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开拓者于敏
潍坊人于敏，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也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于敏创作的《桥》《赵一曼》等不朽作品，被视为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他在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期间，参与创办中国电影金鸡奖。他提出的评奖方针和原则，“闪烁着智慧、理性的光辉”“使金鸡奖成为中国影坛最重要的奖项之一”。2005年，他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14年，又荣获“金鸡百花终身成就奖”。于敏是中国影坛上德高望重的百岁长者，人们称其为“旗帜”和“楷模”，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本期撰稿：韩钟亮
与王滨志同道合成挚友
益文商专校刊《益文月刊》
李初梨
广文中学
于敏幼年随父母来到烟台，在学校认识了王滨。辍学后，在王滨影响下赴沪，当了一名电影场记。他与好友讨论革命问题，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波及山东，在家乡教学的于敏辗转来到山西平陆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一次赴武汉送密信的任务结束后，于敏与王滨重逢，经组织批准，一起奔赴延安。
幼年全家到烟台 洋学堂里“启蒙”
于敏原名于民，1914年3月15日出生于潍县（今潍城区）城关新街子。母亲姓徐，烟台人。他的父亲得到一位“干娘”的帮助，去烟台轮船上做小“抗破头”（买办）。这是一种收入可观但充满凶险的职业。于敏记事时，他大难不死的父亲已改行，在“干娘”支持下做了罐头厂的老板。
于敏4岁那年离开潍县，随父母到烟台定居。6岁入读烟台养正小学。毕业后入读烟台益文商业专科学校（以下简称益文商专）。这里培养了他对西洋文学的兴趣，打下的英文底子也使他终生受益。
于敏一生有三次“启蒙”，而在养正小学和益文商专那段时间，是他的“第一次启蒙”。在益文商专，他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即后来大名鼎鼎、闪耀于舞台和银幕的王滨。王滨的老家是昌邑县夏店村，父亲是烟台英商洋行的保险经纪人。于敏记得，开学那日，他与王滨在校园相遇，两人互相盯着，像见到了梦中老友。王滨劈头就问：“你说，人生是梦还是梦是人生？”他则毫无迟疑地回答：“梦就是梦，人生就是人生。”殊不知这一问一答，让他们的精神生命扭在了一起。若干年后，于敏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他好像是天生的浪漫派，我则好像天生的写实派。他的浪漫气息从何而来，我尚不得知。我的写实派是有来历的。我已经知道了‘为人生的文学’的主张。我们两人从默契到莫逆，成为挚友，成为生死之交。”
于敏在益文商专度过了4年多的时光，从进步书刊中获取了新的营养。然而1932年，他父亲的罐头厂宣告破产。还有一年就毕业的于敏无奈辍学，向王滨倾诉他的“心魂不安”，王滨正在闹“家庭革命”，也无心读书，打算到社会上闯荡一番。受到好友的鼓励，于敏随即应聘进入烟台信民进出口商行，做了一名英文文书。
赴沪谋生成为场记 讨论“左联”大受教益
在烟台信民进出口商行，于敏感到越来越苦闷、孤独，遂大量阅读苏俄以及国内的进步书刊。这时候，王滨说自己到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做了电影演员，极力怂恿于敏南下谋生。在1933年一个秋日，于敏义无反顾地登上赴上海的渡轮。
从1933年到1935年，于敏处于一种“无业、自学”的状态。那时候王滨因罹患牙病，改变面容，使其“明星”梦破灭，无奈改做场记。于敏也对电影产生了兴趣。适逢王滨决定北上太原，去构筑所谓的“西北电影公司”梦想大厦，于敏随即代替他到联华影业第一厂，当了一名文书，后来有幸在姜起凤导演的《骨肉之恩》、费穆导演的《香雪海》中做场记。
这时王滨归来了，因为时局等原因，“西北电影公司”没有办成，他又住进了于敏、田方的亭子间。那间逼仄的居所，是于敏与王滨、田方“三孤魂”的栖息之地。在那里他们曾经热烈地讨论“为什么而革命”，以及文艺界“左联”的一些问题。这番讨论使于敏“大开眼界”“大受教益”。他认为“左翼社会科学运动，使我粗浅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是他的“第二次启蒙”。
回家养病广文任教 赴西北加入游击队
1936年，于敏因为重病，不得不回潍县疗养。病愈后到广文中学教初中英语，同时兼办校刊。那是一段宁馨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头打响第一炮之后，山东半岛再不平静。8月，淞沪会战又打响，战争的威胁如骇浪波及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到处是逃难人群。广文中学“乱成了一团麻，学生大部离去，教员们也都惶惶然各自为计”。于敏遂收拾铺盖回家。
于敏怀着投笔从戎的抱负离家出走，先至南昌，再到武汉，萌生了去延安的念头。而此时他偶遇来自上海的“救亡演剧队”，成员宋之的是他的老熟人，介绍他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自己的老朋友李初梨帮忙安排。
于敏来到西安，但遗憾的是李初梨不在，他得知去延安的道路现在不通，只能等待，更加心急如焚。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引荐他认识了叶以群，叶以群遂建议他先去山西平陆，参加那儿刚刚成立的一支抗日队伍。
于是，于敏急如星火，来到黄河之畔的平陆县，成为一名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士。时在1937年之冬。
孤身潜行送密信 挚友重逢在武汉
于敏所在的游击队约百余人，队长让于敏当政治辅导员，任务是给队员们讲政治和时事，教材是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上海太原失手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于敏读罢，第一次领悟到领导权问题和全面全民族抗战问题，这或许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第三次启蒙”的酝酿阶段。
冬天匆匆过去。一个深夜，于敏接到命令，要送一封密信到武汉。他将密信卷成小纸卷藏在夹袍的领子里，背熟接头暗号，轻装动身，沿山川步行30公里，从太阳渡口过河，到渑池，再搭陇海路火车沿平汉路南下。一路提心吊胆，险象环生。到达武汉的第三天，他顺利地见到了“接头人”，完成了任务。此后他住进党组织安排的旅社，等待那“接头人”再来联系。可一天天过去却不见人影，正在他焦灼万分的时候，突然有个熟悉的身影朝他迎面走来，竟然是王滨。
王滨刚从香港辗转而来，他带来一个好消息：田方所在的“救亡演剧第二队”由洪深率领，此刻也在武汉。于是这天夜晚，于敏和王滨、田方，当年的“三孤魂”异地重逢，把酒共酌，同时计议各自的明天。于敏提出共赴延安，王滨和田方都表示赞同。但田方现下有演出任务，一时不得脱身。王滨则说：“我是光杆一条，自己有决定权。我愿去陕北，但有个条件——于敏必须一路同行。”
于是，于敏再次与“接头人”见面，讲了王滨的情况和打算。很快，组织上“同意”了。随后，于敏和王滨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他们崇敬的罗炳辉将军，亲眼看着那位“从奴隶到将军”神话般的人物，在介绍信上盖上了印章。
赴延安学习任编辑记者
1940年，于敏（左）和好友田方、王滨（右）在延安合影。
于敏如愿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为躲避敌机轰炸，课堂从露天搬进窑洞。1938年，于敏毕业后转入马列主义高级研究班继续学习，聆听朱德讲战争形势。次年进入《新中华报》担任记者和编辑，凡登在第四版的毛泽东手稿，都由他亲送藏在万佛洞中的印刷厂校印。
踏上秦川向延安 幸运见到毛主席
于敏和王滨去延安的路上并不顺利。经渑池时，王滨因“误闯”国民党军炮兵阵地险遭枪毙。在西安车站，于敏的钱袋又被贼盗光。好歹踏上秦川，大路坑洼不平，但国民党军尚未来得及设卡，还是畅通的。那时全国各地的青年，三五成群，每天都有，背着包、唱着战歌踏过这光明之路。“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当马牛。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华夏神州……”纵然十分疲劳，但心中的信念是爬也要爬到延安。
“正是五一劳动节……”于敏在《自传》中回忆：“延安的庆祝大会刚刚开完。红旗四散飘开，队伍纷纷离去。延水粼粼地反射着夕阳，群山欢乐地回响着高亢的壮歌。啊！你这雄伟的古城……”
“当天晚上，兴奋异常。在城北门外的鲁迅艺术学院礼堂看了京剧《打渔杀家》……终场时群起鼓掌。前排立起一个高大的形象，毛泽东。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中华民族的伟人，抗日救国的舵手。”
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于敏和王滨来到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救亡演剧第一队”的人员大部分也来了，大家希望他俩去鲁艺，但二人另有打算：既然到了革命圣地，必须先学会打日本鬼子的“实实在在的本领”，为此进入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坐落在延河之滨的兰家坪一带。校长成仿吾，当年是创造社的三大干将之一。于敏和王滨是“陕公”第25期新生，全队百号人，每七人住一孔窑洞。王滨、于敏分在一组，哥俩就地挨着铺开了卧具。
转入“高研班”学习 听朱德讲战争形势
陕北公学的课堂是露天的，空气清新，天晴时还可以晒到太阳。学员每人有一块小木板当座椅，双膝就是写字台。第一堂课是游击战争，教员是教务主任周纯全，经历过长征的一位红军将领，他用亲身经历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原则讲活了。校长成仿吾讲中国革命运动史，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陈昌浩讲世界革命运动史，他音高声大，浓重的闽音普通话叫人难以听清。
于敏很满意陕北公学的环境氛围，但也时不时面临危险。有一次，正是星期天，不少人进城逛书店，突然日军飞机扔下炸弹，弹片飞入书店，击中了一名姓邓的女同学。第二次轰炸时，30多人躲入石洞，不幸同时遇难。从此他们不敢露天上课，也不敢留在窑洞里，怕炸塌了被活埋，只好到山沟里躲避。这时有人献策：每个窑洞纵深挖一小洞口，横向挖成隧道，使窑洞内部串通。建议遂被采纳，终于不必每天跑山沟躲飞机了。
1938年8月，于敏光荣入党。若干年后，他总结其人生履历，认为“接受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是我的第一次启蒙，‘三次论战’是我的第二次启蒙，到了延安，接受党的教育是第三次启蒙”。
8月，这一期学员毕业了。大部分学员分赴敌后各根据地；于敏等少部分人转入马列主义高级研究班继续学习。在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党中央抓教育不遗余力。中宣部为干部们开了大课，“高研班”学员也去旁听。王明讲马列主义，陈云讲干部政策，王鹤寿讲监狱斗争，柯庆施讲抗日统一战线，艾思奇讲哲学。朱德从前方回来，还用4个半天，为大家详尽地讲了战争形势。
1939年1月，高级研究班结业。学员们高唱《毕业歌》各奔西东。于敏与其他4人去《新中华报》报到，他从此开始了记者生涯。
到《新中华报》工作
有幸校印主席手稿
1939年在延安创刊的《新中华报》，主编是李初梨，社长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兼任。于敏被安排负责第四版，专论和文艺作品，既是编辑，又要做外勤记者。
当时国家的局势是日军锐利进攻，国民党失城丢地，八路军、新四军则北南辉映，不断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在1939年伊始，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兴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于敏他们每天哼唱着“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只为着秋天收成好，多打粮食送军粮……”英气勃勃地走在上下班的路上。报纸当然要报道这亘古未有的新气象，因此于敏兴冲冲地出发，迅即写出了平生第一篇新闻稿件。
然而，这件“处女作”偏偏出了错误。
原来，于敏采访的是一个搞农业冲锋在前的军事单位。消息发表后，立即接到电话，说是新闻有误。原因是于敏听错了受访者用浓重的闽音所说的计量单位。这件事犹如当头棒喝，使他由此记住：记者不仅要头脑清楚，眼光明锐，嗅觉灵敏，而且要精细、谨慎，一丝不苟。
主编李初梨对于敏很信任，宣布除了上面下来的专论不能有一字更动，其他稿件一概由于敏处理。更让于敏得意的是，凡属登在第四版的毛泽东的手稿，都由他亲送印刷厂校印。于敏清楚记得，毛泽东习惯用薄细宣纸，其字迹龙飞凤舞，常常一道一道线划到边上，大圈套着小圈，修改了还要再修改。每有毛泽东手稿下来，于敏必须亲手捧送清凉山印刷厂，面对那些识字不多的印刷工，不厌其烦地细细指点。遗憾的是，那些手稿都没有保存下来，去向他也无从知道。
晚年的于敏非常怀念清凉山下的万佛洞。洞内石壁上，有北魏时期的石刻佛像，里面的那些印刷机器，是从来不怕鬼子飞机轰炸的；那一张张、一捆捆，刊载着“革命信息和真经”的报纸，就是从这儿诞生的。
万佛洞也有隐忧。有一天，报纸第一版出现了政治事故，中央下令全部销毁重印。在追查责任过程中，发现地上有烧糊的纸片，上面有可疑的字迹。经查验，这竟是第一版编辑高某所为，是他向西安特务机关报告的。真是令人震惊，国民党的特务就睡在榻旁，距离中央军委不足100米。
这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20周年，延安青年举行盛大庆祝集会。会前毛泽东在《新中华报》发表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警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在纪念大会的现场讲话中，毛泽东又补充说：“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
这番话被于敏视为圭臬，一辈子坚定奉行。
进鲁艺工作兼戏剧教员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1982年5月，于敏（左一）重回延安，在鲁艺旧址与同志们合影。
1939年冬，于敏被调到鲁艺研究科担任科长，他身兼戏剧系教员，阅读了大量书籍以确保不辱使命。为准备党的“七大”，他到延安各文化单位遍寻材料。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渐渐打通了思想。抗战胜利后，他随干部队伍返回山东，到山东省教育厅报到。
进鲁艺授课做研究
为“七大”遍寻材料
1939年冬，王滨和田方被调到鲁艺。翌年春，鲁艺分出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四个部，其中戏剧部下属戏剧系和实验剧团，田、王分任剧团的正副团长。二人刚展开拳脚，便想到了于敏，硬是把他拽进来，做了研究科（剧团下设研究、演出、总务三科）的科长。这一年，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于敏的研究科分管全团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在业务学习方面，于敏身兼戏剧系教员，教文学欣赏。为不辱使命，他拼命阅读了不少书籍。遗憾的是，鲁艺图书馆存书有限，在被日军和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条件下，进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敏只好各处搜求。意外的是，在杨家岭图书馆居然找到了《金瓶梅词话》。那些中外名着和文艺理论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那段时间，他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高尔基。高尔基关于写工人、农民的劳动和生活，有完美的艺术表现，使之成为文学的新主人，以及文学创作是理解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统一过程的论述，给他以醍醐灌顶的启示，让他终生受益。
尤令于敏难忘的，是为了准备党的“七大”，党中央需要大量参考材料，包括政、军、经、教、文各方面。这是全国性的，涵盖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收集和整理全国抗战演戏材料的任务落到了鲁艺戏剧部。为此，于敏跑遍延安各有关文化单位，搜求全国的戏剧刊物和有关报刊，“钻”遍了每个角落。这些材料都是孤本，不能剪贴，只能抄录，所以他只能“伴油灯、迎朝阳”地苦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将材料分门别类，成册地呈交上去。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 思想觉悟跃上新高度
1942年春天，于敏得了肺结核病，只得进干部疗养所治疗。没有药物，只是伙食有所改善。改善也得自己动手，疗养人员每人养一只鸡，靠它下蛋补身体。
5月2日上午，他刚从疗养所回到鲁艺，恰逢校长周扬从山上下来，通知他下午到杨家岭去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时他还不清楚，这是延安文艺整风的开始，而且是与全党整风结合进行的。
当时文艺界有大小四个“山头”，大的是鲁迅艺术文学院和文艺界抗敌协会，小的是青年艺术剧团和民众剧团。于敏和王滨、田方都是鲁艺的正式代表。中央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徐特立、张闻天、秦邦宪、何凯丰等。当毛主席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主席绕场一周，和大家一一握手。于敏近距离看到，这位伟人的棉衣肘弯处已经磨破，露出了棉絮，他一时感动得发抖。这个镜头永远“定格”在他的脑海里。
晚年的于敏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归纳出八个方面的问题（关系）：一是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二是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三是文艺创作与生活源泉的关系，四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五是创作与借鉴的关系，六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问题，七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八是文艺界的团结与统一战线的关系。他在阐述这些“关系”之后，以亲身体会讲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毛主席的讲话有些是很尖锐的，譬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经过各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后来经过文艺整风，于敏的思想才渐渐通了。事实上这是“洗涤灵魂”的开始。从“亭子间”走出的人，都要经过“脱胎换骨”的过程。
延安中学执教鞭
抗战胜利回山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标志着文艺新天地的开始。曾因“关门提高”而受到毛泽东不点名批评的鲁艺，校门哗然大开，师生们走向新群众、新生活，大多数人打起背包深入到农村，拜民间艺人为师。于敏缺乏歌舞音乐方面的特长，就被调入延安中学，做三年级第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员。班里学生多半是高干子弟，不好管理。于敏感到肩头责任太重，然而还有更愁的：所有课程都没有现成教材，教员皆需“现蒸现卖”。不过所有的“愁点”后来都被克服了。于敏是很称职的教师，得到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何利的赏识，被擢升为教导处副主任。
于敏在延安中学工作了一年多。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鲁艺，师生们在校园里围着篝火狂欢歌舞。这时总支书记宋侃夫走向于敏，握着他的手祝贺：“你们不久就可以回上海工作了！”事实证明，“双十协定”就是空文，蒋介石故作“和平”姿态，只为争取时间。当此关键时刻，东北成为国共两军必争之地。于是成队的延安干部轻装上路。大家兴奋地叫嚷着：“吃了八年小米，如今要去吃白山黑水的高粱米了！”
三个月后，以周扬为首的鲁艺几乎走空了。王滨已回老家山东，到烟台找姚仲明（时为烟台市市长）办摄影队。于敏也决意回老家。1946年6月，中央组织部组成约40人的干部队，派往山东。于敏只带随身衣物，随队踏上了漫漫征程。
那时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机关设在临沂。从延安到临沂，若走直线，徒步不过一个月，但因晋冀鲁根据地尚未连成一片，只得绕大圈子。于敏这支干部队伍从离石南下，经汾阳、介休、襄垣、黎城、陟县、武安，北折经河北的邯郸，然后经山东的菏泽、巨野、济宁、滕县、费县，一路行军40多天，方才到达临沂。其间过太行山时，队员们豪情万丈，放声高歌《我们在太行山上》。于敏乘兴做了一首五言诗：“太行多高峰，涧谷喜纵横。林深飞鸟急，石坚马蹄轻。松风疑狂雨，云驰任西东。负贩知苦乐，树下枕曲肱。”
为新中国创作电影《桥》
电影《赵一曼》剧照。
电影《桥》剧照。
内战全面爆发后，于敏随部队撤退，抵达安东，又到哈尔滨。他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在哈尔滨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据此创作了新中国电影奠基之作《桥》。为撰写电影剧本《赵一曼》，他辗转多地采访，影片上映后反响不错。于敏之后获得更多赵一曼的资料，却因未能重新拍摄而遗憾。
炮火中领命编教材 一路北撤赴哈尔滨
1946年6月的一天，于敏服从华东局安排，到山东省教育厅报到，被任命为山东大学讲师。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临沂即将变成前线，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只好撤退。于敏来不及站上讲台，就匆忙随队转移了。
战时的大学有一批从苏北撤退来的水平高、经验丰富的教师。教育厅据此成立了一个中学教材编辑委员会，于敏被任命为编委，兼语文组组长。他带着几个人，去藏在山谷里的书库查阅书籍。战争日渐激烈，他们在枪炮声中向北撤退、再撤退。其间，学生们不断加入支前队伍，渐渐走光了，课程也停了。教师队伍却没解散，如此，于敏可以专心致志地编书。
一直撤到胶东，胜利接着胜利，但还不能完全遏制国民党军的攻势。这时编辑组的人已经星散，只剩数人与于敏相伴。途中下来命令：他们要化装分散在农村干部当中，约百人，秘密经过敌占区。于敏戴上礼帽，穿上夹袍，俨然商人摸样，抵达威海。而刘公岛附近海面上有国民党三艘军舰布成的封锁线，大连去不成了，数日后新命令下达，要到安东（今丹东），当晚必须出发。
百号人挤在小艇甲板上，晃晃悠悠，远远地看见敌舰的灯光。但船长很镇定，笑着说：“不要担心，咱船小目标也小。必要时先向东驶去，再转而北上……”他们安全地避开了敌舰的封锁。即将天亮时到达安东。
那时安东刚刚解放，蓦然间，于敏看见街头有张电影海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片《民主东北》，不禁大喜。他估计田方和王滨一定到那里了，决定找他们去。
得到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的准许后，于敏在大雪纷飞的一天，从临江启程北上，孤身向哈尔滨奔去。在东北局那座俄式建筑里，他见到了正在开文艺会议的“鲁艺”朋友田方等人。然后脱下便衣，换上军服。不等会议结束，他就到东北电影制片厂报到了。
投身“东影”开新篇 住在厂内找素材
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共产党长春地下组织在原日本“满映”基础上建立的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10月，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厂长袁牧之，副厂长吴印咸，党委书记陈波儿，都是我国左翼电影的先驱。于敏踌躇满志地加入到了新中国电影人的行列。
光拍新闻片已不能满足军民的需要，“东影”决定试拍故事片。遵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旨，“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有的人下部队体验生活，有的人则下到农村。于敏选择到哈尔滨机车车辆厂。
哈尔滨机车车辆厂是中苏共管的，于敏多次目睹了工友们忘我劳动的情景，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而最令他难忘的一件事是：在修江上大桥的时候，一种介于桥墩和钢梁之间俗称“乌龟盖”的大钢垫，在当时千金难买。厂里想自己制造，然而当时东北全境战火纷飞，国共两军胜败难分，一些工程人员担心“变天”，不敢出头。当时，工人们挺身而出，带头的是几个老师傅。他们修炉，搜求炭精棒，炼钢，铸造，夜以继日，终于让一批批“乌龟盖”爬上桥墩，用它们的脊背承载了千钧重压，让解放军的车辆从桥上滚滚向前。
于敏在厂里住了三个多月，带着丰盈的素材回到省招待所。为了能安静创作，他“霸占”了大厅一根圆柱和环形椅，白天屈身在膝盖上持笔苦思，夜里在环形椅上像虾米那样躺着睡，就这样写出了电影剧本《桥》的初稿。
《桥》应该说是新中国电影故事片的第一部文学剧本，被带回“东影”，看过的人都说有气势，也提了些意见。经过数次修改，1948年末投入拍摄。导演正是于敏的好友王滨。二人首次合作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敏后来在《自传》说：“《桥》其实在艺术上很粗糙，带有初期作品的特点。”但它是新中国电影的一块基石，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对于电影《桥》，周恩来总理曾说：“不管作品有什么欠缺，它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这几个字让于敏感到无上荣光。
心怀敬仰写“抗联”
老来犹忆《赵一曼》
《桥》投入拍摄之时，于敏已在为他的第二部电影剧本《赵一曼》做准备。
《赵一曼》的拍摄源于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的建议，他是抗日联军老骨干，说抗联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应该拍摄《赵一曼》和《八女投江》。“东影”安排于敏负责创作《赵一曼》，女作家颜一烟（于敏在延安时的老同事）接下《八女投江》（后改名《中华儿女》）的创作任务。
女英雄赵一曼的大名无人不知，却没人能说出她的具体事迹。哈尔滨已有了抗日英雄纪念馆，地址就在关押赵一曼的日军警备司令部，杨靖宇、赵尚志等均有遗物，唯独缺少赵一曼的。于敏按照某些线索，找了为赵一曼治过伤的张医生，但对方说当年只知治病，其他一概不知。找了护理过赵一曼的护士小韩，但凑巧对方病危，无法见面。万般无奈之际，一位叫李敏的原抗联女战士出现了。她和于敏连续谈了八个夜晚，叙述过程中还动情地唱起《红旗歌》等抗日歌曲。之后于敏和颜一烟又去齐齐哈尔，采访了传奇人物于天放。再去亚布罗尼森林，采访了另一英雄“干巴姜”（外号）……奔走两个多月，间接素材不少，与赵一曼直接相关的不多。只知道她从上海到东北，与地下工会的老曹假扮夫妻，老曹后来牺牲在牢中。赵一曼还曾组织电车工人罢工，其身份暴露后去农村参加抗联，担任团政治委员，敌报上曾以“红衣白马，双手持枪，飞驰如飞”云云来形容她的不凡。再后来，赵一曼在战斗中因受伤落入敌手，受尽酷刑，但在威胁利诱面前始终不吐一字。护士小韩和警察董某，为其所感，受其教育，三人密谋潜逃，却不幸被日本骑兵发现，逮捕入狱。1937年7月5日，赵一曼壮烈殉国。
于敏根据以上赵一曼事迹形成了剧本梗概，1949年4月交上初稿。导演沙蒙看了，表示基本满意。石联星看了剧本，自告奋勇要演赵一曼。之后，于敏亲持剧本送至中共中央东北局，恰好见到当年的老上级李初梨，时任秘书长的李初梨高兴地说：“不用看了，拿回去拍片好了！”
影片上映后反响不错，之后还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五届国际电影节。但于敏却有着满满的遗憾。因为后来，他又得到关于赵一曼太多太多素材，想在有生之年重写《赵一曼》，让英雄的形象愈加光辉灿烂，但这个愿望因故未能完成。
国际电影节上收获荣光
于敏（左）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握手。
于敏（左）与德国导演柯特。
1949年，于敏赴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艺界大会以及全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1950年，他带队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五届国际电影节，接受众多国外记者的采访；带《赵一曼》巡映时，三万名莫斯特矿工观影后一齐起立，同声高唱《国际歌》的动人场景，成为中国影史上动人的一笔。
进京出席两场盛会 领袖祝酒意义非凡
1949年初春，东北电影制片厂已经移回长春，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那时于敏的《赵一曼》刚刚完稿，他住在离厂十多里的朝阳村休息，整日与沙蒙、凌子风、石联星、成荫等相聚言欢。他的终生挚友王滨则正忙碌着，要把舞剧《白毛女》搬上银幕。
这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艺界大会在北京开幕，于敏作为代表进京参会。当时淮海战役虽已胜利，但华南和海南还没解放。党中央在这样的形势下，把文艺界领袖人物和知名人士召集相聚，足见对文艺工作的重视。
若干年来，于敏常常回忆起会议期间，他们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动人情景。毛主席说：“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人民所需要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从那一刻起，“人民需要”和“革命需要”这两个“需要”，永远铭刻在于敏心上。
在怀仁堂后院的晚宴，气氛祥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大家祝酒，玻璃杯相碰的叮当声令人痴醉。如此场面，如此礼遇，于敏此生未有，深感荣幸。后来，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脚下似有祥云，眼前似有琼花，耳边似有百鸟啁鸣……”
会议之后，当月下旬又召开了全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于26日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参加国际电影节 幽默回答记者提问
1950年6月，一项光荣任务落到于敏头上：捷克斯洛伐克将举办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电影局派出新中国电影界的第一个代表团，任命于敏为首席代表。
8月，代表团一行三人，另两位是新闻纪录片专家钱筱章、电影技术专家罗静予。他们从北京起飞取道莫斯科，再搭火车到捷克斯洛伐克。
此届电影节的口号是“为和平、为友谊、为新人”。开幕之前，我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恰好来此休假，于敏拿着发言稿请他审阅，他阅后笑道：“这里边政治术语太多了，外国人不兴这样的。”于敏即按王稼祥的意见改了。
参加电影节的多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此外还有荷、比、意、英、法、德、印等国的左派记者。苏联的《攻克柏林》得了大奖；中国的《中华儿女》得了自由斗争奖，于敏喜出望外。《中华儿女》的主演石联星获得最佳女演员奖，于敏代她登台领奖。他握着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茨基的手，十分兴奋。后来国内同行看纪录片，都笑他身子晃动得厉害。
这次电影节使于敏深切感受到世界人民对中国的热爱，节会的气氛也使他感觉轻松愉快。其间还曾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20多位外国记者围拢于敏，要他开记者招待会。于敏侃侃而谈。记者们又问我国有几个电影厂、多少从业人员、拍了几部片子。这些于敏如数家珍。不料一位法国女记者问：“听说你们影片上不许接吻，是真的吗？”于敏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稍顷，他微微一笑说：“我们中国人也善于接吻，和你们一样；不过我们不是在大街上接吻……”这话倒也幽默，引得记者们哄堂大笑。
带队巡映《赵一曼》
万众齐唱《国际歌》
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之后，按照惯例，还要举行“工人电影节”，带上影片到各城市巡映。与会的代表分作两队，一队队长是苏联代表，二队队长则由中国代表于敏担任。他带上印、意、比、荷、英的记者，波兰的男女演员，德国的导演柯特博士及夫人等，意气风发地出发了。每到一地，影片放映前队长必须讲话，于敏的讲话都是通过翻译传给当地群众。旅途中，他也有机会跟外国朋友进行业务交流，这使他受益匪浅。那位柯特博士颇有见地，人也真诚，他分析《赵一曼》和《中华儿女》说：“城市地下工作一类，我们看得多了。《中华儿女》描写农村妇女变成女战士，那么英勇，我们倒觉得很新鲜……”于敏过去看过一部德国电影，名为《暧昧的婚姻》，题意颇费解，就向他请教。想不到这恰好是他的作品，题目其实译为《阴影下的婚姻》或更贴切。写的是法西斯统治下的一段爱情故事。交谈之间，柯特流露出了想跟中国同行合作拍片的意愿，于敏很高兴地点头答应。
巡映队一路走来，最令于敏感动的还是在莫斯特，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煤矿区。那个晚上，在山谷中的露天广场放映《赵一曼》。放映之前，于敏向三万观众做了简短的致辞。放映期间，全场出奇地安静，这使于敏有些忐忑：吃不准他的作品能不能打动异国矿工。却想不到，当影片映完，电灯亮时，三万观众忽然一齐起立，接着同声高唱《国际歌》，那雄浑昂扬的旋律立时震荡山谷。于敏被感动得泪水涌流。瞬间，他被一层层的工人包围了。握手、拥抱。人们一阵阵高呼：“毛泽东！毛泽东！”一个矿工还把一盏矿灯塞到于敏怀里。这盏具有象征意义的矿灯，此后常在于敏心里闪光。
于敏和钱筱章、罗静予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北京。电影局举行了汇报会。到场的有中宣部部长胡乔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以及袁牧之、陈波儿等同志。于敏汇报了代表团的活动情况，着重讲述了《赵一曼》放映后三万人高唱《国际歌》的感人场面。领导们受到他的感染，有的频频点头，有的若有所思。这之后，于敏又向北京电影界作了汇报；回长春后，又向“长影”的同仁们讲述了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情况。所有的“长影人”都因此而感到骄傲，因为《赵一曼》和《中华儿女》带来的荣誉，已载入“长影”史册，并成为不仅属于“长影”的一份宝贵“资本”。
扎根在鞍钢为工人创作
《炉火正红》剧照
1950年，于敏在沈阳第三机床厂体验生活，创作了剧本《高歌猛进》；1952年，他到鞍山体验生活，写出了电影剧本《但愿人长久》；1953年，他携带家人落户鞍钢，在这里度过了26年，创作了电影剧本《炉火正红》。他与工人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为许多工人模范“树碑立传”。
深入工厂体验生活
倾力打造时代经典
1950年初春，于敏收拾行囊，来到沈阳第三机床厂体验生活。他把这视为走出“小鲁艺”，奔向“大天地”，实践毛主席《讲话》精神的一次自觉行动。
那时全国兴起创造新纪录运动，发源地就是沈阳第三机床厂。车工赵国有是这次运动的“创始人”。他改进了刀具和操作方法，原先车削一根8尺的丝杠要用12小时，他缩短到8小时。全厂推广了此法，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于敏访问了赵国有和他的伙伴，以及党政干部和技术人员，用时一个多月，然后开始构思剧本。作品初名《速度》，以工厂的歌咏活动为故事线，洋溢着青春气息，歌颂了青年男女工人的革新创造精神。剧本带回北京，电影局的领导蔡楚生建议改名为《高歌猛进》。局艺委会遂指定王家乙为导演。王家乙是于敏在延安“鲁艺”的同事，曾在《桥》中饰演主角老梁。二人交谈一次，十分默契。影片很快拍成，参加了1950年至1951年的国产片大汇演，得到较高评价。
1952年，于敏又到东北大工业基地鞍山体验生活。两年前于敏来过这里，那时候一片废墟，日本人曾留下“鞍钢要恢复，至少二十年”的预言。但现在展现在于敏面前的，却是一个“高炉出铁、平炉出钢、轧钢厂出钢材”的蒸蒸日上的新鞍钢。于敏怀着歌颂新人物、新事物的真诚愿望，访问了孟泰、李凤恩、周传典等人，他们都是新一代劳动模范的佼佼者。特别是孟泰，可以说无人不知，是修复高炉、以厂为家的典型。李凤恩是工人学习技术的典型。他俩的特点完美结合，都走进了于敏的艺术世界，成为他的长篇《第一个回合》中的重要角色。
采访中，还有一个“降伏火龙”的事件，引起于敏极大的兴趣。火红的钢锭从加热炉出来，爬上辊道，愈轧愈细，像一条火龙蜿蜒奔驰之时，必须有工人手执大铁钳，火速地夹住龙头，送入名曰导板的关口，使之成为产品。过程颇为壮观；但稍有不慎则会导致机损人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而要驯服火龙，必须用叫反围盘的部件，日本技师多年都没有解决。然而老工人张明山火线请缨，在小型轧钢厂厂长燕明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经过连续7个昼夜的实验、改进，终于取得成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于敏以此事件为蓝本，写出了电影剧本《但愿人长久》，后改名《无穷的潜力》。这部从工人火热的真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作品，得到了沈雁冰的肯定。长影遂列入1954年生产计划。此时谢添主动要求饰演男主角。此片上映后，与同时出炉的上影《伟大的起点》、北影《英雄司机》在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上雷同，有“典型示范”之说；总之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若干年后还被评论家们议论。
创作《炉火正红》 发扬“孟泰精神”
1958年11月26日，鞍山市委向于敏（时在鞍山落户，曾兼任鞍钢轧钢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下达两项任务：一是为十高炉的兴建写一部电影剧本，二是为孟泰写一部传记性作品。所谓十高炉，在当时被称作争气炉，它是在苏联专家撤走后，鞍钢工人自立更生建成的。孟泰是于敏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他许多事迹感人至深，其精神亦确需大加弘扬。于敏觉得于公于私都责无旁贷，就很愉快地立下了三个月交稿的“军令状”。
于敏每天在工地上采访至少6个小时。他昼夜苦干到1959年2月5日，初稿完成，就是《炉火正红》（原名《我们歌颂劳动》），疾速寄往长影候审。是年9月，陈荒煤在北京召开座谈会，邀于敏参加，专题对剧本进行讨论，然后授意长影早日投拍。然而因为有关领导和导演等多方面意见不一，于敏四易其稿，经“三波九折”，才大功告成。
《炉火正红》以鞍钢为背景，聚焦技术革新和群众路线，是“艰苦奋斗、爱厂如家、为国分忧”的“孟泰精神”的艺术体现。影片中工人提出“一钩多吊”等创新方法，与孟泰带领工人从废铁堆中回收零件，以及自制设备解决技术难题的经历何其相似；影片中的高炉抢修、护厂抗险，实际上就是孟泰主动担任护厂队员，多次冒生命危险排除高炉险情的艺术再现；影片通过工人朱全忠说父母亲支持工作，强调个人奉献与集体利益统一，这与孟泰将自己养猪改善职工伙食、自制铁床解决工人住院困难等事迹所体现的无私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落户鞍钢见证发展
书写工人高尚品格
1953年便携带家人落户鞍山的于敏，完全成为了鞍钢人。他与那里的工人们相携走过了26年的风雨，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坎坷和辉煌。他是真正扎根于工人中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如凤毛麟角。
在于敏的《自传》中，他披露了在工地上亲身经历的一些生死瞬间：有一次，一辆铁车向他奔来，他急于躲避，被挤在一根立柱上，差点丢掉性命。还有一次，他走在一块突出的跳板上，没有钉牢的跳板突然翘起，使他坠落下去。若不是几个工人同时把他抱住，他的身体一定会被下面的大钉子穿透。而这一事件，也使他向工人们学到了如何避险的经验。
于敏与工人朝夕相处，相濡以沫。而他也从未忘记一个作家的责任，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努力塑造工人的英雄形象。于敏曾在《孟泰的品格》一文中写道：“老孟泰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高深的学问，没有精湛的技术，没有叱咤风云的丰功伟业。为什么他的形象是光辉的，为什么他给人的印象是经久不灭的？因为他有共产党人的品格。”
在这篇文章中于敏还谈到，他是孟泰家中的常客，他们经常促膝交谈，他也多次听孟泰讲到的诸如瓦斯除尘罩之类的建议，他认为孟泰实际上“早就是一个活雷锋”了。
除了孟泰，于敏还为王秀兰写过一本报告文学。王秀兰是鞍钢一位居民委员会主任，全国劳动模范，其平凡中见伟大的感人事迹很多。那时候于敏经常约王秀兰畅谈，也经常与王秀兰一起走街串户。1957年，于敏依据王秀兰等人的素材，开始创作《平常女人的故事》。1963年9月，陈荒煤在京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于敏出席，并以《创造我们时代的典型》发言。陈荒煤鼓励他说：“夏衍看过《平常女人的故事》，认为作品主人公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工人家属，后来成长为先进人物，已有基础，应当修改后投入拍摄……”
诸如此类，于敏为许多工人模范“树碑立传”。他一生中创作了许多“工业题材”优秀作品，堪称最接地气的人民的功勋文艺家。
获金鸡百花终身成就奖
第三届金鸡奖评委会上的于敏（左）与秦怡。
2000年4月，于敏在影片座谈会上接受采访。
于敏断断续续用八年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被叶圣陶赞为“这才是小说”。他担任影协书记处书记时，参与筹备“金鸡奖”奖项设立，提出的“6字方针”和“32字原则”，历届评委视为圭臬。2013年，于敏获“金鸡百花终身成就奖”。
八年磨出长篇小说
回京担任影协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于敏挨过批斗，进过“牛棚”。1970年元旦刚过，他又举家搬迁到乡村落户。但这位老党员随遇而安，在不可想象的困难条件下，断断续续用八年时间写成一部70万字的小说。书名《第一个回合》，属“工业题材”，内容是反映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工人、妇女、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生活的。此书出版前已在北京广播电台连播，听众反响热烈。年近九旬的叶圣陶每晚必听，称“这才是小说”，甚至逢人必荐，以为“语言是上乘，人物写得好，颇有新意，为不可多得之作”。后来应出版社之请，叶圣陶还撰写了一篇评介，通过《文艺报》向社会推荐。1980年《第一个回合》再版，叶圣陶又为此书题写了书名。
《第一个回合》出版之际，于敏接到了老友袁文殊的来信，说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简称影协）即将恢复，问他能否回京共事，这是天降喜讯。随之于敏被任命为影协书记处书记，并兼《人民电影》（后改《电影艺术》）主编。从这天起，于敏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于敏协助袁文殊（时为影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决定将影协办成一所专业的和群众性的艺术学校。他重视艺术研究和电影剧本创作，为此书记处与全国总工会、北京市总工会联系，在工人文化宫开办了第一期工人电影学习班。袁文殊、林杉、于敏、罗艺军等专家亲临授课。学习班坚持了20多年，培养了一批批业余电影评论员，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1990年代末编辑成册，题曰《银海坦言》，于敏为之作序。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于敏是正式代表。“文代会”之后，又召开了第四次“影代会”。于敏建议会议的主旨应是“民主、争鸣、团结”，又提出16字方针，即“各抒己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提高”。
在改革开放时期，于敏全身心投入到影协工作中去。正像着名电影导演李前宽说的那样：于敏“辛勤努力，认真工作，搭建了中国影协与影人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把影协停息多年繁杂而紊乱的摊子，重新安排得井井有条，人人称道”。
呕心沥血为“金鸡” “终身成就”入史册
中国电影金鸡奖是由中国影协和中国文联主办的奖项，创立于1981年。此前影协成立了筹备组，于敏参与其中，此外还有夏衍、陈荒煤、袁文殊、林杉、丁峤、白杨、于蓝、王家乙、水华等老领导、老艺术家。拟议时，此奖项将区别于百花奖的“大众投票”和华表奖的“政府表彰”，突出专业性和权威性。在考虑名称时，筹备组煞费苦心，拟了几个名字都不满意，后来从周恩来一幅题词中的“闻鸡起舞”受到启发，又考虑到1981年是鸡年，觉得名之“金鸡”最好，既可以此纪念周总理对电影事业的关怀，又可督促电影人努力奋斗做报晓的金鸡。
于敏认为，在金鸡奖的旗帜上，应标出“6字方针”：学术、争鸣、民主。学术是“金鸡”的灵魂，目的不仅仅是每年推出一批获奖者，而主要是用社会活动的方式，使影片评论达到学术研究的水平，力求有利于电影创作的向上和繁荣。在这个平台上，争鸣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了。于敏又提出一个“24字原则”：“六亲不认，只认学术；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评委们都表示认同；后来又加了8个字，即“充分协商，顾全大局”，遂定为“32字原则”。“6字方针”和“32字原则”，历届评委视为圭臬。
1981年4月20日，第一届金鸡奖评委会开幕。全体评委从1980年生产的82部故事片中，投票选出3部提名影片：《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法庭内外》。经过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投票，《天云山传奇》以1票的优势排在首位。
1982年第二届金鸡奖评选，《西安事变》《沙鸥》《邻居》《喜盈门》入围。前三部影片互为伯仲，也各有缺点。相比之下，《喜盈门》人物形象鲜明，生活气息浓郁，语言生动活泼，实为不可多得的农村轻喜剧，以家庭伦理的新风尚触动了亿万观众之心；然而从电影的艺术造型手段，以及内容的意蕴上分析，该剧比前三片稍有逊色。评委们于是遵循“充分协商，顾全大局”这一原则，最终确定给予《喜盈门》荣誉奖，而不列入提名。
2001年，于敏总结了他所参加的十二届金鸡奖评委会对每届影片评选的分析，将一篇篇文章汇编成册，出版了《金鸡述评一纪》，此书成为业界研究金鸡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2013年9月8日，这位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百岁老人，获得“金鸡百花终身成就奖”。
百岁人生辉煌路 风范品格是楷模
2014年10月14日，于敏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旅程。
是年春天，中国影协为表达对这位老艺术家的敬意，出版了一套《于敏文集》。《文集》共十四卷，约350万字，内容包括电影剧本、电影理论评论、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多个方面。这部煌煌大着，不仅是于敏一生文学艺术造诣的集中体现，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种“缩写”。
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赵实在《文集》“序一”中说：“于敏同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面旗帜。他在着述中强调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强调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提倡电影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为推动中国电影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任中国影协名誉主席、着名电影艺术家李前宽《文集》撰写了“序二”，文中赞扬了这位百岁老人的风范、风骨和涵养，称其“平素生活十分低调，少言寡语，惜字如金；但心中的境界很高，对事物有自己的独立见地，不管上下左右八面来风。”事实也的确如此。譬如说，于敏阅历丰富，学识渊博，但他在社会生活中始终以“学生”自居。在《于敏自传》的封面上，他的头像上面，就赫然印着“一生是学生”五个金字。
2019年9月5日，于敏逝世五周年前夕，他的女儿于晓燕、儿子于中宁来到潍坊，将沉甸甸的《于敏文集》捐献给家乡的图书馆。这其实是一种“叶落归根”，是于敏向家乡人民的“汇报”吧。
本期图片由韩钟亮提供
本期资料来源：《于敏自传》《于敏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