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杞
杞，是周封夏禹之后的一个小国。《史记》一方面为它立了《世家》，另一方面却又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①但自今天来看，杞事仍有追寻的必要。第一，杞国历周之世，迄灭于楚，综七百余年，其在西（陈留之雍丘）不及五百年，世系时断时续；自齐桓"存三小国"以来，在东（北海之安丘与昌乐）历二百余年，不失为齐、鲁间之一重要邻国，凡欲究齐、鲁史事者，盖不可忽略杞。第二，杞虽禹后，但自居东以还，与莱夷、潍夷、莒夷、东夷为邻，势必在文化生活上有所习染，鲁因是贱之，《春秋》对其君时称"侯",时称"伯",时称"子",一再贬低。自今天看来，杞倒是个体现民族融合的典型。第三，与杞史相关的，有今安丘、昌乐、潍县甚至寿光、临朐境内一些古地名，历代释地诸家在处理上也往往出现混乱，这些混乱虽很难一次澄清，但每澄清一次总比澄清以前更清楚一些。
且"存三小国"之事，历来说法亦有分歧。《左传》记宋大夫司马子鱼的话"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②，杜预的注说"三亡国：鲁、卫、邢。"近人吕思勉驳之，谓杜注为非。他说：" 鲁虽三君死，旷年无君，国曷尝亡哉？！"③吕氏依据《管子》之《大匡》、《霸形》二篇所纪杞事，认"三亡国"有杞无鲁。但杜预亦非无据，《国语》说："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④想杜预值两晋倥偬之世，刘向所辑《管子》书或未大彰于世，故对杞事不免忽略。观《管子·霸形》篇"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一语，则鲁局虽出现动荡，然"居处"安然。故"存三亡国"之事，终当有杞而无鲁也。杞本在雍丘，为何东迁？为何处于危亡状态？此事，《春秋》与《左传》中无明确交待。根据《管子·大匡》，始知由于宋国之伐。《大匡》说："宋伐杞。桓公曰，杞，明王之后也，予欲救之。管仲不可。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以下文"明年，狄人伐邢"与上文紧相连属证之，伐邢在鲁闵元、齐桓二十五、公元前661年，故杞东迁年代或当在鲁庄三十二、齐桓二十四、公元前662年。观《管子·霸形》篇中复有"桓公曰，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等语，同一史事二次重复，当非孤证。
杞既东迁，而其都又屡次迁移。《左传》杜注曰："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按此指鲁桓）公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于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迁都于淳于。"此处，杜预用一"似"字，以表不确知，按鲁桓五一六年当公元前707—706之年，时齐桓尚未登位，"拒宋安杞"等事更在其后，如此，杞东迁年代就有两个，相差四十年。难道真如王献唐氏所谈，"杞",一支在河南杞县，一支在山东诸城、安丘一带，第二支是他们的老根据地？⑤不过，要确信这两支之说，是还需要更多的论证的。现在，这纠缠只好暂时置过一边。
现在让我们缘着缘陵这个地方去追寻吧。营陵、缘陵、营丘、临淄，假如不再加进薄姑的话，就这四个地名在《汉书·地理志》及其各家注释中，在《水经注》的"淄水"条中，在清代人的一些地名考中，简直可以说纠缠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实在不能不破功夫来爬梳爬梳。现在，作为爬梳的依据，先将《汉书·地理志》中的有关文字引出："齐郡，县十二。临淄。"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北海郡，县二十六。营陵。或曰营丘。"应劭曰："陵亦丘也。"臣瓒曰："营丘即临淄也。营陵，《春秋》谓之缘陵。"
古语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确乎如此。以前引文段为例，准确的判断和错误的判断杂厕于一起，有的则是半对半错。如薛瓒重复了两遍的话"临淄即营丘也","营丘即临淄也。"这话对不对呢？我们回答说：也对，也不对，对了一半。因为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一，临淄确曾曰营丘，《尔雅》谓："（淄）水出其前左，为营丘";东晋郭景纯谓："淄水运其南及东";齐《诗》（注意：不是毛《诗》）有"子之营兮，遭我乎山农之间兮",均可为证。但其二，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潍县西约五十里，与古北海县为邻处，又有一个营丘，也就是"营丘边莱"的那个营丘。《昌乐县续志》中云："今遗址具在，周围盖二十余里云"⑥；《志》中复云明嘉靖十三年兵备佥事康天爵曾有《考证》，大意为营邱，薄姑，三徙至于临淄。并且我们当代人已接触很多事例，古人搬家，连地名一块搬去，如斟鄩，斟灌，那么，齐人把昌乐的"营丘"搬到临淄的"营丘",使历史上有两个营丘，不是也很自然吗？因此，我们认为，薛瓒只把营丘局限在临淄只是对了一半。
至于营陵或缘陵，则是截然另一码事。《汉书·地理志》说："营陵，或曰营丘。"假如这句话指的是今日之临淄，那便是绝对地错了。故薛瓒曰："营陵，《春秋》谓之缘陵。"意思是营陵不是营丘；郦道元《水经注》说："瓒以为非，近之。"⑦支持了薛瓒。那么，营陵或缘陵，其地理方位何在呢？于钦《齐乘》说："潍州西五十里，古缘陵。《春秋》淮夷病杞，诸侯城缘陵而迁杞。"此所据为《左传》僖公十四年，只有传而无经。《乘》又云："齐侯与之车百乘甲一千。"此所据为《管子·大匡》及《霸形》。元朝居宋朝之后，时《管子》刊本已经流行，故于钦兼收之。《乘》又云："又南，安丘，北海界上，有起城。‘起’即‘杞’耳。"
又据《昌乐县续志》，民国二十年前后，昌乐县划分二十个"厂",其北展厂中村落名称具"淳于"字样者七处；曰孟家淳于、赵家淳于、丁家淳于、尹家淳于、庞家淳于、杨家淳于、秦家淳于。总合以上，在今昌乐县城的东南（距今城五十里，距废城十里），安丘的东北、元朝潍州北海县的西南，是一个在古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域，最早的营丘在这里；淳于国也在这里；杞国的都城缘陵也在这里。秦汉定郡县，把临淄定在齐郡十二县之首，把营陵定在北海郡二十六县之首，不是偶然的，它们一个是齐人的中心，一个是杞人的中心。前者是太公建国，兼并夷的中心；后者是夏禹后裔，远自雍丘迁来，无力兼并，只好与诸夷相与共居的中心。它无形中成了古民族融合的象征。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这就是，齐桓不只一次"安杞"且曾二次"安杞".第一次是由于"宋人伐";第二次更加惊人，是由于"狄人伐".当时赤狄可能正处在军事民主主义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到达这一阶段的部族，不再是进行报复或为了生活领域的扩张，而是为了掠夺，因为他们感到掠夺比自己去劳动更光荣。《左传》宣公七年也记载赤狄侵晋是为了"取禾（抢庄稼）".蒙文通氏说："自（鲁）庄之三十二年而狄祸发，如飘如骤雨，……终春秋下至七国。"又说："时齐桓霸业方隆，发于其间，桓公曾不能以一矢北向，岂齐之力有未逮欤？！"记载这条惊人资料的，是《管子·大匡》。记载说："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千人。齐车千乘，卒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历来谈这段古史的学者一接触到这条资料时，就都避开了。而我认为避开不是办法，必须对之进行"证真"或"证伪".《春秋》中狄人伐齐次数甚多，但至于缘陵，赤狄已贯穿齐境，自西挺东，真是诸狄与诸夷合，齐国不绝如线了。《春秋》书中无此踪影，只记鲁僖十四、齐桓四十、公元前646年有"城缘陵"一事而已。此与《管子》所记，甚难说成是一件事，容续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