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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作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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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厕所
作者：郭建华
闲步街头，一座建筑物在我眼前一亮。驻足观看，是一间新建的厕所，主体已经完成，建筑工人正在安装管道。厕所的外观颇为时尚，与周边环境也很协调，竟像是一道不错的风景。据了解，这样的公厕在县城分布着很多个。看着这风景，脑子里不由得翻箱倒柜，把一些关于厕所的零零散散的碎片尽数抖搂出来。
儿时家乡的厕所，称之为“栏”或“圈”，如厕则叫做“上栏”或“上圈”。染了肠疾，频频如厕，则说“跑栏”。厕所之所以叫做“栏”，与其功能有关。彼时农家的厕所是与家畜之圈合二为一的，如牛圈、羊圈、猪圈等，猪圈最为普遍。圈的格局大多一棚一池，棚为挡风遮雨，池为沤肥攒粪。二者都是为家畜所谋，如厕倒像借家畜的地盘，钻家畜的空子了。之所以如此“反客为主”，是出于那一池粪肥的宝贵。在化学肥料尚未普及中国广大农村之时，农家就指靠几池粪肥打发那几亩庄稼。这一过程长达千百年。到了大集体时期，化肥已普遍使用，但粪肥仍不可或缺。一则粪肥为有机肥，肥效长，肥地且养地。二则化肥要花钱购买，而粪肥仅靠人工和家畜即可获得。生产队日子紧巴，但人力不缺，故而尽量选择后者。一般每户春秋各攒一栏粪。出栏之后，要堆放得四四方方，由生产队派专人以皮尺丈量，计算出数量，然后评估定级，确定质量，最后综合质、量两方面，给粪肥定值，即记工分。工分相当于内部使用的货币，有“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一说。猪既是造粪的机器，又喜欢在圈池内踩踏翻拱，于圈肥的沤制极为有利，故是否养猪直接关乎粪肥的质量。猪因此也有一份额外的待遇，卖掉之后，按毛重记工分。两栏粪、几头猪在社员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因而家家户户都十分重视养猪，当然也就十分注重猪圈的修建与维护。
后来卫生部门大力推行改厕，即圈、厕分开，层层发动，奖惩并举，频频检查，典型带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历经数载、甚至十数载，厕所总算在农家院中有了一席之地。为便于将粪便排于圈内，所建厕所仍与圈相通。厕所貌似独立，实际上仍是圈的附属。
再后来，圈的功能渐次衰微，直至名存实亡。原因是养猪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农民种大棚瓜菜，也是整车整车地从养殖场购买猪粪、鸡粪。猪在农户、甚至整个村子几近绝迹。猪既不存，圈有何用?农家的厕所这才真正获得独立，越来越像厕所了。
农家厕所身份的变化，仿佛给中国农业文明千百年来的曲折发展划出一条若隐若现的轨迹。
城市的厕所让我大开眼界，惊异地发现厕所竟然会是这般模样。第一次惊异发生在孩提时代。叔父带我去济南，走出火车站不远，便看见一溜房子，低矮而狭长。奇怪的是，窗口开在屋檐下，极小，门口则在房子两端。一位老头儿守门，不时有人出出进进。进门者将零钱交与老头，换取一张草纸，然后做解腰带状。我问叔父：这是什么地方?答曰：茅房。上茅房怎么还要花钱买纸?我大惑不解，近前看，却见老头儿守着小炉子，炉子上坐一砂锅，热气腾腾，里面正煮着面条。我更加大惑不解：茅房门口怎么可以煮饭?叔父说：里面很干净。我怎么也无法将这所奇怪的房子与厕所联系在一起，满腹疑团，一步三回头地跟随叔父离开。
时隔近三十年，我方识得这种城市厕所的“庐山真面目”。1985年，我赴上海参与潍坊电视台出品的第一部电视剧的拍摄。其实大上海的公共厕所比较稀缺。每到一处外景地，合作方上海电影制片厂派出的剧务，便悄悄侦察附近单位可供使用的便池(一般设在院内隐蔽处，简陋狭小但清洁，仅供内部人员小便之用，管理不严，故外人偶可“借用”)，及时告知剧组人员。这天，剧务告诉大家：今天有公厕，就在对面里弄，很近。一脸的得意。我走进对面里弄的那间公厕，第一感觉就是宽敞明亮，一尘不染，毫无异味。便池为沟状，流水潺潺，清澈见底。管理人员身着工作服，戴橡皮手套，穿水靴，极从容、极专业地冲刷擦洗，一丝不苟。外面下起雨来。路人陆陆续续进厕避雨，收起手中的雨伞，静静地看着雨急雨缓，也有相熟者唧唧哇哇，聊着聊着就有笑声暴发出来。看来，这种避雨方式、避雨场所，上海人早已习以为常了。蓦地，我想起了济南火车站前卖手纸、煮面条的老头儿，儿时的困惑烟消云散。
我惊异于上海人做事的认真和精细，一间公厕竟然建造得如此，又管理得如此整洁宜人。他们怎么想得出、又做得到呢?该是文明程度所致吧?我向往上海的文明，自公厕始。
十余年过去，公厕文明的迹象在我的家乡显现。家乡最文明的所在，莫过于县城了。小小县城，公厕还是有几座的，但如厕却不易。厕内之脏臭，不便描述，归结起来，有三不敢：不敢走、不敢看、不敢喘气。这一年，县城突然兴起“公厕热”，数月内，几乎该有公厕的地方都建起新公厕，而且像模像样，就外观而言，不逊于我所向往的上海公厕。内部也装备了冲水设施，且配备了管理人员，大可与上海公厕媲美了。县城的市民和进城的农民跨越式地享受到了公厕文明，惊喜、惊叹，无以名状。
前不久看到一条消息，称某县出台新规，为方便群众如厕，县城所有机关单位内部公厕一律向群众开放。消息曝出，立刻引发热议。褒之者说，关注民生，此举可嘉。贬之者则斥为“作秀”。窃以为，是否“作秀”大可不必细究，只要这新规有效，且为长效，这一创意就值得肯定。至少，衙门敞开了，哪怕只有窄窄的一条缝。百姓进入，不必再接受冷言厉语的盘问，甚至须出具介绍信、身份证等等有效证件，岂不是一大进步?何况还能堂而皇之地解手方便。迈出这一步，新规制定者需要有何等勇气!自然，此举也难免有“亡羊补牢”之嫌。如果县城有足够的公厕，且布局合理，又何必发文颁规，请百姓进机关如厕?想必此城“翻盖”之时，规划师和设计师也将公厕这一元素忽略或遗忘了。正所谓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乃人之本性。如何吃喝拉撒，什么样的衣食住行，则体现人之文明。眼下，开豪车、住别墅、海参鲍鱼、奇装异服，即使在县城，也非罕见，罕见的倒是公厕，岂非咄咄怪事?人若随地方便，岂不等同动物?城市不设公厕，岂非让人向动物看齐?果真如此，我们离文明将何其遥远?
如果说农家厕所的演变，勾勒出农业文明的轨迹，那么，城市公厕的设置和完善，则是城市文明进程的标志，至少是标志之一。看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如何，不妨先看看它的公厕。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一座座崭新的公厕终于在街头现身，终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它至少证明，城市文明的提升，又迈出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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