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营市麻湾窖藏元宝发现记
王桂林 朱艳光
清朝时，山东有地方富户三大家。一是世人皆知创办名闻天下“瑞蚨祥”的章丘旧军孟家；二是驰名华夏“牟氏庄园”的创建者栖霞城北牟家；而对三大家之一的蒲台麻湾刘家，人们则知之甚少，对其在20世纪70年代初颇具传奇色彩的窖藏元宝的发现，知道的就更不多了。1973年春，修筑黄河打渔张灌区十三条渠工程时，我所开的机车配置给博兴县龙居公社（曾属博兴，1982年划归东营市）民兵营负责碾压工作。龙居民兵营营长张臣，政委是现任淄博市政协主席的冯梦令。虽然已时过一年，当时工地上有关龙居挖出了元宝的事，还是传得沸沸扬扬，众说纷纭。由于在工作中与麻湾的民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工作之余，我曾亲闻麻湾一大队书记刘贞和讲过此事的真实经过。因长期从事文史工作的习惯，为防此史实湮没无闻，久欲成文，然迄未动笔，心总不甘。因此，近偕祖籍麻湾的挚友博兴党校党委书记刘丰、原博兴建工局刘光兴局长，两次专车来到绿树掩映、紧依黄河南岸、盛产优质菜刀和西瓜、花生的麻湾拜访了老书记刘贞和及村中耆老，承蒙提供更加翔实的口碑和文字资料，得以草出此文，以释宿愿。
公安局来人调查
1972年春的一天上午，麻湾一大队的办公室坐满了县里来的人。有博兴县公安局及其驻龙居公社治安员，有1970年由县人民银行、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合并而成的县财政金融局的领导。带队的对大队支部成员交待情况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镇（原惠民地区现滨州市驻地）人民银行营业室发现卖元宝的人不少，经观察分析，已掌握了部分线索，认为卖元宝的人就在麻湾村 。可能是地主隐藏下来的元宝，其后人在出手，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现由地区通知博兴后，经县里研究立案，由我们负责这项起元宝工作，请村里配合做好有关人的工作，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元宝起走，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带队的还当场宣布了几条有关保密、安全纪律，随即展开工作。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反盗窃、反投机倒把）刚结束，“余威”尚存，再加上强大的政治攻势，事情很快有了眉目，元宝案水落石出。
苦守元宝二十年
1947年土地改革，麻湾村的农民除分到土地外，因黄河决口，地主房屋倾圮后的宅基地也全部分给贫农。有一农户名叫刘甲（凡涉及者皆化名）的也分到一处宅基。
刘甲是一个勤快的人，虽分到宅基，但对刚翻身的农民来说，却一时也盖不起房屋，只能到宅基上去扒点砖用。今天扒点砖盖个鸡窝，明天扒点砖垒个猪圈，没承想扒着扒着竟扒到了元宝窖。刘甲还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擦去水淹时附在元宝上的红胶泥，看着掂着这白花花、沉甸甸不知有多少的银元宝，惊喜之余，耳边仿佛又响起1947年在龙居召开万人大会枪决麻湾地主刘绪的枪声。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一是怕因财祸及自身，二是怕成为新兴地主被斗，借给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把元宝向家里运。他匆匆将砖土恢复原样，又在此种了一棵树，以便记住元宝窖的准确位置。从此，刘甲更勤快了，除了上坡下地，赶集上店外，不计寒暑，起早赶晚他都要到此巡视几遍，只是再也不扒砖了。一则心里有“病”，怕再扒砖引起别人怀疑；二则自己已暗中成为元宝的主人，有了银子，也就等于有了钱，而且这钱还不少！岁月匆匆，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元宝静静地埋在地下，安然无恙，地上的人们却面临着严重的生活困难时期。人们纷纷外出逃荒要饭，刘甲守着元宝照样没饭吃，逃命要紧，他也顾不上守望元宝窖了，只得锁上家门，加入逃荒队伍，携家带口到南山里要饭去了。
他在外要饭求生，对人低三下四，日子不好过；日夜惦记着那无人守望的元宝窖，恐有三长两短，心里更不好过。刘甲熟知麻湾富户的发家史，那元宝可是日后发家致富的“命根子”啊!结束要饭回到村里的刘甲，未进家门，先到元宝窖处巡看，谢天谢地，未见任何异常情况，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再也不敢外出，又如先前一样，一直守望到1966年，整整守望了二十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举国上下全面内乱，麻湾村也乱成了一锅粥。一天，一群孩子在地处村学校操场边刘甲宅基上扒砖，刘甲惊闻后急匆匆跑到现场把小孩赶走。苦苦守望了二十年的刘甲，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不能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在眼皮底下飞了，“剜到篮子里才是菜”，趁乱动手为上策。借着孩子们扒砖后宅基上一片狼藉，人们不注意为掩护，他等到天黑就开始偷偷往家里起运元宝。
隔三差五，也不知运了多少天，也不知运了多少趟。夜深人静，他偷运元宝的手推车上，不是盖着一层砖，就是堆着几捆柴，就是碰见人，也好做掩饰，免得别人起疑心。可人算不如天算，百密总有一疏，他的举动还是被一个细心的人发现了。
这个人就是与刘甲相邻而居的刘乙。在那既“抓革命”，又“促生产”的年月里，有家口的人们，忙完了坡里忙家里，劳累一天，一般吃完晚饭就吹灯睡觉。刘乙有一好友刘丙，孤身度日月，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盏青灯伴长夜，他的家也就成了人们拉呱熬夜的地方。刘乙几次熬干一灯油回家，几次碰见刘甲不是推着重重的一车柴，就是推着沉沉的一车砖，使他起了疑心。因他两家自留地也相邻，先曾怀疑刘甲偷他的庄稼。可思前想后，孩子们扒砖时，刘甲那惊急的一幕又呈现在眼前，加之土改时地主全家出逃没挖出浮财，早时，他几次相邀刘甲探挖，都被其搪塞推托过去。刘乙断定刘甲推的是元宝，元宝就出自刘甲的宅基。而这一推断也得到了证实，这一夜回家后，他发现隔壁又推回了一车，他乘机用手电一照，果然是元宝！
刘乙是个讲义气、不吃独食的人。他把他的发现通知了好友刘丙，刘丙又紧急通知了好友刘丁、刘戊、陈己、王庚、刘辛，7人当夜就到刘甲的宅基找元宝，折腾到快天亮也没找到，只得收兵。第二晚，上述一干人马又悄悄地集结在刘甲的宅基，终于挖到了元宝窖，窖内尚剩一层，共120锭银元宝。7人均分17锭，余下一锭归了刘丙。
当又一夜晚，刘甲推着车子再去起运元宝，摸着那空空如也的窖底时，其悔恨交加之心情，就不是在下笔墨所能描摹的了。
南上北下卖元宝
元宝乃我国旧时铸成马蹄型的银锭，又似船型，喻其流通如舟，常作货币流通。《元史·杨湜传》载：“上钞法便宜事，谓平准行用库白金出入，有偷滥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宝’，用之便。”元宝之名始于此。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云：“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他们所发掘的元宝，顶部多铸铭清代年号，每锭重五十两。查《中国历代衡制演变测算简表》，清代时，每斤为596.8克，每斤16两，每两为37.3克。照此计算，每锭元宝重约1865克。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禁止金银在市场上流通和私行买卖，允许个人持有金银，并可按牌价到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1964年10月至1973年3月间，99.99%白银每小两（1912年至1959年6月间，每斤500克，每斤16两，每两31.25克）收购价2元，去除杂耗后，一锭五十两元宝仅售人民币73元。
那时，他们的元宝要想出手，只能卖给银行。为防暴露，只能在不同的时间分散到北镇、广饶、张店等地银行去卖，博兴本县尽量少去。刚开始去卖时，还胆怯心慌，唯恐查问。时间一长，也就卖出了胆子，就像赶集上店卖几斤地瓜一样了。
俗语说：“大意失荆州”。他们私下认为，卖个把元宝，还得今日北上明日南下，耽误时间不说，还得搭上车费盘缠，不合算。再说卖了这么多回了，也没出什么事。于是，就不再舍近求远，多向离村不到三十里路的北镇跑得勤了，有时，甚至还搭伴去卖。如此，则引起了银行方面的注意，这才有了本文开头公安来人询问元宝的一幕。
卖了元宝，有了钱就得消费。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也就没有什么可置办的，除了一个较木讷老实的人用卖元宝的钱娶上了媳妇外，大多数人的钱都用于吃喝了。今天上集割斤肉，明天又买回斤油条，生活上明显高于同村的一般群众。刘丙还常在家里向人炫耀：“见过元宝吗？”说着就把卖后只剩下仅有的那个元宝从一边掏出来，“咚”的一声蹾在桌子上让人欣赏。
首先从这几个人下手。当刘丙七人被一一请到村大队办公室后，没费多少功夫，便交代了分卖元宝的经过，交出所剩元宝。元宝窖最早发现人刘甲也浮出水面。
那天，刘甲父子正外出不在村里，为防他们闻讯窜通或跑了，便安排可靠人盯着他家，刘甲父子刚进家门就被“请”到村大队办公室分别询问。当刘氏父子看到满屋子的公安人员，吃了一惊，但随即镇定下来。刘甲交待元宝在进门的外屋方桌底下埋着，其子交待在里屋炕边埋着，他们都想交出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可没想到弄巧成拙，把这两处都交待了。从这两处共起出元宝80锭。
就在该项工作临近结束时，刘甲的老婆又找到村大队办公室，战战兢兢地说：“还有‘两个’元宝在家里，那是我藏起来，准备女儿出嫁用的。”问她“两个”到底是多少个？她说也记不清了。随即按照她的指点，又起出了埋藏的20多个元宝。
从刘甲及刘丙七人家里共收缴五十两元宝140多个，按140个计重，就有261100克。为安全起见，借调博兴县医院的救护车，全副武装押运博兴，交县财政金融管理局管理。后经县里研究，决定地下宝藏归国家所有，为表彰麻湾村一大队支部积极协助工作，支援农业生产，将总价一万另几百元提出30%，共三千多元，作为奖励。因麻湾村1961年就分为麻一、麻二、麻三等三个行政村，麻一村大队有三个小队，刘贞和书记将这笔钱买了三套马车轴和轮胎，每小队一套。
县里起走元宝后，村里的人如梦方醒，这才知道地主的老宅基里有元宝。于是就白天上队里干活，晚上纷纷挑灯夜战，探挖元宝，但都不明说，只说扒砖，可谁都心知肚明。探挖了几天，弄了个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才又逼问受管制的老宅基主人。老宅基主人讲，他听老一辈说，家里共有三个元宝窖，每窖长宽高各约一米，每窖五十两元宝1000锭，还有十两元宝200锭覆盖在上部，每窖元宝合银52000两。早年打官司用掉半窖元宝；1928年军阀黄凤岐部翟作琪盘踞博兴，自称“高（苑）、博（兴）、广（饶）、临(淄)、桓（台）五县剿匪司令”，当时，商民受害惨重，曾被逼抢掳掠去一窖元宝；另有一窖未曾动用。元宝窖的大体位置是在东院里西屋，西院里东屋和北楼楼梯处。他还说，不清楚这次发现的是一整窖还是半窖。并画出了元宝窖方位图。这下可更热闹了，按图索骥，不愁找不到元宝窖，人们又怕不掺和，挖出来没自己那一份，参加者之多，可想而知。麻一大队书记刘贞和怕出问题，也派人夜夜盯着。终于在一天的深夜，探挖着了一个元宝窖。人们迅速通知了刘贞和书记，他又喊上两个村支部委员，一起到现场。当全部挖开后，只是一个一米见方的空窖，这大概就是当年军阀黄凤岐部掳掠元宝后遗留的空窖。人们还不死心，每到夜晚还去探挖，就这样一直折腾了一个多月，参加者日少，最后便偃旗息鼓了。
以后，人们在挖地或打井时，有时会发现成坛的银圆或零星的元宝，至于地下是否还有一窖或半窖元宝，是否已被人发掘，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
元宝主人究是谁
此事说起来话长，但也是本文不得不交待清楚的一个问题。
远在明洪武二年（1369年），蒲台麻湾村胡、于、马、宗四姓村民已由于兵燹灾荒死光，直隶枣强移民刘德徙居麻湾村。刘德生刘道、刘通二子，他兄弟俩又生五子，五子分为五大支，繁衍生息，瓜瓞绵绵，延到十世，皆务农为生。十世中有位刘三冬，其人高大有力、勤勉无比，种地之余，尚串四乡挎篮卖油条为业。一晚，有一帮操南方口音商贾赶着驮马逃到他家，言被匪追抢，欲将货物暂存，三五年内来取。刘三冬便望风，任其将十驮货物掩藏在院里的夹道内后，匆匆离去。他重信诺，勤于看守，等了三年，无人来取，又等了五年，还是无人来取。刘三冬恐货物时间久了易损毁，便到夹道内挖出一看，原来是些镔铁（精炼的铁）球。当他找铁匠想用此打制几件农具时，凿劈镔铁球后，发现里面竟藏有黄金，余皆是。他又等了些时日，也一直未见存货人来取，估计南方商贾已被匪追杀，他便以这所淘得的“第一桶金”发了家。按谱牒学定例，以二十五年约为一世推算，其事当在明末清初兵荒马乱之时。
刘三冬先是盖屋置地，后不但雇人种地，还逐渐向工商业方面发展。其初营盐滩，兼有船只运输，后结识盐商日多，关系更广，便又进城经商。刘三冬有五子，后分为五大“吉”买卖字号，即第吉、元吉、同吉、乾吉、连吉，后又在五大“吉”基础上，发展到“老永增”、“福庆永”等财主共十一院。他们各自经营，其中“第吉”经营有方最富。“第吉”鼎盛时期，在沈阳、天津、济南等地，仅当铺就有七家。在龙口、羊角沟等沿海，有五处盐滩，盐工有二千余人。当时有谚：“麻湾刘家不发船，济南府里没了盐。”由其谚对其势其富，可略知一二。他们长年在外经营所赚银两，则由银炉铸成元宝，让镖行押运回麻湾家中，存入宝库。据说“第吉”传到老八爷时，他给四个儿子分家，除盐滩、当铺、土地、房屋及珍宝细软外，每人尚分得十万两白银。
有了钱还得有势，这就需要走仕途之路。起初不明真相的人们大都认为麻湾刘家财大气粗，多不读书，其官都是花银子捐来的虚衔，其实不然。20世纪40年代修的《刘氏族谱》共五本，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村中“红卫兵”勒令交出的前夜，为族中有识之士联合几人连夜用钢笔誊录下来，惜因时间紧迫，只将部分世系表录出，未能将宦迹等内容抄下来。在《刘氏族谱》被焚烧时，乱中被人匿藏下一本。笔者粗阅残存的那本小楷恭书《刘氏族谱》，其族人曾有廪贡生功名在国子监读书后，任德平（今陵县）训导、安丘教谕者。去年，胜利油田在刘家老墓田原址上施工时出土两通石碑，现珍存在村办公室院内。一通为清嘉庆二十五年敕建的掌勘核刑名诉讼、官居从六品的布政使司理问的墓碑；一通文为“皇清诰封中议大夫（从三品）候补同知加三级特授直隶定州曲阳县知县道光丁酉科拔贡乡谥仁恪先生黼廷刘公墓道碑”。清乾隆中，每十二年由各省学政从秀才中选其文学拔萃者作为贡生，曰“拔贡”，拔贡若经朝考合格，可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从以上不完整的《刘氏族谱》和出土墓碑来看，虽不能窥其宦迹全豹，但仍可以看出，旧时麻湾刘家还是出过不少正途出身的朝廷命官，这也就为其广聚钱财，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伞。
旧时联姻，讲究门当户对。他们与其相距二百多里路的章丘旧军孟家结成秦晋之好近二百年，且多是孟家女儿嫁与刘家。博兴利城李家（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先生老家），在莒县等处有字号商铺，急公好义，富甲一方，族中曾有人中过进士做过官，也与刘家结成几代儿女亲家。如此婚姻结合，更为刘家经营发展创造了无限商机。
濒临大清河、亦称盐河南岸的麻湾，交通十分便利，除陆路外，水路上可直航济南，下可顺驶渤海。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前，刘家豪华的宅院已很成规模，高大的石牌坊耸立村前，“第吉”等十一家财主的大院落攒拥相连，巍然壮观。1855年6月19日，黄河于河南省铜瓦厢决口改道向北夺大清河入渤海，从此，黄河漫流泛滥，连年不断。历经三十年才在黄河两岸筑成官堤，但也未能杜绝黄患。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藏励和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蒲台县”辞条中云：“按胡邹诸图及清会典图，皆列县治于黄河之南，山东邮区地图及全国邮政总图，皆列县治于河北，何年移治？俟考。”经笔者考证，此乃1901年黄河河道自滨州尉家口决口改道南移，由蒲台县城南急流东去，使蒲台县城由原在黄河南变为河北。一个县城在黄患面前尚且如此，遑论一个麻湾村。麻湾自临大清河变为临黄河之后，他们逐渐移居其店铺所在城市，基本停止了大兴土木的宅院建设。即使如此，1937年8月31日，黄河从麻湾正觉寺决口，淹及博兴、蒲台、利津、广饶、寿光五县，淹没良田四万亩，受灾人口五十余万。麻湾首当其冲，房屋倾圮，整个村庄被泥沙掩盖在一米至五米之下，“第吉”的元宝窖也就是在此时埋没在了沙土之中。
元宝窖的发现，仅显露出当年麻湾刘家财富之冰山一角。他们财源滚滚，家中巨富，总爱炫耀。村人常谈及刘家当年豪富之举，如发丧由村里至坟地六里路，皆用孝幔搭帐，灵柩不见天日；逢婚丧嫁娶，则舍饭十天，周围二十多个村的佃户去帮忙张罗做饭，西至旧镇，东至盐垛，方圆几十里的人去赶饭；每年除夕，早已搭起几十米长、三四米高的鞭炮架上，鞭炮从子时响起，声震四乡，十二间库房的鞭炮不放光，不算过年；有的还常坐着马拉轿车，带着整车的元宝到潍县豪赌，不输光不回家，等等，不胜枚举。创业难，守业更难。如此竞豪，奢侈挥霍，加之兵祸、河患连年不断，麻湾十一院财主大多家境式微，惟“第吉”尚未败光，其元宝窖中的元宝就是明证。
现今尚有些珍贵字画、古玩散存在麻湾村民手中，一般不轻易示人。他们曾拿出几锭古朴沉重的五十两元宝，说让我们开开眼，见识一下：一元宝铭铸右竖文“顺治十二年”，左竖文“林县王兆西”；一元宝铭铸右竖文“嘉庆年月”，左竖文“汝州XXX”；一元宝铭铸右竖文“同治十年”，左竖文“八月”，上横文“大冶县”，下横文“官钱局”。称后，皆重3.73市斤，恰正每锭重1856克。他们说时下在古玩市场上每锭约值万元。并戏言，若当时那批元宝放到现在卖的话，能卖几百万元呢！
麻湾窖藏元宝的发现，让人们忆起了蒲台麻湾刘家昔日的豪富和辉煌。岁月沧桑，往事如烟，俱往矣，只有村边那无语的黄河依旧滔滔东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