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纪山战役纪实
刘文安
鲁中昌乐西部群峰连绵如黛，纪山恰似一头静卧的猛虎，横亘在昌乐与临朐两县的交界地带。这座浸润着齐鲁大地烟火的山岭，本应是农樵往来、草木葱茏的寻常所在，却因1942年深秋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激战，被永远镌刻在齐鲁抗战的史册之上，成为承载民族血性与家国情怀的精神地标。1942年农历九月初三，寒秋已至，草木枯黄，日军调集万余精锐兵力，裹挟着炮火与硝烟，以阴险毒辣的“钢圈战术”对昌乐境内的国民党抗日武装张天佐部发动毁灭性合围，一场关乎鲁中敌后抗日格局走向的生死较量，在纪山及其周边的沟壑山岭间骤然打响。炮声震碎了山野的宁静，硝烟遮蔽了秋日的晴空，百余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最终血洒疆场，用生命践行了“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八十余载岁月流转，纪山的草木已然枯荣数十轮，山风依旧吹拂着岭上的尘土，但那些殉难烈士的英名与壮举，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记忆，始终被家乡人民深深铭记，代代传颂。
1942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最为艰难的岁月。日军在华北地区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通过“清乡”“扫荡”“蚕食”三位一体的毒辣手段，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地毯式疯狂进攻，企图彻底肃清敌后抗日力量，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根基，巩固其在华北的殖民统治。鲁中地区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腹地，连接着胶东、鲁南、冀鲁豫等多个抗日区域，既是抗日力量的重要集结地，也是牵制日军兵力的关键战场，自然成为日军“扫荡”的重中之重。昌乐地处鲁中要冲，南接沂蒙抗日根据地，北连胶济铁路这一日军的运输命脉，境内山岭纵横、沟壑交错，既便于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也成为日军必须拔除的“眼中钉”“肉中刺”，始终处于抗日斗争的最前沿，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
当时活跃在昌乐境内的主要抗日武装为张天佐部。张天佐早年投身军警系统，凭借干练的作风与较强的组织能力逐步崭露头角，“七七事变”爆发后，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拉起抗日队伍，竖起抗日大旗，后被国民政府正式收编，出任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山东保安第一师长，其部也成为鲁中地区颇具战斗力的国民党抗日武装之一。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抵御日军的频繁进攻，张天佐在昌乐境内积极扩充兵力，吸纳当地爱国青年、散兵游勇及民间抗日力量，构建起以山岭地形为依托的军事防御体系，其部队编制也逐步完善，形成了多营多连的作战规模。据史料记载，张天佐将收编的各路武装整编为多个大队，其中第九大队长便是谢茂圻——他的山东警官学校同窗挚友，亦是义结金兰的换贴兄弟。两人自利津警备营时期便结下深厚情谊，一路并肩辗转，从利津到坊子，再到武城，最终一同调任昌乐，谢茂圻凭借过人的军事素养与绝对的忠诚，成为张天佐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也是部队中公认的抗日骨干。
张天佐部依托昌乐山区，频繁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袭扰日军据点、破坏日军交通线、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其抗日行动严重威胁着日军在胶济铁路沿线的殖民统治秩序，也让日军对这支部队恨之入骨。1942年10月初，驻昌潍各县的日军经过周密部署，率先在乔（官）鄌（郚）公路以东地区展开连日窜扰，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武力胁迫张天佐的部队和昌乐县府公职人员向公路以西山岭地带转移，企图一步步压缩其活动空间，最终将其围困歼灭。此时的张天佐部，虽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与群众基础，但面对装备精良、兵力雄厚、补给充足的日军正规部队，实力差距悬殊，已然陷入步步维艰的困境。为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战机，昌乐县府及主力部队被迫逐步转移至鄌郚西部山区的郑家庄、钟家庄、司马沟等村庄，依托这里复杂的山岭地形构筑临时防线，挖掘战壕、布置岗哨，随时准备应对日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1942年10月12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三，天刚蒙蒙亮，夜色尚未完全褪去，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便正式打响。此次日军为确保“围剿”成功，可谓倾巢而出，不仅调集了昌潍铁路沿线各据点的守备兵力，还从外地抽调了第32师团主力暨平津间的治安军，共计一万余人，由日军第五混成旅团长奥村亲自坐镇指挥。奥村是日军中颇具“扫荡”经验的指挥官，此次他精心策划了残酷的“钢圈战术”，将部队分为八路，像一张巨大的铁网般向纪山一带齐头并进，层层压缩包围圈，企图将张天佐部彻底围困在纪山区域，一网打尽。日军的进攻队伍中，不仅有步兵、骑兵，还配备了重型火炮、掷弹筒等重型武器，一路炮火轰鸣，杀气腾腾地向纪山扑来。
这八路日军的合围路线经过了周密的勘察与部署，清晰而严密，在纪山周边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大网：第一路由鄌郚向西进发，沿着郑家庄、钟家庄、司马沟、莱家沟、荣山、牙庄、龙旺河一线稳步推进，逐步肃清沿途的抗日力量；第二路由东钟出发，向后沟、北鄌郚、大鼓山、孟家峪方向快速穿插，直扑核心阵地车罗顶；第三路由杨庄、高镇出发，沿着猪河向西挺进，途经张庄、毕都、槐林、西李家河、苗家庄子，最终向车罗顶发起攻击；第四路由北展乔官沿北猪河流域西进，负责封堵西北方向的突围缺口；第五路由昌乐县城出发，沿大丹河逆流而上，抵达北岩、桲椤林子后，转向齐家庄、杭山区域形成合围；第六路由益都出发，从龙岗、上林向东南方向包抄，切断张天佐部向沂蒙根据地靠拢的通道；第七路由临朐出发，沿西丹河东进，封堵东北方向的退路；第八路则从柳山以西的瓷石山据点出发，沿马庄、侯家河向东北方向推进，完成最后的包围圈闭合。在这八路合围的严密部署中，日军为诱使张天佐部集中突围，仅在纪山正南昌乐、临朐两县交界处留下了一道不足两公里的狭窄缝隙，这也成为了张天佐部唯一可能突围的生死通道。
在日军铺天盖地的严密合围下，张天佐部的团副张髯农、荣光治临危不乱，迅速判断战场形势，率领部分兵力找准日军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奋力突围，最终成功突破封锁，转移至安全阵地。而三营营长谢茂圻（字堃之）所率的一百余名官兵，却因掩护大部队转移，被日军死死咬住，不幸被困于敌阵核心区域，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谢茂圻，鲁西武城县人，毕业于山东警官学校，自张天佐任职利津警备营起便一路追随，两人既是同窗，又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后随张天佐调任昌乐公安局长。在昌乐期间，谢茂圻结识了当地南关女子刘氏（人称“刘大眼儿”），刘氏贤惠善良，听闻谢茂圻除暴安良、剿匪捕盗的英勇事迹后心生爱慕，两人喜结连理，成就了一段贤良女子与警察英雄的佳话。抗战爆发后，谢茂圻主动请缨奔赴前线，被委派为第九连连长兼三营营长，同时兼任县政府护卫队长，肩负着保卫县府、抗击日寇的双重重任。1938年4月28日，谢茂圻凭借精准的战术部署，率部突袭乔官南鞋子山日寇据点，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奋勇冲锋，成功歼灭日军一个班，缴获歪把机枪一挺、步枪九支，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因此获得国民政府记大功一次，是部队中公认的战功赫赫的抗日勇士。
被困敌阵核心后，谢茂圻深知自己和部下肩负的使命，他沉着冷静地观察战场形势，迅速调整作战部署，将一百余名官兵分成多个战斗小组，依托纪山的山岭、岩石、沟壑构建防御工事，率领全营官兵与日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殊死搏斗。面对日军步骑炮队的联合进攻，谢茂圻身先士卒，手持驳壳枪冲锋在前，大声呼喊着激励战士们：“弟兄们，家国危难之际，正是我们报效国家的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跟鬼子拼了！”战士们深受鼓舞，同仇敌忾，奋勇冲杀，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用拳头打，在敌阵中反复决荡四五小时，一次次打退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日军见久攻不下，愈发疯狂，调集重型火炮对谢营的防御阵地进行狂轰滥炸，阵地周围的岩石被炮火击碎，尘土飞扬，浓烟滚滚。谢营官兵在炮火中不断伤亡，但没有一人退缩，没有一人投降。最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谢茂圻与全营一百余名官兵全部壮烈阵亡，用生命诠释了抗日卫国、宁死不屈的誓言，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纪山的每一寸土地。
在这场惨烈到极致的战斗中，无数普通的士兵放下锄头、告别亲人，穿上军装便成了守护家国的勇士，他们用自己最朴素也最壮烈的方式，展现了中国人的骨气与血性。昌乐唐家店子人唐文海，原本只是一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农民，日军的铁蹄践踏家乡后，他毅然告别妻儿，投身抗日队伍，参军后在昌乐独立团五连魏大存部任班长。纪山战役中，他所在的阵地被日寇层层包围，子弹不断从四面八方射来，战友们一个个倒下，阵地随时可能失守，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唐文海深知如果所有人都被困在这里，必将全军覆没，他果断转过身，一把推开身边的战友，大声催促弟兄们尽快突围：“我今天不走了，就在这里和鬼子拼了，打死鬼子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就有利。弟兄们把子弹都留给我，你们快突围，出去后继续抗日！”为了给战友们争取更多的突围时间，他选择独自留下来断后，将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将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当日军一步步包围靠近时，唐文海屏住呼吸，凭借着平时练就的精准枪法，在岩石后不断变换位置，一枪一个，打死鬼子数人。子弹耗尽后，唐文海没有丝毫畏惧，他心生一计，故意高喊“投降”，并将手中的步枪扔出阵地，当日寇以为他真的投降，蜂拥而上准备拾枪邀功时，他突然从腰间掏出手枪，对准密集的日军猛烈射击，先后造成数十名鬼子死伤。气急败坏的鬼子再也不敢贸然靠近，只能在远处架起掷弹筒，向他所在的位置疯狂射击，密集的炮弹在周围爆炸，唐文海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用生命完成了最后的阻击任务，血染纪山阵地。古人云：“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时忘其身。”唐文海用生命践行了这句话，他的壮举至今仍被家乡人民深深怀念，每当老一辈人向晚辈讲述这段历史时，无不眼含热泪，对他的英雄气概肃然起敬。
23岁的寿光籍士兵刘学义，是谢茂圻的贴身传令兵，他自幼跟随猎户学习射击，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深得谢茂圻的信任与器重，每次战斗都紧随谢茂圻左右，多次在危急时刻掩护谢茂圻脱险。谢营长阵亡后，刘学义悲痛欲绝，他擦干眼泪，扛起谢茂圻的驳壳枪，带领九连的残余弟兄继续突围，最终突围至乔官西南山苗家庄东沟的一片刚收割的秫秫地。本想在此短暂休整，却不料被漫山遍野追来的鬼子兵再次包围。这片秫秫地刚刚收割完毕，留下的秫秸垛成了唯一的藏身之处，日军为了找出躲藏的士兵，丧心病狂地排成一排，挨着用刺刀疯狂挑捅竖在坡里的秫秸垛，刺刀划过秫秸的“嗤啦”声与日军的叫嚣声交织在一起，令人不寒而栗。躲在秫秸垛中的刘学义看着身边瑟瑟发抖的战友，听着不远处战友被发现后的惨叫声，怒不可遏，他握紧手中两支新换发的德国20响匣子枪，毅然推开身边的战友，挺身而出，大声喊道：“弟兄们，跟鬼子拼了！”话音未落，他举枪便射，精准的枪法让两名日军当场倒地身亡。随后，刘学义边打边撤，撤腿顺东沟向北奔跑，试图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为战友创造突围机会。慌乱中的日军见状，立即集中火力向他射击，密集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双腿，刘学义重心不稳，摔倒在沟里。日军见状，一步步向他逼近，叫嚣着要抓活的。刘学义看着逼近的日军，深知自己一旦被俘，必将遭受严刑拷打，为了不被日军俘虏，为了保持军人的气节，他艰难地转过头，对着身边幸存的战友央求道：“弟兄们，给我一枪，别让我落在鬼子手里！”战友们看着朝夕相处的兄弟，泪流满面，最终含泪扣动扳机，刘学义壮烈为国尽忠。日落时分，枪声渐寂，纪山战役在幸存官兵泣血锥心的痛苦中终于结束。鬼子撤退后，九连的幸存弟兄冒着生命危险，在东沟里艰难地寻找到了刘学义的遗体，他的身上压着被炮火掀翻的秫秸个子，身下还紧紧压着两支崭新的驳壳枪，双手依旧保持着握枪的姿势。弟兄们悲痛万分，在附近找了几块木板，将他草草埋在苗家庄东沟边上，筑起了一座不大的孤坟，以此寄托对战友的哀思。
纪山战役结束后，战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散落的枪支弹药、残破的军装和烈士的遗体，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血腥味。张部的幸存官兵和纪山附近的村民们强忍心中的悲痛，自发组织起来，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将散落在各个阵地、沟壑中的烈士遗体一一收敛掩埋。为了缅怀烈士们的英勇事迹，他们还在纪山脚下集中举行了一场简单而庄重的悼念安葬仪式，没有鲜花，没有祭品，只有幸存官兵和村民们的泪水与哽咽的哀悼声，大家用最朴素的方式，送别这些为保卫家乡、抗击日寇而牺牲的英雄。昌乐县政府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战役中的伤亡人员、武器装备损失情况进行了详细的造册统计，以备后续处理善后事宜、发放抚恤物资。如今，昌乐县档案馆仍保存着一批不完整的手抄战时档案，这些档案用毛边公文纸捻穿制成，纸张早已因岁月的侵蚀而发黄变脆，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可辨。在这些国民政府的抗日历史档案中，有一份关于纪山战役的详细记载，堪称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份档案不仅完整记录了战役中的死亡人数、受伤人数，以及消耗损失的轻重机枪、步枪、子弹、炮弹等枪械弹药的具体数量，甚至精确到了战役财产损失折合的银元数量、每粒子弹的银两价格、折合的小米重量、武器弹药的购买途径来源及具体日期等明细开支，还有每一笔经济往来经办人的姓名、职务信息，一项项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后来，张天佐调任潍县，担任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山东保安第一师长。上任后，他始终没有忘记纪山战役中牺牲的弟兄们，特意下令制作了一批铜制的青天白日抗战胜利之光纪念章。这些纪念章正面刻有“抗战胜利之光”六个大字，背面刻有烈士的姓名和所属部队，做工精细，承载着对烈士的缅怀与敬意。张天佐亲自将这些纪念章颁发给抗战中有功的人员和抗日烈士的家眷，以此表彰他们为抗日事业做出的贡献，慰藉烈士家属的心灵。在纪念昌乐抗战烈士的追思悼念会上，张天佐身着军装，神情凝重地站在殉难烈士的灵位前，回想起纪山战役中弟兄们同心抗敌、义无反顾捐躯洒血的壮举，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掩涕流泪，哽咽着诉说对烈士们的思念与缅怀之情。他在悼词中说道：“诸位弟兄为保卫家国，血洒纪山，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我与家乡父老必将永远铭记！”现场的官兵和烈士家属无不痛哭流涕，场面感人至深。
纪山战役不仅是一场惨烈的战斗，更成为了张天佐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点。经此一役，他精心组建的部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武器装备损失殆尽；县政府等行政机构也被打散，公职人员或死或俘或逃，陷入瘫痪状态。当时的张部大势已去，人心惶惶，士兵们士气低落，许多人都对前途感到迷茫；而日军则趁势加大了逼降的力度，不断向残余的张部施加压力，日寇的逼降阴谋看似即将得逞。战役结束后，张天佐深知自己此时处境艰难，若是公开露面，必然会成为日军的重点追捕目标，也难以稳定军心。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对外声称自己在战斗中突围逃走，此后下落不明，将与日军的所有交往事宜全部委托给心腹张震寰全权办理，自己则选择潜伏起来，观察局势变化。
张震寰，潍县大山洼人，此人出身复杂，从小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年纪轻轻就混迹于市井之间，后来还干过土匪，专门在潍县周边地区绑架人质、敲诈勒索，当地百姓对他颇有怨言。后来，他的土匪行径败露，遭到官府的通缉，无奈之下，他只能逃离家乡，逃往大连做了一名船拉子（在码头搬运货物的苦力），以此勉强糊口。“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的浪潮风起云涌，张震寰看到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便由大连返回原籍，凭借自己早年在当地积累的人脉，联络旧部和一些无业人员，拉起了一支百余人的抗日部队。他的部队在潍县境内活动，虽然也偶尔袭扰日军，但更多的是与周边的其他武装力量争夺地盘、抢夺物资，其中经常与王有的部队发生摩擦。张震寰深知自己的部队实力较弱，担心被势力更强的王有吞并，为了寻求庇护，便率领自己的全部人马来到昌乐，投靠了当时势力较强的张天佐。张天佐见张震寰的部队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又熟悉潍县、坊子一带的情况，便欣然将他的部队收编，委任他为独立游击第四区总队第十四大队队长。不久后，独立游击第四区总队进行改编，成为昌乐独立保安第五团，张天佐自任团长，团部下设三个营，他任命原公安局巡官侯毓奎（即侯聚伍）为第一营营长，将自己最信任的拜把兄弟谢茂圻任命为第三营营长。起初，张天佐有意任命张震寰为第二营营长，但又担心侯毓奎、谢茂圻等老部下不服气，引发内部矛盾，便暂时由自己兼任第二营营长。时过不久，张天佐见部队内部情绪稳定，便正式任命张震寰为第二营营长，彻底将这支部队交给了他指挥。张震寰的部队常驻昌乐八区靠近潍县、坊子的一带地方，因为他的部队原先就在潍县活动，加上他对坊子日寇方面的兵力部署、防御漏洞等情况十分熟悉，他便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经常带领便衣队员乔装成百姓，在夜间偷偷潜入坊子，趁日寇戒备不严时发动偷袭，杀死鬼子哨兵、破坏日军设施、缴获枪支弹药。几次偷袭都取得了成功，也让张天佐对他更加器重，此后，部队中有什么机密事情，张天佐大多会单独与他面商，将许多重要任务交给了他。在纪山战役中，幸运的是，张震寰的二营因驻扎位置较为靠外，未进入日寇的包围圈，队伍没有受到一点损失，这也让他的二营成为了张天佐残余部队中唯一完整的建制，此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张天佐的主力部队。
1943年2月，在日军发动的新一轮大“扫荡”中，安丘地区的国民党抗日武装首领厉文礼在安丘县水道润西山被日军俘虏。被俘后的厉文礼，未能坚守民族气节，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最终公开投敌，沦为汉奸。他所率领的山东挺进军第二纵队也被日军整个地编入“鲁东和平建国军”中，成为了日军镇压抗日力量的帮凶。厉文礼投敌后，为了向日军邀功，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专程从安丘来到昌乐古城店会见张天佐，花言巧语地劝说他投降日军。厉文礼向张天佐描绘了投降后的“好处”，声称只要投降，不仅可以保住性命和官职，还能获得日军的物资支持，“造福”地方百姓。张天佐深知当时的舆论压力，表面上坚决拒绝了厉文礼的劝降，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抗日英雄模样，将厉文礼送走。但实际上，他内心早已动摇，送走厉文礼后，便立即在仓上召开了党政军团秘密会议，召集核心成员共同策划投降事宜。他在这次会议上，故作无奈地对众人说：“当前局势艰难，日军步步紧逼，为了应付敌伪，顾全地方百姓的安危，避免更多人遭受战火之苦，我决计让二营营长张震寰忍辱负重，出面担任敌伪方面的治安团长，这样才能使地方赖以粗安。”张震寰早已领会张天佐的意图，立即站起身附和道：“本人愿为团体勉任艰巨，牺牲个人名誉，出面与敌伪周旋，但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个人并非甘心附敌，只是权宜之计。”两人一唱一和，上演完这出双簧戏后，张震寰便以五团团长的名义，带着几名随从前往潍县城与日军谈判。谈判中，他按照张天佐事先交代的话术，对日军宣称：“张天佐在纪山战役中突围逃走，至今下落不明，群龙无首，张天佐所遗五团团长一职，由我继任。”他请求日军不要再向五团施加军事压力，自己保证今后将带领五团不再与日军对抗，服从日军的管理。此后，日军并未完全相信张震寰的说法，继续对张部施加压力，不断增派兵力进行威慑。张天佐见躲不过去，最终彻底屈服，他亲自下令，派遣张震寰率领五团的800名官兵集体改编，全部加入“鲁东和平建国军”，完全接受日军的调遣与指挥。从此以后，昌乐境内出现了顽伪合流的局面，张天佐部从抗日武装沦为了汉奸部队，与日军同流合污，人民群众因此遭受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张震寰也彻底暴露了汉奸本性，经常率领部队与日军配合行动，主动前往安丘境内的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作战，双手沾满了抗日军民的鲜血。
而与此同时，对外宣称“下落不明”的张天佐，则悄悄潜伏在仓上地区，暗中积蓄力量、扩充武力，同时继续在公众面前扮演着“抗战英雄”的角色，欺骗百姓的信任。他利用自己之前积累的影响力，下令各区乡征集退伍的老兵，承诺给予优厚的待遇，将他们分批送到仓上。这些老兵大多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只是因伤或其他原因退伍，张天佐亲自对他们进行挑选和训练，将他们编成四个新兵连；又从当地招募了一批年轻力壮的青年，组建了一个新兵集训大队（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由老兵担任教官，对新兵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当时，鲁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在与八路军的作战中大多被打垮，其残余部分走投无路，纷纷涌来昌乐境内寻求庇护。张天佐见状，大喜过望，立即下令收容这些散兵游勇，将他们进行整合改编，编成了四个特务营。这些散兵游勇虽然战斗力参差不齐，但数量众多，加上之前的新兵连和集训大队，张天佐重新拼凑的武装力量，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原来的独立五团，为他日后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
1944年夏天，张震寰突然身患严重的胃病，疼痛难忍，无法正常指挥部队。张天佐得知后，为了稳住他，也为了维持与日军的关系，便允许他前往青岛医治。然而，在青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张震寰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无奈之下，他又转去天津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继续治疗，但天不遂人愿，不久后便在天津的一家医院中客死他乡。张震寰死后，地方上流传出多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张震寰是被日本人在天津用药毒死的。传言称，张震寰虽然投靠了日军，但在与日军的合作过程中，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与日军发生冲突，甚至暗中截留日军发放的物资，引起了日军的不满。日军担心张震寰日后会再次倒戈，便趁他生病治疗的机会，暗中派人在他的药物或食物中下毒，将他毒死。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真伪如今已无从考证。但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张天佐与日伪方面在昌乐的滕家辛牟为张震寰举办了一场规模相当隆重的葬礼。葬礼上，日伪方面派来了代表吊唁，张天佐也亲自为张震寰主持葬礼，送葬的队伍长达数百米，场面十分盛大。张天佐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张震寰的旧部，避免他们因首领去世而发生内乱；另一方面也是做给日军看的，向日军表明自己与日伪合作的“诚意”，巩固与日军的关系。
纪山战役中牺牲的这些烈士，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中有普通的农民、年轻的青年、异乡的游子，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耀眼的头衔，只是千千万万抗日军民中的一员。岁月的流逝或许已经湮没了他们的音容相貌，甚至他们的枯荣尸骨，许多烈士连一座像样的坟墓都没有，只能长眠在纪山的荒草之中。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永远不会从昌乐的抗战史上消失，永远不会被家乡人民遗忘。战争意味着死亡与悲怆，意味着家园的破碎与亲人的分离，纪山战役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烈士们的英勇事迹，还有战争带来的沉重伤痛。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阳光洒满了纪山的每一寸土地，经历过抗战岁月的老人也相继离世，成为了最后的历史背影。但我们必须理性地叙述和评价这段历史，铭记烈士们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只有这样，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血才没有白流，他们的牺牲才有了真正的意义。
抗战中，每一位为国家和民族捐躯的士兵，都不是风中的草芥，不是无足轻重的过客，而是国家的荣誉与骄傲，是值得永远缅怀的英雄。八十多年前，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在这样的危急时刻，这些普通的中国人没有退缩，没有屈服，他们挺身而出，告别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心爱的妻子，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他们或许说不出什么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或许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但在武装到牙齿的侵华日军面前，他们放下手中的锄头、铁锤、镰刀，重整戎装，挺起胸膛，以同仇敌忾的决心、前赴后继的勇气，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守护了家乡的土地。这些憨厚朴拙的昌乐弟兄，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抗日勇士，他们是昌乐抗日战场上真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生动体现。
如今，纪山依旧静静矗立在鲁中大地之上，夕阳下的群山连绵起伏，层林尽染，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每一次登临纪山，每一次凭吊英烈，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心灵的震撼。我们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追忆烈士们的英勇事迹，更是为了铭记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汲取前进的力量。因为，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深刻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才能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