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浩然去寻根
时值金秋，几位朋友相约去看望浩然。患过轻度脑血栓之后的浩然，看上去身体恢复得不错：行动敏捷，热情洋溢。有朋自远方来，精神格外振奋，这是常理。在这之外，还有令浩然兴致盎然的另外一层原因，便是金秋时节令耕耘者欢欣的丰收——继《乐土》、《活泉》之后，他的第三部自传体小说《圆梦》又开始动笔，包括他的成名作《艳阳天》在内的十卷本《浩然长篇小说文库》出版问世。在天津，热心的读者排队等候签名售书，150套《文库》争购一空。读者的热情和厚爱，给浩然以极大的鼓舞。其后，又不断有出版社与浩然联系出版事宜，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等《文库》将陆续问世。
六十岁之后的浩然，除了继续他的“写农民，为农民写”的辛勤笔耕之外，还将大量精力投入他的“文学绿化工程”。绿化者，播种、育苗、栽培，使之开花结果，蔚成气候也。为了这个梦想，他带着多病的老伴，在离京都七十公里的河北省三河市安家落户，在这里为文学，为文学新人奔走呼号，建立起三河市文联，亲任主席；办起了文学季刊《苍生文学》，出任主编。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作家，钻深山沟，进农家院，悉心为那些即将破土而出的文学幼芽浇水松土，足迹遍及三河市及三河周围几十里、几百里的冀东，使文学新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机勃勃地成长起来。浩然说，文学绿化工程带给他的喜悦，并不亚于个人创作上的丰收。
拜望过浩然之后，几位朋友西去京都观光。我留下来，跟随浩然去天津蓟县王吉素村。我读过《乐土》、《活泉》，对这个叫王吉素村的小村子久已神往。
三河地处京、津、冀交界处，驱车东去数十里，便到达蓟县西潘庄。西潘庄其实我也早有所闻，浩然的力作《苍生》便是在这里草成。这里住着浩然的姐姐。年近七旬的老太太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豁达乐观。浩然悄悄跟我说，老姐姐积极着呢！是副村长，人民代表，劳动模范，村里孤寡老人缝缝洗洗的活儿，谁也抢不过她。
王吉素村离西潘庄不远，近百户人家，背后有三个山头，叫三郎寨，属燕山余脉。浩然的故居已由舅舅的后人翻新，盖起了高台阶的大瓦房。浩然约我们在院中一棵柿子树下留影。柿子树尚年轻，但毕竟是从浩然曾经印满无数脚印的那块地上长出来的。正是在柿子树下的这块土地上，浩然与姐姐相依为命，度过了他艰辛而又充满朝气的少年时代，结了婚，有了第一个儿子。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浩然认识了共产党，参加
了革命队伍，当上了儿童团长、粮秫委员。走出院门，我们先后遇上了两位老人，一位78岁，是当年的妇救会长，另一位90高龄，是当年的农会主席。两位老人在终于认出浩然之后，先是朗声大笑，随即紧紧握住浩然的双手，唏嘘感叹，泪花在浑花的老眼中打转转。我问浩然，是事先约好的吧？浩然庆幸地说，事先约好怕也没这么凑巧，完全是巧合！多少年没见到他们了，真想他们啊！还有老村长……姐姐说，老村长在山上呢。
于是我们上山。山道弯弯，却并不崎岖。路旁全是一片一片的果树，大枣、柿子，最多的是被果实压弯了树枝的苹果。山民们正忙于收获，不时有装苹果的拖拉机停在路旁，挡住我们的去路。浩然就带头下车，大家动手，将拖拉机往路边推一推。车子停在一面山坡上。在老太太带领下，我们循着山间小道，向三郎寨进发。不远，遇到一座坟包。老太太说，这就是老村长的坟墓。浩然默默点头，在坟前伫立。老村长一个人孤零零地长眠在这里，我有些纳闷。老太太笑笑说，他在这儿看园子呢。前面果然就有一片园子。园子三面环山，走进去，简直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这天没有风，唯一的声响就是蝈蝈忘情的歌唱。山枣熟透了，红艳艳箍在树枝上，有酸的，也有甜的，随手摘来塞进嘴里，味道极鲜。最多的是柿子，密匝匝呈现着一片墨绿。偶尔发现几棵梨树，果实玲珑，摘一个尝尝，皮儿薄极了，脆极了，又甜又香，一包水。也有苹果树和杏树。树木间撒满阳光的草地上，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怡然地享受着天伦之乐。老太太一边摘着山枣，一边逗趣地喊，牛被人拉走了！有人摘果子了！但主人始终没有露面。老太太说，老村长的儿子承包了这片园子，有老村长在那边守着呢。说完就爽朗地一笑。
浩然与姐姐在一棵杏树下照相，然后又邀我们一起照。杏树老态龙钟，是这片园子里的老资格。我立即联想到《活泉》中浩然关于杏树的描写。那时候它正当旺年，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象一把大伞，投下一间房子大的绿荫。每天早上，浩然姐弟俩喝过稀粥，赶五里山路，到这里来看园子。就是在这棵大杏树下，姐姐做针线，浩然读书，《水浒》、《三国》、民间唱本，凡是能借的，他都千方百计借来读。只读过四年小学的浩然，贪婪地从这些书本中吸取营养。民族文化的乳汁，营造了农民作家的文学细胞。中午舅母会让人送饭来。有时候不送来，姐弟俩便捡些熟透了掉在地上的山杏聊以充饥，然后到附近山沟里捧一捧山泉喝一气，午饭便对付过去了。逆境的艰辛，是作家不可多得的财富。王吉素的苞米，三郎寨的山泉养育了浩然。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农民的血。不管他后来当了团干部，新闻记者，还是成了著名作家，血液中溶解着的农民的勤劳、质朴、节俭甚至执着，始终没有变。
王吉素之行，使我对浩然始终不渝地关注农民的命运，一心一意地倡导和实践“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文学创作方向，有了更深切的理解。比起去京城观光的朋友，我很幸运。我赞赏自己的决策。
（原载《作家报》1995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