意见妥协，虽无力改变，仍尽全力保境安民，这正是因为他认为“民命至重”，把百姓的性命、利益放在首位。这种思想体现在他赈灾、平乱、处理诉讼等方方面面，也正因此，许多无辜百姓得以活命。
驻守夔州督办粮饷
不染公款一分一毫
咸丰二年（1852）六月大雨，涪水泛滥成灾，沿岸房屋田地被淹没，杨玉堂带头捐钱救济灾民，百姓生还者无数。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陷武昌，逼近四川。上司想要找一个有智谋，且老练、熟悉边防事务的人。于是令杨玉堂前往夔州驻守，并督办粮台。夔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夔门，就位于府治奉节县城东侧，地势如两扇门，有“锁镇全川之水，扼巴蜀之咽喉”之称，是古代东入蜀道的重要关隘。明末，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军，就是从武昌逆流而上进入夔州，进而占据四川全省的。所谓粮台，是清军战时的后勤保障机构。粮台既要保证粮饷军火的供给不断，又要使前线与朝廷声气相通，事关重大。
杨玉堂二月到任，蒋少园、毛小梧两位县令跟随前往。杨玉堂令蒋少园筹划于内，负责支销登记等事项；派毛小梧前往前线各隘口勘察形势，自己则总揽全局，随时调度。四月，因太平军占据金陵，暂无意西进，防军陆续撤守，杨玉堂奉令暂代夔州知府，五月卸职。六月下旬回省交差。
这次驻防，杨玉堂深知督办粮饷责任重大，且容易滋生弊病。他主动将自己与下属以及蒋少园、毛小梧两位县令与下属的工钱、饮食均由养廉银中支出，不染公款一分一毫。公款支销费用全部造册登记，交上级核查。杨玉堂在《邮筒草》中曾多次向同僚谈及此事。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当时经费短缺，容不得半点虚假。二是只有自己以身作则，以身率下，才能杜绝下属官员需索。三是自己的费用自己解决，不仅可以减轻军费负担，也避免其他官员猜忌。驻防四个月，他与蒋、毛两县令，分工合作，勠力同心，虽然支销纷繁复杂，但仍有条不紊，顺利完成了工作。而且士兵守法，没有扰民的事情发生。交差后，因为旧病复发，于是杨玉堂再次请辞，上司没有批准，复任绵州知州。
督办粮饷，本是近水楼台，廉洁奉公已是难得。杨玉堂则以大局为重，连自己与下属的费用都自己解决，公是公、私是私，泾渭分明，其廉洁奉公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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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感念 捐建生祠
州尊杨老公祖德政碑
杨公祠碑
重返绵州，杨玉堂明白这是“自讨苦吃”，可百姓极力挽留，他便又到职。绵州遭遇大旱，粮食歉收，饥民啃食树皮，一些百姓沦为强盗。他“罄俸余赈饥”，又调动士绅捐钱米以赈灾；他带头捐资修筑旧堤，亲自监督工程。日夜操劳，须发皆白。杨玉堂已年过六旬，绵州百姓知其不能久留，自发捐款为其建生祠。
三任绵州罄俸赈饥 修筑旧堤筹措捐资
杨玉堂到达绵州后，本想再次请辞，但他见办团练一事还没有落实，担心一旦发生祸乱，百姓无法自保。再就是当时境内大旱，秋粮歉收，他预见第二年春天一定会发生大饥荒，于是更不忍心离去。他曾在《复龚少莲》和《禀道宪》信中自言：看此时势，真是“自讨苦吃”，但是“民命为重，身计为轻”。加之，绵州百姓殷殷请命，极力挽留。于是，他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初正式到职办公。
此时，一些饥民已经啃食树皮，一些百姓沦为强盗，被迫抢劫富户，形势十分严峻。又值太平军肆掠，军需紧缺，所以请求公款赈灾艰难且费时，难解燃眉之急。幸运的是，中秋之后，连续下了几场雨，灾情有所缓解，但也只能勉强维持过冬。杨玉堂一方面“罄俸余赈饥”，买粮五百石，即拿出自己所有的正俸和养廉银来赈灾。道员清秋浦、马艺林也都捐钱资助。另一方面，调动社会力量，劝富户参与赈济。在他的感召下，绵州有能力的士绅纷纷捐出钱米，不遗余力。他将筹集来的粮食储存于粮仓，准备开春青黄不接时赈济。他又令保甲上报“极贫”“次贫”户口，并派专人查访是否属实，然后登记造册。他还考虑到，如果只在城市赈济，乡村的百姓离得远，奔走不便，难以兼顾。于是，他在城乡设五厂，按照在册贫困人口分发饥票，十日一放，就近领取。这次赈灾，从咸丰四年（1854）春，一直到麦熟收获为止。
除赈灾外，杨玉堂每天还要清理积案，兴保甲，办团练，迎来送往，日夜操劳，胡须、头发都白了。绵州百姓交口称赞：“是役也，我公须发为白，而我民全活以千百万数。微我公，民不死即为盗耳。”从赈灾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杨玉堂心思缜密，思虑深远，正如《杨公祠碑记》中所言：“父老子弟有所为，必尽善，而要于积久。善以一人一事，公勿乐也，必数千百人千百事，乃稍喜耳。”是说为百姓做事，要考虑周全、久远。对个别人、个别事有利的事情，不是大善。要做对百姓有好处的事情。
绵州城东南，涪江与安昌河交汇，夏秋季节多大水，以前有堤坝，后被洪水冲毁，危及绵州城。杨玉堂带头捐资修筑旧堤，亲自监督工程，即使烈日炎炎、酷暑难耐，也不退缩，因此堤坝厚且坚固，经久耐用。绵州山多田少，读书人很贫穷，常常因为交不起院试的试卷钱而止步。杨玉堂倡议州人捐钱，用以借贷生息，作为试卷卷资，读书人院试免交试卷钱就是从此开始的。
绵州又是通向北方的交通要道，迎来送往差务繁重。向来是民间有财力的士绅，充当里保，供给徭役。但是他们常常入不敷出，赔钱亏累，甚至导致半数家庭破产。杨玉堂了解情况后，报经上级批准，改为民间捐款，官府统一办差，费用不足由州官“廉俸”贴补。这样一来，差务支出不再滥派滥用，州民减轻了负担。这一年，往来供应所需费用比以前多了一倍，导致杨玉堂贴补太多。大家都替他担忧，杨玉堂却说：“吾贫而民富，贫胜于富也。吾且悔是役之不早计也。吾何忧？”意思是说：“我贫穷而能使百姓富有，那么我贫穷就比富有好。我还后悔没有早实行这个计策呢。我又担心什么呢？”百姓听后，感激涕零。
咸丰四年六月，安县、绵竹土匪滋事，杨玉堂迅速挑选精兵强将进行追剿，一举歼灭土匪头领，擒获土匪数十人，释放情有可原之人，罪大恶极者就地正法，匪患彻底清除。上司上报其功劳，赏赐杨玉堂加知府衔。
百姓为其建祠堂
立德政碑以纪念
咸丰四年冬，杨玉堂已年过六旬，绵州百姓知道他不能久留，于是自发捐款为其建生祠。杨玉堂虽极力阻止，但是民意难违。咸丰五年（1855）春，祠堂落成。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祠堂落成时，绵州又逢干旱，士绅邀请杨玉堂参加落成仪式，并设宴招待，宴请还未结束，天空便油云密布，下起雨来，旱情得以缓解。自此，杨玉堂在绵州有了“神君”之称。
杨玉堂一生三次仕绵：第一次仕绵，自道光二十五年十月至二十八年八月。第二次仕绵，自道光二十九年九月至三十年九月。第三次仕绵，自咸丰三年八月至五年春，前后共约五年半。杨玉堂已把绵州视为第二故乡，用情用力最深，政绩显著，也深得民心。《杨公祠碑记》中说，杨玉堂为政“能隐启人廉耻孝悌之心，勉于为善，故德政事功之所成就，久而弥著，感于人也益深”。就是说：杨玉堂重视教化，能够启发人的良心，使其向善，所以时间越长，政绩就越显著，对百姓的福祉也越大。杨公祠建好后，百姓、士绅春秋祭祀。据说整个清代，享受建生祠这种崇高礼遇的绵州官员，不过寥寥二三人。
杨公祠今已毁，祠内原来“杨公祠碑”和“州尊杨老公祖德政碑”两通碑刻，现藏绵阳李杜祠。据李戴《李杜祠碑刻》一文介绍：“杨公祠碑”立于咸丰五年（1855年）。赐进士出身、湖南安仁县令、绵州人孙桐生撰文。时任仁寿县令恒泰书丹。碑宽1.4米，高2.96米。正文楷书，字径4厘米。字迹漫漶。“州尊杨老公祖德政碑”，咸丰四年绵州士民共立。四川彰明县人、进士孙文炳撰文并书。碑为横长方形，长1.7米，高0.71米，正文楷书，字径3.5厘米。字迹清晰。据“州尊杨老公祖德政碑”记载：杨公祠原位于绵州上升街魁星楼之侧，卯山酉向，正房五楹，两廊各三楹，拜厅、铺面各五间。
两碑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杨玉堂为官绵州的政绩。孙文炳在《州尊杨老公祖德政碑记》中说：“莅位以来，培学校而科甲日盛；劝农桑而户口益殷；除强暴而萑苻（盗贼）敛迹；平狱讼而囹圄无冤。一切兴利革弊，皆以实心行实政。”较为完整、准确地总结了杨玉堂在绵州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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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辞获准 千人送行
《寿光县志》记载的杨玉堂事迹。
寿光市历史文化中心乡贤祠内的杨玉堂塑像。
杨玉堂三次因病请辞，因更换总督，依然没有走成，于是又到龙安上任了。他审理积案，整治学校，“在任一日，吾尽一日之责，他何知焉”。在龙安任职五个月，请辞获批准。从四川启程回山东，龙安府乡绅、耆老盘桓叹息，叩拜送别的百姓有千人；而绵州百姓更是摩肩接踵，排队相送，有人更是送出数百里。
为官龙安 加强教育培育文明乡风
咸丰五年（1855）春，杨玉堂连续三次因病请辞。本来已得到总督乐某的批准，可是没多久，乐总督就调离了，接任他的是黄宗汉。黄宗汉（？—1864），字寿臣，福建晋江（今泉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1852年任浙江巡抚，倡办海运漕米供应北京和接济江南大营军饷，加强浙省防务并分兵至江苏、安徽防堵太平军。1854年任四川总督，曾镇压川、黔人民起义。在1857年英法联军占据广州期间，被调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驻惠州（今广东惠阳）。1860年调吏部右侍郎。祺祥政变后，被劾为肃顺党羽而革职。
黄宗汉在沿途调查中得知，杨玉堂在官员及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于是特意到绵州相见。听说杨玉堂已请求辞官，他坚决不准许，并要提拔杨玉堂到省里任职。杨玉堂只得恳请两司及本道官员代为婉拒，也未获准许。黄宗汉说：“这样的好官，四川能有几人？听任其离去，谁与我一同治理？如真因身体原因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可以先挑简单的职务，等身体好了再做安排。”于是令他暂代龙安知府。杨玉堂在省里20多天，黄宗汉每次见他，都仔细询问四川的情况、官员的优劣，还让他推荐贤良。有几位口碑良好的官员因此受重用。
四月底，杨玉堂启程赶赴龙安府，五月正式上任。提到龙安，早在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十一年（1746），寿光益城村人（祖籍斟灌）李炎也曾任过知府。据《寿光县志》载：李炎，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为官中书，钦命丈量四川地亩。升刑部主事及正郎，狱多平反。后升任龙安知府，见群山连绵，土壤贫瘠，百姓穷苦，常为此苦恼。他见山中波罗树（一种野生的木本棉花）很多，大喜，叫人买回山蚕种，教百姓养蚕，结果没过几个月，蚕吐丝结茧，百姓深受其惠。
杨玉堂上任后，因之前郡守与县令不和，导致积案如山。杨玉堂一一审理，凡有关伦理道德的案件，必反复开导，定使当事人悔悟。有乡绅叔侄因争财产而要打官司，杨玉堂把两人叫到公堂，晓之以理，两人惭愧，互让财产而去。
龙安府地处万山之中，向来缺乏读书风气，杨玉堂整治学校，鼓励人才，为书院题写“为君子儒”匾额，并撰写对联“绍孔孟薪传，总无忘反求道理；绎程朱彝训，还当裕济世经纶”。又因为百姓心中缺少道德法治，于是设“宣讲生”，连续进行普法和道德教育。他还亲自裁定法规十六条，对百姓谆谆教诲。他曾为“讲约亭”题写对联曰：“乐民乐，忧民忧，十六条温语叮咛，共登仁寿；亲其亲，长其长，亿万姓细心体贴，永保子孙。”数月之后，百姓安宁，人心向善。
此后，杨玉堂的心悸病日益严重，但他仍坚持办公，即使盛夏也不惧酷热。有人以“五日京兆”的典故劝诫他。此典故出自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张敞传》，汉宣帝时，京兆尹张敞与光禄勋中郎将杨恽关系密切。后杨恽因犯大逆罪被杀死，凡与杨恽有关系的人都被免职，只有张敞还在任。张敞手下主管讼案的官吏絮舜，认为张敞已被人弹劾，不久就被免职，他就不肯认真办理张敞部署的案件，私自溜回家里消极怠工。有人劝他，絮舜却说：“我为这位大人已卖了不少力气了，现在他是五日京兆，没几天干头了，还能管什么案件啊？”张敞听后，派人逮捕絮舜，昼夜审问，竟问成死罪，将其杀死。后来此典故比喻任职时间短或将要离职。
此人以“五日京兆”相劝，意为龙安只是跳板，杨玉堂待不久就会调走，没有必要这么拼。他却说：“在任一日，吾尽一日之责，他何知焉。”
卸任回乡 百姓不舍千人叩拜送别
杨玉堂在龙安任职五个月，终因身体虚弱，强烈要求辞职。不久得到黄总督的批示，大意为：“杨玉堂任职四川多年，政声卓著。之前因为年老多病，请求辞职。我因他为政足以为全省表率，所以我上任伊始，看他精神尚好，于是竭力劝留，随即委任龙安知府。他上任以来，考察官员、安定人民，以及处理地方一切事物，可以说尽善尽美，实在无愧于循吏之称。我正打算推荐他，请求朝廷提拔任用，没想到他操劳过度，导致旧病复发。准许吧，则身边少一位得力帮手；不准许吧，又显得我不体恤官员。我内心矛盾，非常犹豫。”黄总督又对平武县县令恒某说：“如此好官，可惜没有职位空出，以提拔任用，实在是太遗憾了！”
十一月下旬，杨玉堂终于卸任。咸丰六年（1856）正月十二，他启程回山东。龙安府乡绅、耆老盘桓叹息，叩拜送别的百姓有千人；而绵州百姓更是摩肩接踵，排队相送，有人更是送出数百里。
恒泰评价杨玉堂说：“吾兄朴诚厚重，廉让公明，制事无怠心。在官无矜色，诚以待人，俭以持己，仁爱之心，流露于不自觉。详慎之意，检点于不自知，云云。”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寿光人刘中训则评价：“吾邑德行文章，缜亭先生为第一。”《寿光县志》载其事迹，入寿光乡贤祠，世代崇祀。近年来，寿光重评五十乡贤，杨玉堂再列其中，并塑像于寿光历史文化中心乡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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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得回乡 因病离世
杨玉堂著作《邮筒草》。
《邮筒草》自序节选。
龚礼《桤园四种》，杨玉堂作序并书（局部）。
杨玉堂终于回到家乡寿光。却因旧病复发，在20天后去世。他为官20多年，历任县、厅、州、府诸职，自奉节俭，始终如一。与朋友交，他慷慨仗义，倾囊相助；他不看重钱财，以“二疏”之志教育子孙；他重视教育，为官时“以牧而兼教”，回乡后特别重视家族子弟的读书学习。
轻钱财 以“二疏”之志教子孙
咸丰六年（1856）三月初四，杨玉堂抵达家乡寿光。每天忙于迎来送往，接待亲朋。一有空闲，就与家人商议如何料理家事，如何抚恤亲族。没想到偶感风寒，导致旧病复发，医药无效，于当年三月廿四去世，享年64岁。
杨玉堂为官20多年，历任县、厅、州、府诸职，自奉节俭，始终如一。但只要是有利于百姓的事，“则费千金勿惜”。为官兴文，他兼任塾师，只为节省费用，筹集书院经费；潼川发生水灾，他捐廉赈济；督办粮饷，自己的费用自己出，“于公项不染丝毫”；三任绵州，他罄俸赈饥，捐资修堤，贴补差务支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与朋友交，他慷慨仗义，凡是同僚借钱，无不满足。嘉定任上，为邵勷填补亏空。蒋少园刺史因亏损而遭受非议，他倾囊相助。家乡的亲友有很多到四川谋生的，他都尽力周济。他每次寄家书，都会告诫子孙：“余做官以来，曾不使一昧心钱，稍有余积，皆由吾廉俸节俭所遗，愿以此分给族党邻里、亲朋故旧用继。”
他也经常以祖父志趣教育子孙：“汝祖父之志况：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二疏’归田数语，汝曹当悉心会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子孙贤良，钱多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子孙愚笨，钱多则会助长他们的过错。此话原是汉宣帝时名臣疏广所说。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选为太子太傅。辞官回乡后，每天让家人陈设食具，摆上酒食，邀请族人、老友、宾客一起娱乐。他还多次询问家中还剩有多少金子，催促卖掉以供设酒食。过了一年多，疏广的子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私下约谈与父亲同辈的长者，希望劝说父亲置买田宅。于是，疏广说出了这句名言：“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杨玉堂对待钱财也是这样的态度。
重读书 培养品德讲求身体力行
杨玉堂22岁考取秀才，40岁出仕做官，近20年的时间，他的身份是一名教书先生。这也是他为什么在后来为官时特别重视政教，“以牧而兼教”，即一边从政一边教学，乐此不疲的原因。在家教读的近20年，几乎每天都有课程，如果白天有事耽误了学习，夜晚一定给学生进行补习。长年教书，使他在后来为官时言辞条理、有条不紊，给同僚的印象是“循循如老书生”，没有当官的样子。杨玉堂读书，不执着于章句之学（解释篇章字句），作文章一定依据先贤、典范。他经常对人说：“读书立品，原无二理。试课书数行，更从自己身上体认力行，日久自能见功。倘视为两歧，恶在通经之果堪致用乎！”在杨玉堂看来，读书的目的是明事理，涵养品德，读书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这是他的心得体悟，也是一生孜孜追求的目标。
他每到一处地方任职，特别重视两件事：一是整顿吏治，二是教化民心。他认为“蜀中之大患不在匪徒，而在风俗”。他又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心风俗；而转移之枢则在吏治。”当时四川民风颓败的原因就是教化衰微，百姓只知利，而不知义。所以他主张行德治，重教化。这个办法虽然时间长，见效慢，但是只要坚持，效果一定会显现，而且长久。
回到家乡后，他特别重视家族子弟的读书学习。每次与读书人相见，常以“勿忘、勿助、切实用功”相嘱，言辞恳切。“勿忘”“勿助”出自《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首先说“勿正”。“正”，朱熹训为预期，意为对读书这件事，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有预期，不要带着目的性和功利性。“勿忘”，就是说要时时想着读书，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勿助”，是说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这句话整体的意思是：读书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踏踏实实地连续用功。杨玉堂回到家乡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天，但一时家乡的读书人都想让他重操旧业，以聆听他的教诲。
杨玉堂继子杨金相，为捐贡。孙子杨右之，杂职，任兵马司指挥（正七品）。侄子杨金锷（弟杨玉城之子），字链山，号莲坡。杨玉堂任职绵州时，随侍左右，笃志潜修。受杨玉堂影响，在四川时也喜作诗歌，常以四川山水为题。从四川回到家乡后，每天坚持写作，不论寒暑。闲暇时间还喜欢临摹法书，或仿云林笔意，作画自娱。同治元年（1862）捐贡，由太学生任户部主政，后改河工同知，治河有政绩。杨玉堂的弟子崔承谟，字子嘉，公孙庄人，同治元年举人。张作振，字新之，宅科村人，道光五年（1825）选贡成均（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
杨玉堂本来不写诗，到四川为官后始作诗歌。著有《蠡勺诗草》（或曰《蠡勺诗钞》）、《邮筒草》，编辑有《忆旧汇钞》，皆刊行。《蠡勺诗草》二卷，现存清咸丰三年刻本。以晏城、峨溪、涪城、梓州、夔门为标目，“风规格局，取法与杜与苏之间”。《邮筒草》六卷二册，现存咸丰五年淡远堂刻本，为杨玉堂致当时各地官吏的书信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期图片由张书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