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兰同志传记
秦伯兰，名文蔚，字伯兰，1895年生于昌乐县高崖村。其家庭在高崖一带属名门望族，兄弟四人中他排行第三。秦伯兰自幼勤奋好学，学业成绩名列前茅，192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此后先后在山东济宁河务局、交通部水利工程部门任职，兼任平绥铁路工程师；1927年至1929年在国立医科大学教授德语；1929年至1937年任山东省建设厅水利专员。青年时期的秦伯兰深受“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浪潮的影响，满怀忧国忧民之心，虽怀抱报国之志，却在旧中国难以施展抱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难。任山东省建设厅水利专员期间，鲁西北遭遇黄河泛滥，灾民流离失所，秦伯兰积极向当局建议，组织灾民疏散至无灾县区谋生，并抓紧整修河堤，助力灾区百姓早日重返家园，这一举措深受群众好评。高崖村地处汶河、孟津河交汇处，村西北孟津河的二河子虽水势不大，但每年汛期山洪直冲高崖，严重威胁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秦伯兰返乡探亲时，目睹群众困境，决心为家乡排忧解难，带头筹划整修二河子河道工程。施工期间，他脱掉上衣、卷起裤腿，手持铁锨与乡亲们一同劳作，在他的带动下，艰巨的河道工程顺利竣工，彻底根除了高崖村的水患，至今仍被乡亲们称颂。
1937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东，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仓皇南逃，山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秦伯兰怀着强烈的爱国抗日之心，毅然放弃山东省建设厅水利专员的优厚待遇（月薪150元），返回原籍高崖自筹粮款、购置武器，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当地进步青年学生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忱慕名参军，部分地方上已拉起的小型抗日武装也因势单力薄前来投靠。由于队伍目标明确、方向正确，短期内便发展至100余人，番号为“保安独立团”。当时国民党在山东的各级政权已瘫痪，各地以抗日为名自立“司令”者不计其数，不乏发国难财之徒。在这兵荒马乱、是非难辨的时期，秦伯兰领导的独立团有效维持了地方治安，使群众免受杂牌武装的骚扰。
1938年初，石友三部在焦作一带与日军作战伤亡惨重、陷入困境，我党北方局指示八路军华北联络处开展争取工作，石友三权衡利弊后接受我党意见，愿与我党领导的部队共同开展敌后游击战。1938年4月，石友三率六十九军开进山东进驻鲁中，随即派部队驻扎汶河以北的高崖、鄌郚等战略要地。经协商，石友三将秦伯兰的独立团收编，并发给委任状。同年6月，六十九军扩编为第十军团，石友三任军团长，我党派遣张友渔任政治部部长、匡亚明任副部长。此后，第十军团的政治工作在政治部领导下有序开展，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官兵同甘共苦，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多次协同八路军抗击日伪军“扫荡”。1938年秋，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筹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分局调八支队过胶济铁路南下进驻鲁中前沿阵地高崖。此时国民党委任石友三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和察哈尔省主席，企图以“调虎离山”破坏我党与石友三的统战关系。第十军团调离山东时，因秦伯兰领导的独立团官兵均为本地人，不愿离开家乡，经政治部部长张友渔与八支队协商，独立团归属八支队领导，改编为“独立五团”，秦伯兰仍任团长，部队整编为营连建制，共有战士150余人，武器多为“土压五”，战士成分复杂、思想觉悟不高，官兵普遍缺乏军事常识和基础训练。尽管如此，八支队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为只要拥护抗日、不甘心做亡国奴，就真诚联合共同对敌。八支队司令员马保三亲自到高崖向战士们作报告，讲解八路军的性质；马健生同志也在排以上干部会议上，阐述人民战争的伟大意义及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领导同志的启发引导和八路军战士的言传身教下，独立五团官兵的思想觉悟得到不同程度提升，秦伯兰更是在忧国忧民的基础上豁然开朗，找到了报效祖国的正确道路，决心跟随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八支队刚进入鲁中时人地两生，军粮供应一时困难，秦伯兰主动捐献粮食100石（1石=60公斤），因自家粮食不足，便亲自前往安丘县马疃村叔父家（堂号“致中堂”）借粮支援八支队。1939年春节时，他又出资为当地驻军每人准备了一双布鞋和一元大洋。春节前，独立五团密切配合八支队袭击洛车埠驻敌；除夕之夜，一同奔赴安丘城袭击日伪军，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这些抗日行动极大提升了我军声誉，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为帮助这支地方部队尽快提升革命素质，八支队领导亲自将魏鉴清、陈益斋两位同志送到高崖，分别负责独立五团的政治和军事工作，营连级单位也均配备了政治干部。
1939年春，根据形势需要，八支队奉命调往马站、沂水一带驻防，秦伯兰率独立五团向八支队司令部驻地集结，途中在某村宿营时发生意外。深夜，一名营长带领几名连长突然闯入团部，威逼秦伯兰：“我们要留在家乡，不去外地，你立刻下命令把队伍拉回去！”秦伯兰镇静地站起身坚定回应：“我的决心已定，坚决跟着八路军走，绝不回去！”与此同时，我党派驻连队的三位指导员察觉战士骚动，急忙赶往团部汇报，就在指导员抵达团部时，那几名军官已将队伍拉走。原来这是一场阴谋，他们以谈判为幌子纠缠住秦伯兰、魏鉴清、陈益斋三位团部主要负责人，趁机裹挟队伍叛逃。一夜之间，独立五团仅剩下秦伯兰身边的部分青年学生和族家青年。次日行军途中，秦伯兰并未因部队叛逃而消沉，依然坚定地沿着抗日救国道路前进，他找到八支队参谋长杨志雅，如实汇报了事件经过，杨志雅不仅未加批评，仍以礼相待。
1939年春，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整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支队，马保三任司令员，钱钧任副司令员。整编后，秦伯兰调任司令部参谋科任联络参谋，负责对驻防马站一带的国民党新四师吴化文部的统战工作，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1939年秋，山东纵队开展“肃托”运动，同年10月临朐五井战役后，秦伯兰以“托派”罪名在临朐三岔店的南埠口（土名坡丘）被捕，曾在新泰土门召开批判大会。秦伯兰在大会上作了深刻检查，周赤萍当时评价“秦伯兰检查得很好”，大会结束后秦伯兰被释放。然而数日后，秦伯兰被山东纵队调往青陀寺以西的丝阿地区杀害，年仅44岁。
秦伯兰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出于民族义愤毅然抛弃优渥的家庭生活和优厚待遇，返乡自筹钱粮武器组织抗日武装，维护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参加我军后，他接受党的领导，服从指挥，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为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是人民军队的好同志。中共昌乐县委根据中共山东省委1984年12月2日“原山东纵队八支队‘肃托’案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对该案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指示，研究决定为秦伯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刘文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