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地盐业考古新收获
——读《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
冯峰
一、中国古代着名的盐业生产基地
齐地是一个变化的、不断扩展的概念。西周至春秋早期，齐国的地域范围尚不大。齐襄公五年（前693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春秋·庄公元年》）和齐襄公八年（前690年）逼迫“纪侯大去其国”（《春秋·庄公四年》）后，纪国的北部沿海地区成为齐国领土。据《国语·齐语》，齐桓公时齐“地南至于陶（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随”。齐灵公十五年（前567年）齐灭莱后，整个胶东半岛也归齐了。战国早期，齐的势力又扩展到鲁东南沿海地区。本文所谈及的齐地是指春秋晚期以来的齐国疆域。
齐地北部沿海地区大约包含了古今黄河三角洲与莱州湾南岸地区，也即渤海南岸地区，这里的制盐原料有取之不尽的海水、高浓度的浅层地下卤水、漏湖及滨海平原地表上泛的盐碱土。该地区自古至今都是我国着名的盐业生产基地。周、汉文献中所言之“齐国鱼盐之地三百里”“齐之海隅鱼盐之地”主要指的是这一地区。
齐国素以盐业发达闻名于天下。《左传》《战国策》《管子》等文献从不同角度记录了齐国产盐之地、制盐方式、盐业生产规模、盐业管理制度和制盐业在齐国社会发展的地位。《管子》提及“渠展之盐”为齐之重要财富。太公“便鱼盐之利 ”与齐桓公“设轻重鱼盐之利”的做法促进了齐国的富强。这都可以说明，制盐业是齐国最重要的产业。从《管子》轻重篇的有关记载看，齐国还实行了包含食盐民产、官府征收、食盐官府专运专销以及按人口卖盐征税的“食盐官营”制度。这一制度对 中国盐政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曾仰丰先生在《中国盐政史》中认为：“古代盐产之富，莫盛于山东；盐法之兴，亦莫先于山东。”
二、考古新发现与《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
齐国盐业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十多年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地方文物部门在齐地北部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所发现的东周时期制盐遗址群，规模巨大，分布范围东至莱州湾东岸的莱州市，向西经昌邑市、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寿光市、广饶县，再向北经东营市、利津县、沾化县、无棣县至河北省海兴县、盐山县、黄骅市等，横跨300多公里。目前已确定了莱州市西大宋、海沧，昌邑市唐央、火道、辛庄、廒里、东利渔，潍坊滨海开发区西利渔、烽台、固堤场、韩家庙子，寿光市单家庄、王家庄、官台、大荒北央，广饶县东赵、东马楼、南河崖，东营市刘集、刘庄，利津县南望参、洋江，沾化县杨家、下瞿，无棣县邢家山子，河北海兴县杨埕、黄骅市郛堤等30多处制盐遗址群。每处遗址群平均约有40-50处盐业遗址，整个齐地北部沿海地区则存在上千处盐业遗址。文物考古部门还在唐央、烽台、东利渔等盐业遗址群进行了考古钻探、试掘和正式发掘，发现了成组的地下卤水盐井和盐灶，出土了大量的、形态较大的煮盐工具圜底罐（瓮）。就制盐规模、年产量、制盐原料、制盐工艺、制盐季节、生产管理和食盐运销区域而言，齐地北部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与周汉文献所记载的齐国盐政和盐业情况是基本一致的，尤其与《管子》轻重诸篇相关记录吻合。这为齐国的盐业生产和盐政制度提供了考古依据。但是，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还有不相符之处，如，制盐原料利用地下卤水，而不是海水；遗址群的年代不早于春秋晚期（主要为战国时期），并未发现西周晚期及春秋早、中期 （尤其是齐桓公时期）的齐国规模化制盐遗存，等等。因此，从考古发现角度看，《管子》轻重篇所记载的以盐业生产与食盐专营制度为代表的财政经济思想产生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齐国。这些足以改变学界以往的认识。
更令人惊奇的是齐地北部沿海地区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距今3300-2900年）、汉魏时期、唐宋时期以及元明时期的盐业遗址群。就规模而言，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东周时期和元明时期是该地区三个盐业生产高峰期。文物考古部门通过十多年的连续工作，对这一地区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的盐业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钻探和发掘，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十多处殷商时期盐业遗址群，四百多处单个制盐作坊遗址。发掘累计面积超过上万平方米，发现了由地下卤水坑井、沉淀池、蒸发池、储卤坑、盐灶、盐棚等组成的多个完整制盐作坊单元，所见单体盐灶面积就达三四十平方米。2008年寿光双王城商周盐业遗址的发掘还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自2003年来，燕生东教授就在齐地北部沿海地区进行了系统化田野调查，主持和参与了多个盐业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掌握了第一手考古资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一书（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文物出版社，2013年。以下简称《盐业》）的出版，就是这一系列盐业考古发现的系统研究和阶段性成果。
《盐业》运用聚落形态理念和考古研究方法对齐地北部沿海地区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盐业生产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通过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的系统整合，参照科技分析，解决了这一阶段盐业聚落群的年代分期、分布特点、制盐工艺流程以及盐业生产规模、生产组织、生产性质等问题，得出了殷墟时期齐地北部沿海地区为商王朝制盐中心这一重要结论；从盐业生产角度展现了齐地在殷商王朝和西周王朝的地位与角色。
三、殷商王朝盐业生产中心
根据《盐业》第二章介绍，齐地北部沿海地区具有独特的气侯、水文、地质地貌条件，从而形成了多个浅水地下卤水层。该地区属于缓慢沉降的泥沙质平原，地势低洼、平坦宽阔。频发的风暴潮能使海水上溯平原内几十公里，致使海水滞留在沿海平原洼地、渴湖内。由于长期高温、干燥和多风天气的影响，海水不断蒸发，浓缩成浓度较高的卤水，当卤水比重增大，就会下沉渗流到泥沙层中聚集，形成地下卤水层。迄今在两千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已探明NaCl储量达1.65亿吨。浅层地下卤水的盐含量是海水的3-6倍，非常利于煮盐、晒盐。目前，制盐的主要原料即是抽取的地下高浓度卤水。地方文献记载，明清时期，该地区主要是挖掘盐井汲取浅层地下卤水来晒盐或煮盐；而考古发现表明，商代、两周时期、汉魏时期、唐宋时期和金元时期都是利用地下卤水来煮盐，这是以前未曾注意到的。
目前，齐地北部沿海地区所发现的制盐作坊群分布范围达数平方公里至上百平方公里不等，每处作坊群包含十几至几十处制盐作坊（《盐业》37页）。像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在3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近80多处商代制盐作坊（《盐业》125页），广饶东赵和沾化杨家盐业遗址群的规模与双王城相当或略大些。对数个盐业遗址群的详细钻探和发掘结果表明，每处制盐作坊包含1至4处制盐单元，每一制盐单元占地面积在4至6.5千平方米之间。所见制盐单元结构基本相同：地下卤水坑井、巨型盐灶、大型灶棚以及附属于盐灶的工作间、储卤坑等均处于地势较高的中心部位，以之为中轴线，与坑井相连的卤水沟与成组的沉淀池、蒸发池对称分布在左右两侧（《盐业》104、105页）。每个盐灶的面积在30-40平方米。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的盐业作坊群内，制盐单元和盐灶结构、面积基本相同，显示出当时存在着统一的规制。作者根据考古发现和科技分析，还首次复原了当时的制盐工艺流程：春季，盐工从地下卤水坑井内取出卤水，倒人沉淀池过滤、净化；卤水在蒸发池内风吹日晒，形成高浓度的卤水；盐工把制好的卤水放入盐灶两侧的储卤坑，然后在灶室上搭设网状架子，网口内铺垫草拌泥，其上置放煮盐工具盔形器；在工作间内点火，往盔形器内不断添加卤水，卤水通过慢火熬煮成盐，待盔形器内煮满盐停火，取出盐制品。夏初雨季来临之前，盐工们把盐制品运出，撤离制盐场所（《盐业》105页）。作者推算，每个盐灶置放的盔形器数量都在150-200个，每次举火煮盐所获数量在千斤左右。仅双王城一带每年盐产量就达四五万斤，而齐地沿海地区年产量应达数十万斤左右。据制卤和煮盐过程以及运送盐制品与盔形器所需人数推算，每个制盐单位有盐工10人左右，双王城有盐工四五百人，而整个齐地沿海地区，直接参与盐业生产的人（盐工）数应在五六千人以上（《盐业》116页）。每处制盐作坊群还可分出若干层次的生产组织。
环绕制盐作坊群内侧的咸淡水两侧及内陆腹地尤其是古济水、古黄河、漯水、徒骇河两岸出现了与制盐作坊群同时聚落，数量达300处以上，其中数十处聚落内还发现了青铜礼器与徽识符号（《盐业》37至39页）。经分析表明，咸淡水两侧的聚落是盐工夏季、冬季定居地及生产制盐工具的场所，而内陆地区的一般聚落种植粮食为盐工提供生活和生产物资（如木材等），并承担盐制品向内陆运输的工作。而出土青铜礼器的高等级聚落则负责盐业生产的管理以及生产和生活物资的调配与运输。所以，作者认为，位于滨海平原地区的制盐作坊群、咸淡水分界线两侧的盐工定居聚落群与环绕它们的内陆腹地的聚落群，同时出现，同时发展，在产业、生业和社会组织上又有明显的分工，这些不同聚落群在经济、社会组织与管理上的相互依存，是有计划、有组织、统一规制的结果（《盐业》244页）。看来，齐地商代制盐业已是有组织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生产。
与制盐工具共出的物质遗存性质为商文化（以往学者把制盐工具盔形器看作东方土着类遗存，是不确切的），商文化与当地文化（比如会泉庄类型）特征鲜明，各有自己的分布区域，文化上二元对立，互不融合。青州苏埠屯和济南刘家庄墓地还发现了在殷墟墓葬中常见的陶明器觚、爵和圈足盘等，这是殷墟时期周边地区比较罕见的特例，显示出该地商文化与殷墟文化关系非常密切。高等级聚落出土的青铜器徽识符号及殷墟卜辞记录显示，来自商王朝的一些族群之驻地大都布局在这一区域核心内，他们应组织、管理操作着盐业生产、相关物资的物流和盐制品的外运。因此，作者认为，齐地北部沿海地区是殷墟时期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唯一的产盐之地（《盐业》256页）；这一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盐业》第七章提及，殷墟时期当商王朝的势力在北方、西方、南方和东南部退缩时，唯有东方地区保持稳定并持续向前发展。鲁西、鲁西南地区商文化发展迅速，目前已发现了200多处聚落遗址，聚落和人口数量较前一段翻倍增长；而鲁西北、鲁北等地区的聚落、人口数量也骤然增多，考古学文化空前繁荣，在滨海滩涂地上出现了十多处规模巨大的盐业生产聚落群，相邻地区发现了近四百处聚落，数量是该地区中商时期聚落总数的十倍之多。齐地沿海地区及内陆腹地殷商文化的突然繁荣，应是商王朝管辖地区的族群在短时间内集中迁来的结果。基于沿海平原上盐业资源的开发，与之相邻的内陆腹地的聚落和人口同时空前增多。沧州倪杨屯，惠民大郭，滨城兰家，博兴寨卞，桓台唐山、史家、旬召，广饶花官、西华村，寿光古城、桑家庄、边线王，潍坊市坊子区院上，青州苏埠屯、于家、涝洼，临朐北菠萝，沂源东安，邹平长山，章丘涧溪，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长清小屯、崮山、孝里，平阴洪范，齐河郝庄等地的贵族墓地中都出土了青铜礼器和兵器（《盐业》264页），多见徽识符号，代表了不同族群。如此看来，齐地沿海地区及内陆腹地还是整个商王朝境内聚落分布、人口密度最为密集，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地区之一。
四、齐国分封与盐业
《史记·周本纪》：“（周武王）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史记·齐太公世家》：“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
在《史记》所述的西周时期齐之三都中，临淄的地望最为明确，即今山东淄博临淄齐故城。薄姑有人认为在济水下游的博兴县东部寨卞或贤城。营丘之地望，则是众说纷纭，有临淄齐故城、昌乐营陵、章丘东平陵附近、寿光窝宋台、昌乐河西、青州臧台等不同看法。从文献叙述之逻辑看，营丘不当在今临淄齐故城。
《史记·货殖列传》：“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盐铁论·轻重篇》：“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汉书·地理志》：“太公以齐地负海澙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是说营丘附近草莱丛生，盐碱遍地（今临淄一带在河冲积平原上，交通便利，土壤肥沃，农业发达，非盐碱地分布区）。因此，齐始封地可能在临淄以北地方。近年，古济水下游的高青县陈庄遗址发现了“齐公”（应即齐太公）后裔丰的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为探索齐早期都城提供了新线索；或许，齐之始封地在古济水下游的今博兴、高青、广饶一带。
一般认为，齐东封为了控制该地区的夷人。但是，据《盐业》介绍，济水下游今博兴、桓台、邹平、广饶（高青县等地多被历代淤土淤沙覆盖，古遗址很难暴露）一带，殷商文化聚落分布非常密集、人口最也集中（《盐业》173、223页图版），文化性质属于典型的殷商文化，桓台唐山、史家，博兴寨卞等还出土了带有铭文或族徽符号的青铜礼器，相邻的沿海地区还存在大规模的制盐作坊群。这容易使人想到，齐国东封的目的是否是监督和羁縻与盐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殷商遗民？
当然，齐国的到来，还应与当地的盐业资源和盐业生产有关。据《盐业》第三章，齐地北部沿海地区规模化的盐业生产一直延续至西周早期（有学者认为可能至西周中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货殖列传》“故太公望封于营丘，……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等记载，也提供了文献证据。看来，齐国分封至此，仍积极发展盐业生产和流通。书中介绍，属于齐国领土的济水下游沿海地区已经发现了大荒北央、南河崖、王家岗、坡家庄、刘集、刘庄、洋江等多处西周早期大型制盐作坊群，由此认为黄河三角洲地区南部至小清河两岸的西周早期盐业作坊群属于齐国所有，应是有道理的（《盐业》265页）。齐分封至此可能与控制这一带的盐业有关。
总之，《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一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盐业考古和中国先秦史盐业研究的空白，解决了齐地早期盐业生产的若干问题（如制盐原料、制盐工艺流程、制盐规模、盐业生产性质以及商王朝在本地的经营过程和方式等等），并为认识齐国分封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的新视角。可以说，是近年东方地区商周考古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