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中草山文学社
朋友把这个题目出给我，我惨然一笑：我们这一代人，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了？我望着这个题目，像当年望着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试题，迟迟不能下笔。我与一中草山文学社，间隔了四十年的时间了。四十年，是青丝变白发的漫长，是理想照进现实的瞬间，是生命之河上游到下游的距离。
1985年，在全国文学复苏、社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的大背景下，昌乐一中在校领导的支持下，由田怀昌、辛贤孟、赵开强等几位热心的老师牵头，组织成立了草山文学社。第一届社长是赵增全。增全后来担任过县传媒集团的副总，县作协的副主席，写得一手好文章，因病英年早逝。印象中还有王长青、丛秉正、郭秀婷、秦静等十几位同学是成员，有一本油印的16开的册子，叫《草山》月刊，刊登学生的习作，白纸黑字，庄重素雅，配有简单的插图。每到出刊，学生们争相传阅，爱不释手。我加入进来，是文学社的第二届了，刊物还断断续续地出刊，后来由于学习紧张，由双月刊而不定期，由不定期而不知所终。若干年以后，我在一中见到一本《清泉》刊物，印刷非常精美，文章质量也很高，不知什么时候，文学社由草山改名为清泉了。巧合的是，三十年以后，昌乐县作协交到我手中，也是第二届，也有一本刊物，叫《齐都文苑》，也是双月刊，后由县文联接管，不定期出刊，以后也不知所终。这是题外话了。
我在《草山》月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丑小鸭》，写一个勤学苦练在国际射击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同学。那应该算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抑或是语文教师讲的复杂的记叙文？不知道。用心去老体委临街的宣传栏里记录资料，晚上就在作文本子上写，写好后投给了田怀昌老师。就这样从作者、编者到社长，一步步进入了草山文学社。
文学社的日常活动主要是编刊和学习交流。收稿、改稿、刻版、印刷等工作主要由田、辛、赵三位辅导老师负责，我们学生帮着打打下手。我记得写过几期《草山》月刊的卷首语，其中一篇《又是一年芳草绿》，针对大量的学生来稿，特别是诗歌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把诗与歌分开，不要写的像流行歌曲的歌词，强调诗有诗的语言，诗有诗的节奏。那是今生第一次写评论性文字。文章一出，得到师生们的好评。学习和交流活动每周一次，主要是看电视和讨论。校部里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文学社老师们经常把社员组织起来看电视剧，好像那时候也没有很长篇的连续剧，上下集或单本剧居多，一个晚自习的时间也就看完了。然后是讨论，印象里田怀昌老师讲得多。他那时已经在省刊《黄河诗报》发过诗，平时阅读量也大，给我们讲贾平凹、张承志，讲《鸡窝洼的人家》、《北方的河》、《黑骏马》，分析故事情节，解剖人物性格命运的转变。辛老师仿佛永远是高深莫测的样子，赵老师像是笑眯眯的佛。我们这些文学社社员每周一次，既不用上晚自习，又能看上彩电，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对象。活动结束，顶着小北风往半山腰的宿舍里走。整个校园已经熄灯入睡，脚步声在石板路上清脆悦耳。每个人心里都暖洋洋的，脑海中一片星光灿烂。那是文学的种子在破土而出，长成油菜花的模样。
在文学社， 我吃过小灶。三位老师，经常在辛老师的宿舍里聚，炒两个菜搞点小酒，他们有时会叫上我，边吃边聊我们的刊物，聊我们文学社的活动。酒多的时候，话题就无限延伸开去，也不避讳我。三位老师都是学识渊博之人，我自是受益匪浅。对于我，这既是生活上的小灶，更是文学上的小灶。不过论酒量，好像是辛老师最好，赵老师次之，田老师再次之。我吃过最特殊的“小灶”，是田老师要带我去济南，见作家。临行前，母亲用一个布包装满了花生米，塞进田老师的包里，说是带给济南的老师吃。我记忆犹新。在省作协的大院里，我们见到了正忙于分配大白菜的诗人桑恒昌老师，他时任《黄河诗报》主编。两年以后，我在济南洪家楼读书，与他女儿是同学。他周末来看孩子，我们常常见面。他也帮我发表过诗歌。在济南小纬二路邱勋老师的家里，我们见到了这位著名的昌乐籍作家，在他家里吃了午饭，还喝了酒。我们呈上稚嫩的《草山》月刊请他指教，席间相谈甚欢。邱勋老师后来在一篇散文中还写到过这次相见。那一次邱老师向我们推荐了山东一位新冒尖的作家和作品，我深深记住了名字：张炜和《古船》。四年以后，在烟台一家宾馆见到了张炜老师。别人向他介绍我时，他用浓重的胶东口音说了三个字：他会写。
在文学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有两次文学意义上的远行，正巧那年余华发表了他著名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次是夏天的南京，获得了江苏省作协《春笋报》组织的全国中学生文学大赛诗歌三等奖，去参加文学夏令营，免费游玩了十几天。见到了《春笋报》的名编、后来的大画家杨刚，见到了散文界被称为江苏一叶的苏叶，见到了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编剧张弦。但我自以为收获最大的，一是发表的处女作，二是在南京碰到了一本书，春风文艺版的《朦胧诗选》，在这本书里认识了北岛、顾城、欧阳江河，认识了什么是现代诗，对我后来的写作起了决定性影响。南京之行，为昌乐一中背回了一个文学大赛园丁奖的奖状，后来在语文教研组的墙上挂了好几年。
从《春笋报》获奖开始，我陆续在《当代诗歌》、《海鸥》、《作家报》、《中学生文学》上面发表了一些诗歌，在当时的中学生文坛上有了影响。我心中有了更大的梦想：北京，《诗刊》。去北京的行囊里装了诗稿，还有两条当地产的“青州”牌香烟，还有两只白条鸡，也是母亲给准备的。现在回想起来，她老人家对我是宽容和支持的。到了北京，摸摸索索去找虎坊桥甲15号的《诗刊》，好不容易找到，《诗刊》却已搬家到了农展馆南里10号的文联大楼，又辗转到文联大楼，正好诗人雷霆老师在坐班。他看了我的稿子，提了些修改的意见。我听不出人家话语里客气拒绝的意思，愣头愣脑地回答说：我今天晚上就能改好，明天再给你送来。真的就当晚在团结湖的地下室小旅馆里埋头修改稿子，现在想来透着一股傻气，也透着一股执着。大概将近三十年后，在一次《诗刊》举办的春天送你一首诗的活动中，宴会上我拿出雷霆老师当年给我写的信，给他看。诗人路也抢着去读。雷霆老师笑眯眯听着，听完后端起酒杯大饮一口。在场的诗人蓝野说，当年我也是《诗刊》刊授的学员，咱们算是同门师兄弟。那次雷老师临走的时候，我特意去潍坊买了他挂念的杠子头火烧。他舍不得吃，带回了北京。十八岁的北京之行，最终我的诗也没有发表在《诗刊》上，但阴差阳错，三年以后我的小说登上了同一座大楼上的另一家刊物，它叫《人民文学》。
在文学社的日子里，有两大收获，一是读书，二是交友。那两年，我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和现代文学作品，通过书店里买书，向出版社邮购，把笛卡尔、萨特、弗洛依德、马尔克斯、卡夫卡都搬到了家里，生搬硬啃，艰难下咽。我订阅的杂志有《读书》、《诗刊》、《青年文学》、《中学生文学》、《诗歌报》等等。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我买了不下六本之多。朋友拿走一次，我就再买一本。当时山师大来一中实习的学生，对我看的书之多之杂，非常惊讶，经常找我交流。说到交友，因为文学，有的老师都成为了我的朋友。当时的巢桂江老师也喜欢诗歌。我们有个共同的爱好，把诗写在塑料皮的日记本上，以示郑重。我们经常互相交换着看，互相交流。还有一个教代数的刘锡宝老师，也和我探讨过诗歌。他说过一句话，有一种爱情，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也不能相交。我记忆犹深。同学当中的诗友，除了文学社的几位，交流最多和当属崔凯和戴玉亮了。崔凯当时写了一首《平沙落雁》的长诗在文化馆的比赛中得过奖。有一次我们坐火车去高密找校园诗人赵希臣。下了火车天色已晚，没有公交车了，我们徒步走到那个乡镇中学，已经大门落锁，熄灯睡觉了。我们无奈，只好沿着公路再走回县城，走着走着，天光渐开，高密城的轮廓就在眼前了。第二天一问，来回足有三十公里。那个地方，现在属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了。后来崔凯去山艺读书，带我去过一个练功的琴房参观。琴房很普通，但它的主人不同凡响，后来全国人民都叫她彭妈妈。戴玉亮也是少年才俊。我们三个人就他文化课最好。我深深记得他写的很多诗里的一句：酒，在壶里醒着。多年以后问他，他却不肯承认。现在红极一时的余秀华的诗，就是他最早推荐给我的。崔凯现在是厅级的京官，老戴是大众日报的笔杆子。前几年我们还喝过一场到凌晨四点的大酒，为青春，为曾经的诗歌。当时很多同学都报了省市级刊物的文学函授班，有《鸭绿江》、《芒种》、《柳絮》、《红豆》等等。从本来不多的生活费中省出二三十块钱，寄出去换回文学的书籍和资料，感觉是人不分男女，科不分文理，每一个少年都怀揣着一颗文学的心。不管以后写与不写，至少他们的一段青春被文学滋养过，像翠竹一般青绿饱满，坚韧挺拔。
可能是因为一中草山文学社的带动，后来昌乐五中，南郝职业中专，马宋、乔官、红河的中学也纷纷成立了文学社团，创办了自己刊物，但当时与他们交往确实很少。交往更多的是全国各地的文朋诗友，大多是书信往来，几乎每天都收到天南地北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的书信。全国各地文学社团铺天盖地，层出不穷。以至于当年《诗歌报》连续出多期社团诗歌大展，展也展不完。后来，南郝职业中专的文学社出一个纪念册，找我写序言。我想到的题目是：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中学时光，短暂而浪漫，眨眼到了毕业季。中学生文学圈里悄然生发一股升学热，浪迹天涯的诗人要去读大学了，用现在的话叫“神兽归笼”。山东的张冬梅、山西的安武林去了山大；南京的王军、新疆的邱华栋去了武大，叶宁去了警察学校……各地也办起了作家班，有北师大、西北大学、南京大学……这一代人里最出息的大概是邱华栋，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驻会的副主席。1988年，一个春日的午后，我在县文化馆看到了一张《作家报》。报缝里有一则山东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启事。这张报纸，改变了我往后的命运。
现在，我家住在一中街的南侧。这是很短的一条街，短到仿佛一眼就能看穿这四十年的来路。秋天是满天落霞般的栾树花开，冬天是两行被白雪覆盖的红灯笼。我经常站在这条街向东望去，路的尽头，是一中，是草山，是我的青春高地。
写于2026年4月13日
消失的味道
换个口味，不谈文学，只谈吃。聊聊记忆中关于味道的贮存，聊聊在小城岁月烟火中随风而逝的美食。
小学的时候，家后是一条河。小河没有名字，自东山而来，穿城而过，位置在现在人民医院南墙的沟底，清清亮亮地向西流淌着。我们上学就沿着小河向西走，河上隔几步就有青石板搭成的小桥，河水里有小鱼游动。我们和小河分手的时候，河水拐个弯沿着老城墙的方向向西北去了，我们继续西行。上了崖头，就是东门的位置，现在是步行街中段的一个路口，后来知道东门叫永清门，不过门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棵粗壮的老槐树立在路边。这个不起眼的路口，就是我童年的美食广场。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场景，我曾经在小说中多次写到过这个路口。
路北大槐树底下，有一个火烧铺，加工一种三角型的瓤子火烧，土话叫三夹子火烧。现打热卖，老远就能闻到烘烤的炭火香味和焦脆的面香。火烧从炉膛里掏出来，外表金黄，略带焦糊，里面的瓤柔软筋道，可以一层一层地揭开。上学路上或课间，买上一个，双手捧着，嘴里小火车一样冒着热气。吃下去，面里有淡淡的咸味和五香粉的味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调料味和面粉味就是人间的美味。火烧铺的斜对面，是一间馄饨铺，还是上门板的那种门面，好像有一个字号，年代久远，已经忘记了，现在那个位置是一家中医诊所。馄饨铺专做鸡汤馄饨，一口大锅里永远沉浮着一只整鸡。一碗馄饨要二两粮票加一毛几分钱。小元宝一样的馄饨盛进碗里，浇上一舀鸡汤，变戏法一样从另一只大碗里捏出一撮鸡肉丝，洒在碗里，七八条的样子，再从另一只碗里捏出一撮香菜、葱花。馄饨热气腾腾地上来，小桌上摆了酱油、醋、芥末，任人取用。五年的小学生涯，大多是从馄饨铺路过，真正进去吃的时候极少。偶尔从家长那里得了钱，往往天不亮就背了书包往外走，急切地奔赴这一场美食大餐。现在，这个路口往北一点，路东有一家恒利馄饨，生意很好，每天学生和家长吃饭的不少。我特意去吃过，却再也找不到那个门板店铺的老味道。火烧铺对面有一户人家，窄窄的门脸，进门一张小桌，上面放着盖了玻璃板的一只大碗，碗里盛了黑乎乎的粥一样的东西。这是卖糖稀的铺子，我们这叫“搅拉糖”，可能是薯类熬制出的糖浆。递三分或五分钱过去，卖家便用两根火柴样大小的小棍，挑出一坨糖稀，双手不停搅动着递到你手中。于是孩子上学的一路上就有了事做，不停地边搅边走，糖稀由黑而黄，由黄而白，神奇地变了颜色。女孩子耐性长，能玩一个上午，男孩子往往没走几步，就填进了嘴里，图个一时的痛快。卖家是一个小脚黑脸的妇人，据说和过去老城墙的驻军有着千丝万缕的故事。在城关镇城里小学的五年，火烧的香，糖稀的甜，以及鸡汤馄饨的高端奢侈，给我留下了童年味蕾最初的记忆。
中学时光大多是在昌乐一中度过的，属于半封闭状态的圈养，关于吃食的记忆非常寡淡，仅有的几样也与吴家池子村有关，与叫老吴的人有关。第一个老吴瘦小精干些，我们叫他小老吴。小老吴不知怎么打通了关节，可以骑一辆破旧的大金鹿车子在校园里自由地出入。大多是中午或下午的课外活动，他出现在学生宿舍区，自行车的座上带着一个油腻的竹筐，筐里盛的是油条。油条是早上炸的，他叫卖时往往是凉的，甚至他都不用叫卖，学生们看到他就知道油条来了。有钱的用钱买，没钱的用饭票换，好像也不用称，就是多少钱一根。那一根是好几股盘在一起的一坨，一个人顶多两根就够了。那时候往往在食堂打不到菜，就着油条吃馒头就非常下饭，完了再喝半缸子水，一顿饭就解决了。我现在还有喜欢吃凉油条，喜欢吃一口油条啃一口馒头的习惯，一定是在中学留下的美食基因。因为对油条的热爱，同学起外号都用上了油条，对比较成熟世故、处世圆滑的人叫做“老油条”。听到小老吴喊的时候，他的筐子里一定不是油条，是梨。他会喊吃梨了，脆梨，甘甜无渣。收尾干脆利落，绝不拖腔。后来我们知道，吴家池子并不产梨，不知他从哪里倒腾来的。梨叫香水梨，个头不大，黄中透绿，入口甘甜清脆，我们禁不住诱惑，会买或换上两三个，解解馋。等周日或月底回家拿回生活费的时候，再去找他买回饭票，饭票在校园里就是通用的货币。多年以后，在超市见到个头不大的新疆产库尔勒香梨，不禁一笑，小老吴不会骑着自行车去过遥远的新疆吧。另一个开小饭馆的老吴身形胖大，我们叫他胖老吴。我们去胖老吴那改善生活，一般是晚饭。在操场上打完球，两三个人约着去他店里，别的不要，就要一斤或一斤半挂面。胖老吴捅开炉子，舀一点腥油炼锅，烧开了水，投进一筒面条，开两遍锅，抓一把韭菜或蒜黄加进去，双手端锅子将面倒进一个搪瓷脸盆，上桌，齐活。于是我们就开吃，两三个人风卷残云，连汤带水吃个干净。经常看到隔壁桌，有女同学，也是两三个人守着一盆，吃得热火朝天。胖老吴的一盆热汤面，时不时地温暖着我们青春的胃。在我将要离开中学，去济南上学时候，我请同宿舍的同学，在胖老吴这里花十块钱炒了十个菜，喝的山楂汽酒。那晚，没有人再要面条，那晚，用一场宿醉结束了我们漫长难熬的中学生活。
大学在济南，钟意于地摊上的把子肉、米饭，回昌乐后吃过几家店，皆不正宗，按下不表。
工作以后就进入了1990年代，在一家公司办公室负责迎来送往。那时候县城里的饭店还不多，或者说刚刚兴起私人开店。最初单位订菜在营陵饭店，一个古色古香的名字，老板姓闫，位置在现在世纪美联的对角，与文化局是邻居。门前一条从东而西的大沟，蜿蜒着去了西湖。一般是六十元六菜一汤，八十元八菜一汤，硬菜有辣子鸡块、干炸刀鱼，素菜有酸辣土豆丝、干煎豆腐等等，谈不上多么好吃，讲的是经济实惠。一桌饭下来才相当于现在一个人的餐标，餐饮标准就是一个时代最准确的风向标。这是单位招待餐，个人消费更多的是往北去，往北就是进城。
在原来南关菜市场的东口，孤山街北，有一家鸡毛小店，保险公司火烧铺。这家火烧可不同凡响，火烧比一般的潍县城隍庙肉火烧略小略薄，用猪肉大葱做的馅。说是火烧，更像是点心，两面煎烤得油汪汪的，须垫了草纸以防油手。表皮并不酥脆，只是软香，性子急的两手一掐，几乎可以一口一个。卖一毛五分一个，一般汉子放开吃，得十个左右。火烧铺前常常排起长队，生意非常火爆。后来老板到珠宝一街开了珠宝街酒楼，一直经营到现在。主打菜是扒猪脸，整个猪头一劈两半，煮到脸色红润，软烂脱骨，囫囵上桌，颇有梁山遗风。当时火烧铺的西邻是一家摩托维修部，招牌四个大字：程氏摩托。就是这位程氏，后来把这一片区开发成了中央帝景。
火烧铺北边不远，县工会桥头上，有一家正大水煮肉。以菜命名的饭店，大概在县城里是头一家。卷心菜和精肉片为主料做出的水煮肉浓油赤酱、麻辣鲜香，既有川菜的滋味悠长又有火锅的热辣滚烫，是一道佐酒佐饭的佳肴，特别与白米饭是绝配，一度成为县城里的网红店。后来店家扩大经营，开到了铁路北昌明花园的门口，一直兴旺至今。火烧铺正对面，保险公司办公楼的地下室，开过一家比较正宗的川菜馆子，名字就叫地下餐厅。川菜在县城里最是地道，常点的是鱼香肉丝、蚂蚁上树、麻婆豆腐、宫爆鸡丁。里面是长长的一条走廊，用布帘子隔成一个一个的小间，一说话，四处都是回音，说是地下室，更像是防空洞。我曾经在这里干掉过一瓶难舍最后一滴的景阳春，骑着自行车照样回家。
顺孤山街往东走，原劳动局的门口有一家青春餐厅，也算是当时的地标了。大厅宽敞亮堂，经常有单位的团委在这里举行活动，可以聚餐，可以舞会，在县城里较早地上了卡拉OK设备，是年轻人愿意光顾的地方。后来青春不再，青春餐厅也不在了。
再往东，是老体委路口，一度是县城最大规模的烧烤夜市。到了下午四五点钟，这个路口就被自发戒严了，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百余家大大小小的烧烤摊位占据了整个路口，正宗的不正宗的，会烤的不会烤的，都想分一杯羹。体委院内旱冰场、录像厅歌声嘹亮，武打声惊心动魄，大路上摊主们用力煽风点火，煎炒烹炸，烟雾缭绕。除了常规的烧烤，还有流动的商贩送矿泉水，卖花生、毛豆、玉米，卖毛蛋、盒饭，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吃喝的人群，比早年间县城的山会还热闹。山会是一年两次，这夜市是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在这里有曾经腰缠万贯一夜返贫，蹬三轮送啤酒的；有为情所困喝醉了酒撒泼耍横的；有喝多啤酒一时内急当街撒尿的，人生百态，无奇不有。就算不吃不喝，在这条街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走逛逛，也是县城夜生活的一个绝佳去处。路口东南角红火一时的砂锅牛肉算是一绝，蘑菇、牛肉为主料，后厨炖好，用砂锅上桌保持温度，有原味的，五香的，麻辣的，也是当街摆一溜小桌马扎，食客要排队等候，一般两人能吃一锅，还意犹未尽。后来这家店不见了，再以后在老技校路有一家砂锅牛肉，也是这个做法，味道却大不如前。有一年夜市从体委搬到了站前街，店家把矮桌马扎一律换成了塑料的高桌高櫈，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做鸟兽散了。如今烧烤店已如繁星点点散落在城区各处，没有了当年的场面和气势了。
后来记忆中的美食，土的走一个“全”字，全鸡、全羊、全猪、全狗、全鱼，各领风骚三五年；洋的走一个“唱”，把卡拉OK引入包间，如乐航宾馆、柏安夜总会、百乐门酒店、建行银座酒店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转眼已是明日黄花。直到当下，往往约朋友吃饭的时候，为吃什么去哪里吃犯愁，考虑再三，举棋不定。是人的口味刁了，选择多了，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尊重当下，不珍惜当下，总以为当下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而来的。人的通病是看淡当下，怀念过往，期盼未来。只有当今天成为昨天，才追问时间都去哪儿了？才感慨往事只能回味。人们对时间如此、对感情如此、对美食也如此。
如同一首老歌能够唤起一段往事，一种食物也可以帮你回忆起一段岁月。咂摸过去消失的味道，仿佛一场黑白电影的谢幕，瞬间曲终人散，又如抽油烟机的开开合合，酸甜苦辣咸一阵风地烟消云散。过往，一切如烟；城市，依旧灯红酒绿，款款向前。
写于2026年4月24日
三 院
三院，是潍坊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简称。它的前身是昌潍地区精神病防治院，当地人的习惯叫法是神经病医院或朝巴医院。这一称谓从建院之初到现在一直延续了六十年，直到一代代人老去，年轻人才慢慢习惯了三院这个名字。三院，作为这个城市少有的六十年不曾易址的单位，历经风雨沧桑，依然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区。三院甚至不光矗立在城市中，它还扎根在民俗里。两人调侃，说，我送你去昌乐吧，意思就是送你去看精神病。甚至有歇后语说，三院倒了墙——跑出你个朝巴来。
三院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单位。1966年，上级一纸命令，要在这里建地区级的精神病医院，于是一座医院无中生有，拔地而起。据说这个地方原来是县城东关外的一片乱葬岗子，南靠城关公社十四大队，北临大沟河渠。三院又是一个“移民”的单位，医护人员、勤杂人员来自天南海北，省内有济南、临沂、烟台等地，外省有上海、福建、东北的，有返城的知青，有部队转业的干部，方言五花八门，习俗千奇百怪，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来到昌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响应组织的号召，一夜之间成了昌乐人。三院还是一个“神秘”的单位，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医院是封闭式管理，与外界交往少，加上常人对精神病患者的好奇和恐惧心理，给这个医院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旧时，医院的布局大致是：进大门是球场和花坛，北边是伙房，再北是职工生活区，东边是办公楼，再东是三排二层的病房楼，现在大体还是以前的格局，只是建筑和功能的差异罢了。上世纪80年代尾，我父亲退出医疗一线，参与院志编修时，在办公楼三楼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无数个假期的夜晚，我在这里写下了多篇小说。有一次，半路上出去买烟，把钥匙锁在了屋里。我沿着二楼的平台爬到三楼，又踩着三楼的窗台一点一点挪到东头的窗户，翻窗入室，继续写作。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日子单纯而又美好。对医院伙房最初的记忆要更早。几个孩子等伙房打完饭后去抢筐子底下剩下的炸鱼油渣，拿着饭票早早去排队买地瓜面的窝头，贪婪地享用那黑乎乎的香甜的副食。逢年过节，伙房会买一头羊。我们牵着出去放，过几天羊要宰杀的时候就明显地瘦了。我们虽然想吃羊肉，但是我们和羊依依不舍。在伙房的垃圾箱边上，我见过有长期陪床的病人家属，在这里捡拾大葱叶子，用开水烫过后当菜吃。可想而知，一个家庭经受不起久病之人的拖累，强撑着咬牙去救治。伙房里有个家是聊城的老吴，会讲三国和水浒。无数个夏夜在夜凉如水的球场上，我们沉浸在他的故事中，幼小的心灵里飘荡着千百年前的刀光剑影和快意恩仇。后来围绕着伙房又有了其它标志性的建筑，如水楼子、防空洞，防震棚，后来防震棚最终也没派上大用场，防空洞成了伙房的菜窑子，只有水楼子竖立着一直到现在雄风犹存。1976年秋风秋雨中，从河北唐山转过来不少伤员，安排在这里救治，也是医院对抗震救灾做出的贡献。这些建筑物，后来都作为核心意象出现在我的小说中，童年记忆在生命中刻骨铭心。
病房楼是医院的核心区，对我们这些子弟也是禁区，大门出入上锁，窗户都被铁棂子封着。我们经常隔窗与病员对话，碰到温顺型的，就逗引他唱歌跳舞，皆大欢喜，其乐融融，碰到狂躁型的，就彼此怒目相向，剑拔弩张。其实对于病号的传闻，大多是道听途说，亲身经历的少，毕竟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听说有的病人在舌根底下藏着药片，等护士走了再吐出来，药片攒多了一次吞下自杀；听说有的病人暴力袭击了医护人员，听说有的花痴病人，见到异性就脱裤子。印象最深的是医院的大喇叭经常会在半夜里响起，主要任务是两件事：一是北京来了最高指示，干部职工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二是病房夜里跑了病号，发动大家四下去追去找。这两种声音经常交错回响在上世纪70年代三院的夜空里。病房楼里最为诡异的事件是，有一年一个大夫莫名其妙地疯了，不知从哪弄了一根剧团里的花枪，白黑地在院子里舞舞扎扎，吓得人不敢靠近。有人说是精神分裂病，有人说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后来送去济南大医院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他回来后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还在县级比赛中担任过裁判员。我最早的关于精神病题材的作品，应该是高中时期的组诗《青春精神病历卡》，发表在山西的《中学生文学》上，后来被收入贵州文艺出版社编的《少年少女抒情诗》里。这算是我和三院彼此馈赠的礼物吧。
三院给我青少年时期的印象，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中心”。医院自身有一个图书馆，医院对门马路西边是县图书馆，再往北一点是工人俱乐部的图书馆，再往北一点是新华书店。可以说，我的青少年是被图书所包围着的。在医院图书馆看的最多的好像是批林批孔批四人帮的漫画。在这里我认识了颠沛流离于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圣人，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大多数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记忆深刻的是看过一本非常冷门的书《柬埔寨短篇小说选》，讲的是柬埔寨阶级兄弟奋起反抗美帝法帝压迫的故事，估计到今天全中国关注研究柬埔寨文学的也没有几个人，它就这样非常奇怪地闯入了我的视线。在工人俱乐部图书室里，我看的最多的是红色经典，象《林海雪原》、《暴风骤雨》一类的。在县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看的书多而杂，记得有一种32开本的上海出版的《世界文学》杂志，每期必读，读过什么作品，现在也都忘了。那本杂志也不知道还办不办了。在北边的新华书店，我曾经用自行车链条做的火柴枪，和售货员换了一本《列宁在十月》。一晃多年，都成依稀往事，后来三个图书馆都陆续不在了，我们也渐渐长大，仿佛与阅读渐行渐远，与世俗越走越近。
关于生活区，大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说到生活，倒是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医院的关系单位之一市棉纺厂，是当时大型的国企，经常给医院提供一些紧俏的生活物资，如猪下货、带鱼等。经常有车把货卸到澡塘子里，水池子里滚满了雪白肥硕的猪头。总务科把分到者的姓名写成纸条，塞进猪耳朵里。于是这些冻冷的头颅就像活物一般有了名字：叫张院长、李主任、刘护士、王科长。二是另一家关系单位辛店炼油厂，给大家提供了液化气，一打开关就冒蓝火，无烟无味，在当时的县城算是稀有的玩意。医院的职工先用上了，免去了烧煤烧柴，烟熏火燎之苦，也算是生活品质的一大提升吧，缺点是液化气没地方换，要等着辛店来车，统一去几百里之外灌装。所以辛店来车来人，是家庭主妇们最盼望的，有时就拉到家里轮流炒菜招待。灌液化气的日子，竟过出了节日的气氛。
医院的北面是宽大的深沟，据说是早年间县城去往潍县、胶东的官道，也许某个细雨霏霏的黄昏，从大道上匆匆走过的那个背影是李清照，是苏东坡。当我趴在后窗台向沟里望去的时候，这里截住东山来的水，成了一方池塘。附近的生产队试验在这里种过藕，种过稻谷。曾经有过一番十里荷塘，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景致，大概也是这个县城唯一一次种植水稻。后来水塘成了一池无人管的臭水，滋生了青蛙和蚊子，再后来干涸成平地，县城山会在这里有说书唱戏的，我们打开窗户不花钱就可以听到。进入腊月，这里又是鞭炮市场，逢五排十，鞭炮声吆喝声震耳欲聋，最经典的吆喝是：阳信大雷鞭，阳信大雷鞭，卖不了是放的少，点上了啊，又点上啊。现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医院后来盖的病房楼，古道的底下是负一楼的医院餐厅。
医院南面原先是十四大队的耕地，麦收秋收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拾麦穗、倒地瓜，是少年的乐园和天堂。那时候学校好像什么也收，收麦子、收铁、收草、收粪。我们就在这片田野里寻找，大部分的任务当然是由家长帮忙完成的。我们自己干的事是用一个大针头穿着一根长长的麻线，在树底下拾树叶子，不一会就像松鼠尾巴一样拖拉出长长一串，拉回家烧火用。这片田野后来盖了县城的电影院，一度成为文娱活动的中心，前些年开发成了中央帝景商业区，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西边沟底下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不知名字，也许是东关或东南村的一部分。其中有一户有一个奇怪的姓氏和奇怪的职业，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这家姓仇，是拾大粪的。我们经常趴在墙头上，看仇老汉耐心地把大粪铺满院子，晾晒大粪干。晾干的大粪一点臭味也没有。老汉裸着上身，像侍弄花草的园丁一样在大粪中间穿梭，手里拿着一柄长把的铁舀子，皮肤黝黑闪光。夕阳西照，把整个沟底的小院映在一片金黄透明的光影里。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我们，这种劳动的场景一看就能看一个下午。西沟后来开发成了地下地上三层的新昌商场，一度生意红火。现在商场还在，却大门紧闭，门可罗雀。
从远处高处望去，三院处在城中的洼地里，像一架宽大舒适的摇篮，哺育了我们一代代三院子弟的成长。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在潍坊高新区建了新的院区，建筑气派，设施豪华，但因为离退休的老职工大部分还住在老院区，人们就固执地认为三院的根和魂还在这里，六十年一甲子没有动过。前几年，家里老人去世，处理了老房子，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根不在了，魂也散了，我作为三院人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此后，我没有再迈进过三院大门一步，但每次经过，我都会放慢车速，向它行注目礼。这个位置是新昌路孤山后巷1号。
写于2026年5月10日
草 山
千山万水，草山是离我最近的山，是我登临最多的山，也是最熟视无睹的山。
草山，官方和民间的名称颇多，王家大山、东山、万松山、笔架山等等。当地人的叫法是“草山子”。草山后面加一“子”，乍一听有些轻蔑和不屑，其实包含着亲昵与宠爱，像是呼叫儿时玩伴的小名，亲切而自然。这个“子”，仿佛是草山独有，其它境内的名山无缘享受的，上纲上线地说，这个“子”一加，貌似与诸子百家齐名了。其实，先人起名，也是潦草随意的，大约见茅草满坡，便于搂草取火，便草草地叫了草山，如同顺手一指方向，就叫了东山一样，有了东山，就有了东山李、东山王。草山的名字，就这么草草了事，如一介草民在县城的东南一站就是千万年。
草山扯南到北，像一道绿色的屏风遮挡着县城，庇护着先民。后来县城大了，“青山遮不住”了，它又像一幅山影盆景一样，成了城中山。草山与孤山绵绵相连，不离不分。如果说孤山是白素贞，草山就是形影不离的小青蛇，如果说孤山是梁山伯，草山就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后来，统一被划为首阳山旅游区，交融一起，不分彼此了。在外人看来，就是连连绵绵的一片山丘，只有当地人能叫出它们的乳名。
草山和一中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昌乐的教育名山。省立昌乐一中又名草山中学，成立于民国二十七年。九十年的历史，将近一个世纪的芳华，是昌乐仅有的百年老字号，是响当当的齐鲁名校。草山脚下，吴池泉边，走出过多少义气风发的青年，成为共和国的将军、政要、院士、专家。台北也有一座草山，蒋公赴台后，觉得“落草为寇”不好听，改名为阳明山。1948年一中赴台的那些少年学子，看到台北的草山，会不会想起昌乐的草山？他们很多人望着草山上圆了又缺的月亮，一辈子都没有回来。现在一中校园里，树楠园、院土路、海航馆，光听这些名字，就让人联想起教育和科技的传承。物是人非，见证这百年沧桑的是那些树木和花朵，白杨树、洋槐树、松树，槐花、丁香花、芙蓉花，年复一年，花开花落。送走一批批学子，迎来一批批新人，像草山不起眼的草籽树种，被风一吹，飘落天涯，落地生根。
草山是昌乐的文化之山。山东麓汉墓出土的汉画石像，记录了先民们农耕、渔猎、宴饮等生活场面，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依山建墓也符合了汉人“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生死观和“天地人”合一的哲学观。昌乐一中院内，前些年相继建成了刘锡诚、邱勋、郭建华、孙瑞等从草山脚下走出去的作家学者们的书斋文库，纪念这些一中的骄子，保留下来文学和文化的火种，对后世学子影响深远，也加深了校园文化的积淀。在人们不太关注的一中的南邻，曾经是繁殖场，也是全省有名的良种繁殖场，汇聚了一批农牧畜牧业的精英。繁育的济南红、来航鸡、288等蛋鸡品种销售到全省各地，获得过全省科技创新奖，288鸡据说一年下蛋280个左右，属于高产高效的蛋鸡。这个不起眼的繁殖场，一度代表着当地科技文化的先进水平。时过境迁，原先的场房场地，现在已是宽阔的马路和现代的生活小区了。上世纪60年代，草山的东北角，绿树浓荫处隐藏着县麻风病院，在那个视麻风病如洪水猛兽的年代，医护人员在这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从身体到心理上医治了许多麻风病患者，使他们走出深山，回归正常生活。这种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大爱，正是博爱仁爱的爱心文化，被草山的林莽封存，成为神秘的传说。
草山还曾经是一座英雄山。山东麓有地名插旗台，传说汉大将军韩信东征时在此插旗点将，号令三军。现在俯瞰整个首阳山，沟壑纵横，松涛万亩，确实是藏兵用兵的好地方。当时有多少草莽英雄隐匿山林，操练兵马，只待军旗一招，统一汉家江山。上世纪90年代，县烈士陵园曾短期迁至山西麓，避开了铁路北的车马之喧，苍松翠柏，绿草萋萋，也确是相宜之地。每到清明，或单位集体组织，或个人散客上山，祭奠烈士，缅怀先人，半山腰烟雾渺渺，山林肃静，百鸟不惊，草山一度成为了昌乐的英雄山。
草山还是一座运动山。早些年，县城里面没有公园广场，爱好晨练的人多是往东山上来，有长跑的，有骑车的，有打拳练剑的，甚是热闹。基本每天准时准点的，是一中和五中的运动队，按时跑山锻炼。特别是一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天不亮起床号一响，业余运动员们就从大门鱼贯而出，向北向东绕一个大圈子，往草山上跑去，不光是跑，还要变速跑、折返跑、冲刺跑。有几年我也混迹在这支队伍当中，虽然没取得什么成绩，但跑山的过程是切身经历过。在一中北墙外面的上坡处，教练员拿一根树枝站在那里，看谁偷懒就朝屁股上来一下，像赶车人抽打不听话的马儿。功夫不负有心人，全县田径比赛的记录，大多是被一中保持着，有的多年未破，成为历史记录。每年通过体育特长升入大学的学生也不在少数。草山，也可以称之为运动山。直到上世纪90年代，狩猎场围山造墙搞建设，几乎封死了所有上山的路，来此运动的人渐渐绝迹。三十多年过去，围墙内的项目几易其主，不见动静，草木却越发茂盛，几近遮天蔽日了。酒店建成后，该有的运动项目还有，不过改成了台球、保龄球了，后来据说还要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仿佛一时又闻到了大跃进的味道，后来自然是不了了之。再后来据说要搞鸸鹋养殖，养一种比驼鸟略小的动物，经济效益极佳，幸亏只是纸上谈兵，没有把草山搞成动物的运动乐园。
草山还可以叫恋爱山。早些时候，大姑娘小伙子下了班没地方去，影院饭馆茶楼是要收钱的，再说也不僻静，于是离城最近的草山就成了他们的首选，成了天然的公园。有县城各单位工厂的红男绿女骑着自行车来，有校园里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下了晚自习散步来。坐在山坡上，向西望去，或夕阳西下或满城灯光，微风抚面，软语暖心。目力好的还可以看到城北的火车，一声呼啸穿透时光的隧道，向着美好的二十一世纪奔去。有极负责任的班主任，下了晚自习，还打着手电到山坡上转转，怕学生们出什么问题，不时就惊起鸥鹭一片。有一年大雪后的清晨，我起个大早上山看雪景。走到一块平台处，见有人用树枝子在雪地上写满了一个女孩的名字，再往前看一串深深的脚印往山里走去了。这些雪地里冰清玉洁的名字，被早上的太阳镶上了明亮的金边，仿佛是刻在童话世界里一样。谁知道这雪地后面又是怎样的爱情故事，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来人”啊。猎场围山之后，还经常有男女或骑摩托车或驾私家车，从道安门进，绕猎场转一圈，不过要与保安打好招呼，不那么自由了。久而久之，恋爱山就名存实亡了。
小学的后期，每年都要组织春游，类似于现在孩子们的“远足”，目的地就是草山。对我来说，春游并不重要，去哪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借捎饭的理由，理直气壮地拿了钱和粮票，去人民医院以东县副食品加工厂的商店里买一包蛋糕。也许在柜台里放得久了，捏上去稍有些硬，但并不妨碍它的香甜。每年在草山顶端看着桃花吃蛋糕的时候，草山在我童年记忆里就是一座软糯香甜的山。我们在山上拾了一些松果和橡子，宝贝一样装在书包里带下山，路上剥一粒橡子扔进嘴里，苦涩而坚硬。后来从书中看到，这玩意可以磨成面，做成橡子面窝头，还可以做成凉粉状的食物。当地人形容一个人做事没正形叫“不出橡子”，可见橡子普及程度不低。等走回学校，人几乎累瘫，这还不算完，还有春游的作文等着呢。我费尽吃蛋糕的力气，写下了第一篇关于草山的文字，谁能想到，几年以后我们文学社团的刊物就叫《草山》。
除了在一中上学那些年的爬山锻炼，之后我光临草山大多都跟吃有关。草山东坡那个著名的酒店，我曾因单位接待去过几次。大堂高大，宽敞、明亮，吊灯喷泉相映生辉，是县城里少见的豪华气派，最显眼的是大堂里摆放着一只墨玉雕刻的大船，据说那就是镇店之宝九龙舫。和酒店几乎同时竣工的是草山最顶上的观生意阁，每到夜晚就给这个县城点亮一座流光溢彩的宝塔。这些年塔还在，却再没有亮过。后来酒店前的平地上开起了平民化的烧烤大排档，大家可以呼朋唤友携妻带子来吃烧烤唱卡拉OK，与先前的高档神秘相比，有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觉。昌乐的第一届宝石节开幕晚会，也是在这个空场里进行的。当时大腕云集，盛况空前。进山的路上值勤民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夜空和树木被灯光照射得光怪陆离，这大概是草山历史上最热闹的一个晚上。草山，一度成为这县城高端接待和娱乐的中心。昌乐历史传说中著名的两位爷，孤山爷和方山爷，曾因下棋打赌在草山脚下输了一塘吴池泉水，到现在可供后人饮用。试想当时两位赌的不是矿泉水，而是啤酒的话，吴池草山又会是何等模样。
大概十年以前吧，草山周边因地理环境优越开起了不少烧烤店，奢华的如烤全羊烤龙虾，简约的如烤肉串烤蔬菜，一时城里食客趋之若鹜。山坡上的土地不知何时被分割成一个个小院子，里面绿树红花，小桥流水，也硬化了进山的道路，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有一年，上面说是要清理违建，这些精致的小院又无影无踪了，山坡重又回归田园。我和昌乐及潍坊几位诗人常去的一家，在草山以北，东山李人开的，忘记了名字，现在是在建的碧桂园小区。这家店的院子很大，最高处有一个水泥的平台，站在上面西望仿佛能把整个灯火阑珊的县城揽如怀中。我们经常酒后在那里朗诵诗，朗诵徐志摩的，海子的，朗诵自己的，觉得很是快活。真的，人生可以没有诗歌，但生活是不能没有诗意的。散场后，我有个朋友从这里开车回家，三五步的路，也一定要开导航，不然就找不到家。我们说他的导航是导盲犬的功能，整个一路盲，或许是酒和诗让他迷了下山去往俗世凡尘的路。
随着周边小区的开发，草山近几年好像往东挪了一点，离得我们远了些。是啊，人往前进一步，大自然就往后倒退一步。可不要小看这个“草”字，草菅人命可以促成官逼民反，草木皆兵可以引发一场战争，草莽英雄可以啸聚山林，一双草鞋可以走出新的共和国。草山，南北两头尖中间凸，如一艘大船停泊在浓浓的夜色里。如船，也是赤壁借箭归来的草船，在无声讲述过去的辉煌和荣光。
写于2026年6月8日
作者简介
张劲松，山东昌乐人，1969年4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大学作家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潍坊市文联首届签约作家，《香港文艺》杂志签约作家。1986年起发表文学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见于《人民文学》《花城》《山东文学》等报刊，出版小说集《大赦》，散文集《半面妆》，有作品入选各种选本，多次获得省市各类文学奖项。
观球记
文人说球，不见久矣。这球 ，专指足球，并非秦人方言里“你弄个球咧”的球。当年纸媒繁荣时，诗人王俊在《北京青年报》设坛，评论家宋遂良老先生《齐鲁晚报》摆擂，小说家李承鹏执笔《足球报》首席，八千名记写球说球，好不热闹，连球带人都一时洛阳纸贵。现如今，世界杯又将近，那批文人好像只剩下原《济南时报》的尹波老师还在直播间和公众号上聊球。文人说球的天幕里，斗转星移，星光暗淡了。
1982年，家里购置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只能收到中央和山东两个频道的节目，且时间是晚7点到10点，其它时间屏幕上一片雪花。我们就追着这两个台看，有新闻就看新闻，有京剧就看京剧，直到电视上出来两个大字“再见”。我父亲很稀罕电视机，经常拨弄它。一个夏天的深夜里，突然鼓捣出了清晰的图像：一群外国人追着黑白相间的皮球在奔跑，一个尖锐高亢的男人的声音在跟着呼喊。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现场直播世界杯足球赛，是在遥远的西班牙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杯。那个电视里说中国话的男人是著名解说员宋世雄，从此这个声音一直陪伴了我们好多年，走遍五湖四海的赛场。那个夜晚以后，我和父亲开始不分半夜凌晨地追着看球，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电视节目，以至于逐渐迷恋上这项运动，认识了当时著名的球星：济科、佐夫、鲁梅尼格、罗西……直到最终意大利捧起冠军奖杯，这个夏天才开始变得分外安静有序，家里的电表才恢复了正常的跑动。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爱好会一直伴随我到今天，整整四十四年。后来电视频道多了，节目选择多了，父亲也就不再看球，只是偶尔在第二天问一下比赛结果。一年又一年，直到父亲渐渐老去，我们爷俩好像再也没有一起看过球。再后来儿子大了，到了男孩子喜欢看球的年龄，可是这一茬人已经基本不看电视了，看的是电脑、手机、依然是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守着电视机看球。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变迁吧。我喜欢通过电视看球，视野开阔、过瘾，有现场感，还可以躺着，喝啤酒吃零食，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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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到了地球另一端墨西哥。提前进行的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被香港队淘汰，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球迷骚乱。著名作家刘心武写下了纪实文学名篇《5.19长镜头》，对事件始末进行了详细的报道。那一届世界杯，无依无靠的中国球迷大部分选择了支持邻居韩国队，成了东亚球迷或亚洲球迷，也是世界球迷文化里独特的现象，不过那一届最后统治世界的是球王马拉多纳。每到有韩国队出战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就结伴逃课，骑自行车奔回六七里路外的家中，拉上窗帘，打开电视，只看到一片雪花的闪烁，没有一点要转播球赛的意思。我们轻轻地拍打电视，左右地摇晃电视，期待能找出图像来，一概无济于事 。就骑上车子，穿越半个县城，再奔另一个同学家，结果还是一样。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派了人爬到五楼去摇晃天线 ，一边摇一边向下面喊：有了吗？有了吗！回答只是一片铺天盖地的雪花。我们这些固执而又傻气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电视台并没有安排转播。
也就是这一年，我们开始比较正规地踢球。下午课外活动铃声一响，便涌向昌乐一中大门外的简易球场，要早一步抢场地，抢足球，最多的时候一块场地上三四十人，追着一只足球，潮水一般一会儿往西涌去，一会儿向东涌来，那个战术真可以叫做“全攻全守”。大伙也没有正经的球衣，夏天光膀子，冬天穿着棉袄、毛衣，下课就开战，直到校部外的大白杨响起吃饭的钟声，才恋恋不舍地鸣金收兵。那时候，跟我经常踢球，球场上有点扭捏的老戴，大概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他作为中国特派记者去德国慕尼黑大球场采访世界杯，与世界明星合影留念。后来，学校顺应民意组织了一届班级足球赛，我们班三战三胜，赢得了冠军，尤其是第一场淘汰赛，我们是通过点球决胜惊险过关的。那三场比赛我打进了三个球，这个班级的冠军，足以让我铭记一生。毕业后，天各一方，有的人也许一生都不再见面，更不用说再并肩站在一起，在加油呼喊声中等待那一声清脆的开场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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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意大利之夏，足球的中心又回到了欧洲。这一年是我在济南读书的最后一年，功课并不是很紧张。吃过晚饭，三五个同学端了大茶杯向教室走去，别的班同学见面打招呼是：吃了吗？我们班打招呼是：写点起？回答是：写点起。这个写是指写作。到了教室，分头落座，该写诗的琢磨诗，该写小说的写小说，一会工夫教室里烟雾四起，需要开窗通风了。师兄赵德发著名的短篇小说《通腿儿》，我的《票房子》，还有对面宿舍四个诗人的不少好诗，都是在这样的夜晚折腾出来的。坐在济南的洪家楼写作，我们的心还牵挂着意大利的米兰，找服务员要了招待所房间的钥匙，偷偷溜进去打开电视。那时候电视还是黑白的，不过尺寸稍微大了点。半夜里就这么默默地看，不敢欢呼不敢喊叫，静默地像是电影欣赏课观摩好莱坞大片，只听到一片沉重的呼吸声，情景非常诡异。一楼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小卖部，我们会在中场休息时去买大鸡烟和方便面，到了下半月就是买不带嘴的泉城烟，去抽屉里找剩馒头，至于啤酒火腿肠是想都不敢想的。
足球，像一个巨大的钟摆在欧美大陆来回晃荡。1994年，它又来到了美国，来到了自由女神的像下。那一届的偶像是荷兰三剑客，巴斯滕、古利特、科曼，尤其是古利特奔跑起来满头飞舞的小辫子格外销魂。那个夏天，我们的生活标配是下了班踢一场球，喝一场酒，看一场球，生活充实而且快乐。踢球是去老体委院里，现在的福州商城那一块，东西南北方向都有球门，人多的时候踢南北场，人少的时候踢东西场。每个队员当时好像都有一个外号，对应着大洋彼岸的一位球星，满场星光闪耀。不过我们的球技实在不敢恭维，经常被拉着去给体校的小女足做陪练，双方打得有来有回，不分上下。夜色降临，就是找个地方喝酒，看世界杯，有时在体委门口的烧烤摊上，有时在某个球友的家里。回到家来，人基本是醉着的。想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文学黄金期的尾声，我莫名其妙地把“文学”丢了，一丢就是近二十年，也没有啥直接具体的原因，就是不写了。我在“昌乐”这个小站下车，文学的列车一声长笛轰鸣而去。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呼啸而来呼啸而去，1998年我的儿子降生了，2002年中国队史无前例地出线了……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世界杯已不再陌生不再新奇。恰逢中国职业联赛的诞生，更多的球迷把目光转向了国内。作为山东的球迷，自然支持的主队是泰山队。第一次去济南省体看球，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借一辆自行车奔经十路而去，越骑越上坡，越骑越累，好在那时候年轻力壮。好像当时是一块五的门票，可以连看两场。球场里空空荡荡，月亮挂在中天，球员的吆喝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往回走就舒服多了，一路下坡，风声在耳，有种平原游击队上双枪李向阳的感觉，夜幕中单人单车直奔洪家楼。值得一记的一次，是我们请了假从县城出发，开车去济南看球。借的是公安系统一辆快退役的面包车，车窗户被铁棂子封着，车门是从后面开的那种，是拉囚犯用的，晃晃悠悠地像随时要熄火。我们凭着这辆警车一路闯关，竟把车开到了离体育场最近的停车场。还有一次，球票抢手，我们托一位朋友的关系，穿上武警制服，混进值勤武警的队伍里，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球场。比赛进行中，一个同伴因进球而兴奋，把武警的帽子扔到了半空。有一年山东队把主场放在了淄博，我们看球更便利了，坐火车就可以下午去晚上回。那一天绿皮车晚点了，到昌乐已是深夜。我刚结婚在城西一个二层楼上租房住。房东已经锁门睡觉，两米高的墙头我手一搭一纵身就蹿了上去，那时候真是年轻啊，进院后再爬到二楼上，一套动作干净利索，竟然没有惊动房东。那些年看球的经历真是五花八门，只是因为喜欢，所以愿意付出。
客场看球的经历只有一次，是在首都北京。出差到了北京，正赶上山东和北京的比赛，就决定去看。在先农坛体育场买了散票，混在一口京片子的北京球迷座区里，我这个山东人显得格外渺小，像是茫茫大海中一粒不合群的沙子。记得那场比赛结果是2比2平，当山东队进球的时候，我也和北京球迷一样，绷着脸一脸的严肃，不敢露出高兴的意思。整整九十分钟，就像一句诗里说的，“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作家文人，貌似与足球不搭边，其实不然。足球既然是世界第一运动，其中必然少不了作家的影子。当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支纯业余的球队，队员有莫言、余华、洪峰，守门员是身残志坚的史铁生，阵容足够庞大，吨位非同一般。就连女将也不含糊，《小说选刊》前主编徐坤女士当年一篇《狗日的足球》，震惊文坛，至今影响还在。山东作家里，除了开头说的宋遂良老爷子，刘玉堂、刘玉栋都在《齐鲁晚报》开过专栏，放下笔墨，纸上谈球。不才如我，也曾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发表过一篇散文《用托举世界的力量，举起一座杯》，聊以凑数。
看球四十四年，十一届世界杯过去了，从少年到白头，初心不改。在自媒体时代，曾经有个想法：开个公众号，专门聊球，把文人说球的香火传承下去，提高一下说球的档次。甚至名字都想过，叫《高俅聊球》。但是，世界杯就在眼前了，还是先看球吧，一切都走着瞧。
写于2026年6月11日
我的文学启蒙
五十年前，准确地说是5-7岁学龄前阶段，我所受到的启蒙教育里，文学的元素还真不少。不过当时并不知道“文学”这个概念，但是和每个孩子一样，所受传统文化的教育里面，都包含着文学的基因，在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情况下，文学的雨露就慢慢滋润了幼小纯净的心灵。
上世纪70年代，医院职工下了班最大的娱乐，好像就是下象棋。在大门口小广场上，昏黄的路灯下，聚成三五堆，或蹲或站，两人对弈，多人观战，车辚辚马萧萧，甚是激烈壮观。我从骑在父亲肩头上开始，到与他并排蹲着，日复一日，沉浸其中。从最初的一头雾水，到能看明白输赢，到后来能给大人支个一招半招，无数个童年的夜晚是在棋局中度过的。别的孩子识字都是从“上下左右，土木寸广”开始，我最先认识的汉字是“车马炮，将仕象”。晚上父母去单位里开会，给布置的作业就是把一张棋盘的方格里写满字，自然还是“车马炮，将仕象”。那时候大人的会真多，业务学习、政治批判、传达文件，仿佛总有开不完的会。我就在那张棋盘上不厌其烦地写着，一直到写满那些方格。以至于后来我写“像”字总是顺手写成“象”字，可能是小时候“象”字写的太多，成了习惯。
大人们不开会的晚上，自然就不用写字，功课改成了朗读诗词，大多是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大概只要是公开发表过的，我都背诵过。不过到现在，基本都已忘得差不多了。只要大人一声令下，我就站到床上去，挺胸抬头，慷慨激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诗词的意思多半是不懂的，但是在反复的朗诵中，汉语的韵律和诗词的节奏，悄悄种在了脑海里。后来大了，听到过老师模仿古人的吟诵，才知道跟现在的朗诵根本不是一回事，仿佛是两种语言，一个是人间，一个是天堂，古诗词原来是可以用来唱的。后来诗朗诵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保留节目，晚上睡前要来一首，家里来客人了要献一首，大人们酒足饭饱了还要鼓掌来一个，想想有点像多年以后的卡拉OK点歌一样。到了小学，就经常在课本的空白处涂鸦一些五言或七言的句子，像是一些生硬的造句。记得有一次《少先队报》还是《红领巾》报有一个征文，是关于中美友谊的，我还斗胆写了一篇，凑了八句字数一样，长短整齐的句子，尽量合辙押韵，其中有两句是：“太平洋上架金桥，中美儿童乐陶陶”，用一个信封寄往祖国的首都去了。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投稿，居然是一首仿古体的顺口溜，投的还是国家级的报纸。
那时候最痴迷的一件事，是缠着大人们给念小人书。叔叔阿姨们到家里来玩，第一件事就是要给我念一段小人书，有时家里找不到人，就去医生护士的宿舍里去找，也不管人家是刚下了夜班正要休息，还是有事刚好要出门，赖在人家的床上，嘴里喊着：念、念。当时小人书也缺，很快就没有新鲜的了，就念墙上挂的四条屏的年画。那时候的年画多是英雄人物故事，底下都有简要的文字说明，连起来就是一篇故事。小人书大多是小说和电影改编的，通过大人们的讲述，我懵懵懂懂读到了简写版的小说。小人书和年画都没得念了，就开始自己编故事，编八路军的队伍怎么攻下了鬼子的炮楼，编游击队的侦察员怎么巧妙地通过了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讲给大人们听，讲给小朋友听，能讲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形象逼真。这大概就是最初的口头创作吧。
另一个听故事的重要渠道，自然是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里定时广播的《星星火炬》《小喇叭》等节目是我们每天必听的，能听到一些少儿歌曲和童话故事，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还跟着电波一直追踪到成人世界里，去听评书《杨家将》、《岳飞传》。每讲完一个段落，总是意犹未尽，期盼着时间过得快一点，第二天刘兰芳、袁阔成的噪音早点响起。高宠挑滑车、夜审潘仁美等精彩段落，我都能复述下来，兴趣不逊于后来对港台武打片的迷恋。评书实际上就是长篇小说的连播，通过评书我较早地进入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迷人风景区，后来知道中国小说的源头之一就是话本，是说书人用来备课的工具书。收音机大概是医院的医生购买较早的缘故吧，有一个医生晚上带着收音机去上公共厕所，吓得邻坑一人提裤急走，边走边嘀咕：男厕所里怎么会有女人说话呢，见了鬼了，一时传为医院里的笑话。如果从文学启蒙的角度去回忆童年趣事，那么自编自导的游戏也有话剧的成分在里面。经常是七八个孩子凑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聊出一个故事大概，或者是严刑拷打地下党员，或者是解放军攻打台湾，回家找一点简单的服装和道具，分配一下角色就开始演。经常能够顺着故事的开头往下演绎大半天，中间还不时有人跳出来指挥、修改、校正，孩子们乐此不疲。都说孩子们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他们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是主演、配音、音响师。童年记忆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对于创作者来说尤其如此，一旦进入写作的状态，童年场景历历在目，活龙活现。
医院和职工俱乐部斜对门，看电影是最直观的“文学课”。影院是露天的，把门的师傅姓李，入场的人一多一乱，他有时会着急结巴，人们背后叫他结巴老李。老李坐在入场口的铁栏杆上 一边验票、一边腿一起一落地往里放人。票是五分钱一张的，老李夹着一条面口袋一样的袋子，看了票就往里一扔，不时有人递上烟卷，他也随手往口袋里一扔。场子里有部分水泥固定座位，看电影的人大多捎着块棉布垫子，来晚的人要自己捎着椅子板凳马扎子。电影开演后，老李会时不时地站在放映机的桌子上，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竿，四下里巡视，哪里有喧哗骚动他的竹竿就准确地点向哪里，像在人潮人海中悠闲垂钓的渔翁。我的古典文学启蒙来自于动画片《大闹天宫》和戏剧片《秋翁遇仙记》，这是我最初了解名著《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的开端。多年以后，在电视《百家讲坛》上看到我的老师马瑞芳先生主讲《聊斋》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就是银幕上那一大片黑白的花园和花园里那个白胡子老头。平日里，影院里还是战争片居多，我的童年记忆里战争总是黑白的，更像是一部部真实的纪录片，有《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三进山城》等等，这些战争片填充了我的童年生活，并将伴随我一生，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我的小说大部分是战争题材的，一提起笔来，那些场面就在眼前晃动，栩栩如生。无须创作，我只是把它们忠实记录下来而已。好的电影和好的小说，是血脉相通的，应该感谢电影给了我间接而真实的生活体验。电影院最怕的是起人浪，发生拥挤和踩踏，土话叫“打乎”。有一次散场的时候，人群突然潮水一般汹涌起来，我们被人浪裹携着不由自主，一会儿向西去，一会向东去。我的一个玩伴在快到大门口时被挤倒了，瞬间被人流淹没，等抢救出来的时候脸发紫，直翻白眼，据说大小便都失禁了。好在离医院近，抢救及时，后来他长大结婚以后还生了三胞胎，在大院里一时成为新闻。每当人潮散去，我们经常看到老李在院子里捡拾那些落单的鞋子，有皮鞋、布鞋、胶鞋、拖鞋。
那些年电影院经常用来开批判会、公审大会，主席台上的喇叭一响，全城都听得见。我们学到的那些义正言辞的义愤填膺的成语都出自大喇叭：比如恶贯满盈、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很快，这些崭新的词语就被我们编成游戏的剧本里，在某一天变成童声童气的一声大喝：把某某某押上台来。因为喇叭上拴有红绸子，我始终认为这些语言是红色的正义的，不容侵犯的。公审会结束后，我们就企盼着解放大卡车上的犯人是单独一车的，名字被打了红叉的，如果没有，就失望沮丧，如果有，就兴奋激动，跟着卡车追出老远，那是被判了死刑要立即执行的犯人。现在想想，人的天性里从童年就对杀戮如此好奇和兴奋吗？一场杀戮足以引起半城的狂欢。
其实，真正和文学有一点关联的写作是初中二年级的事了。忘了是老师留的作业还是突发奇想自愿的，写了一首诗，写的是清晨大街上的清洁工，也忘了是模仿哪位诗人的句子，反正走的是唯美抒情的路线。之所以提到这首诗，是因为那之前之后并没有读新诗写新诗的经历，它就是这么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成为我人生中的第一首新诗。诗写得非常幼稚浅显，但它对我有启明星一样的意义，是这半生断断续续文学之路的开端。本来也不想提起它，是因为碰巧最近读到了文友李连孝和鹿萍的两首诗，这两首诗和我四十年前的那首诗有着莫名的关联。就诗论诗，李诗《扫街的老太太》和我一样，写的是环卫工人，他在“一城清亮”里包含着“真善美”，一个七十岁的人保持着十七岁的纯真情怀。他的诗清新明丽，给美好的事物蒙上一层半透明轻纱，朦胧又不直白，生动而不呆板，单纯却不浅薄，经常有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的比喻冒出，如同初夏田园里新摘的瓜菜，带着露水和泥土的清香。鹿萍的诗《凌晨三点的街上》和我都是写凌晨的大街，她写得真实、冷峻，带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大街。短短的一首诗里，她写出了打工人的艰辛，奋斗者与命运的撕扯，一个人的担当与责任。即使痛苦疲惫，也要负重前行，她在心里“把凌晨三点的马路，打一个卷，扛在肩上”，这一句，写得真是够狠的。鹿萍和李连孝，是我周边文友们诗写得较好的，我用与他们相同背景的一首诗，把他们引出来，介绍一番，其实我的那首习作跟他们的诗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相差甚远。如果说我的诗，能跟谁作比较，我想起了某些所谓“诗人”的诗，没有诗的思维没有诗的语言，虚伪做作，无病呻吟，倒是与我初中写的诗相似，都可以作为垃圾清理掉。还有一些带着浓厚“机油味”、“机器味”的小说，搭一个大框架，里面充斥着景物描写心理描写，无内容，无细节，无血肉，一看就是人机结合的作品。
五十年过去了，在文学的路上时走时停，干得少歇得多，对文学的付出少，在文学上获得多。至今还享受着文学带来的红利和声誉，心中时时惭愧。唯一安慰的是，文学启蒙的点点滴滴还在心中珍藏着，一闭上眼，就如繁星闪闪挂满夜空，在脑海里忽明忽暗地浮现出来。
写于2026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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